四川军阀统治下的田赋附加和预征

旧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田赋。在封建社会里,田赋征收多有定额,且每年征收一次。可是在旧军阀统治下,四川却出现了田赋附加和田赋预征。田赋附加是在征收田赋时,附加上各种杂税;田赋预征是不仅征收当年的田赋,而且预先征收往后若干年的田赋。通过田赋附加和预征,军阀们榨取了大量的财富,而人民的负担却增加了数倍至数十倍。     

清代湖广盐业贸易中的官商关系

清代湖广盐业贸易中的官商关系吕一群盐铁官营，是我国封建经济的一大特征。及至清代这一特征仍被沿袭下来，盐税收入成为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钱粮之大款项，田赋、关税、盐课三者而已。”①清代盐的运销主要是由商人来完成，当时除了云南等少数地方仍实行官运官...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土地陈报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关税、盐税等各项商业税收锐减，田赋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之中尤显重要。1941年4月初，国民政府接管各省田赋及土地陈报，并推行田赋征收实物，以解决战时财政问题和粮食问题。土地陈报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川茶与古代的国家治理

唐朝《茶经》最早记载的茶的产区,主要分布于今四川、湖北等地区。宋元以降,百姓饮茶成风。茶税与盐税一样,成为封建政府除田赋以外的重要财政收入项目。川茶还是支撑国家茶马贸易的主要货源,四川也是茶马贸易的主要交易地。川茶在协调民族关系和治理西南边疆的历史进程中曾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     

欧盟预算制度演变分析

欧盟预算制度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欧洲共同体早期的预算,预算来源主要依靠一些专项税收,如对成员国煤钢生产征收的税款;第二阶段,预算制度的形成,预算来源主要依靠成员国的财政摊款;第三阶段,预算制度的艰难发展,预算来源引入了“自有财源”(包括关税、农产品进口差价税、糖税以及增值税提成),同时逐步取消了成员国财政摊款制度;第四阶段,预算制度的平稳发展,预算来源引入了“第四财源”,它在预算来源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现在已成为欧盟预算来源的中坚力量。     

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与田赋征收

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数次变化,其中一个总的趋势是从国有到私有。土地的私有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消失,而是以另外不同的方式存在。秦汉以至明清,国有土地大致有公田、屯田、学田、皇庄、官庄等名目。土地的私有化只是导致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半自耕农土地所有制的出现。秦汉以后的土地制度,大致有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半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三种形式。不同的土地制度,“田赋”征收亦不相同,“田赋”征收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在田赋征收的过程中,涉及诸如田赋的征纳物品、田赋征收中的考成、田赋征收中的私饱以及田赋的预征和蠲免等问题。     

从国民政府初期的湖南财政看地方政治的黑暗

国民政府初期,湖南财政支出中党务、军政各费所占份额极大,教育费、建设费、农矿工商费等一些属于实业性的费用较少,实业建设不受重视;而财政收入以田赋附加及“其它收入”为主要来源,足见当时湖南苛捐杂税繁重、民不聊生。这两大明显特征可略见当时政治腐败之一斑。     

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截留中央盐税浅析

经过民国初年的改革,盐税成为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最重要的财政收入。历届北京国民中央政府都将盐税视为维持自己统治的财政保障,将它列为“国税”范围之内。盐税能否上缴中央与国内政局变化密切相联,当中央控制全国能力强时,地方政府不敢截留中央税款,反之,盐税就成为地方实力派抢夺的目标。盐税截留程度严重与否,是中央政府控制地方能力大小的标志     

从杂税加征视角论清代财政非正式制度的表现

杂税是清代财政结构中的传统项目,多以定额征收。清代前期杂税虽遍征于全国,但相较于其他传统赋税项目如田赋、盐税及常关税来说,杂税征收数额过低。在这一阶段,杂税虽在财政吃紧状况下有过临时性加征的情况,但总体来说杂税在财政体系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然而,自咸丰军兴伊始,随着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也日益加深。为应付异常严峻的财政状况,清代传统赋税项目被不同程度地加征,杂税也在其中。然而因清代赋税深受“原额主义”限制,故田赋虽是清代的大宗赋税,其加征空间却受限,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财政需求。在“原额主义”制约下,杂税也难以实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的大幅度加征。为缓解巨大的财政压力,清政府选择将赋税摊派至地方,各省只得征收经制外赋税以平衡财政需求。因此清代后期于杂税之外另征杂捐。随着赋税压力的增大,杂捐的数量也呈现井喷式增长。杂捐虽是清代传统经制外的赋税项目,但这一杂税的衍生物却对杂税总额的提升大有裨益。由此,杂税在清代财政体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成为清代后期重要的税收项目。文章力图通过梳理清代常规赋税因受“原额主义”限制而无法大幅加征时,清政府为应对财政危机借助加征经制外赋税的办法来提...     

抗战前后刘湘的政治抉择新论

对刘湘的评价长期以抗日战争为分野,形成二元对立的状态:抗战之前刘湘被视为“反动军阀”,之后则被誉为抗日“爱国将领”的模范式人物.其实,刘湘一生的政治选择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非简单的“转变”:不管是在军阀混战还是在抗战时期,其身上均伴随有四川军阀“统一全川”和“川人治川”的观念,极力维护自己在四川的统治地位,即便是对抗日问题的选择,同样是对于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综合考量,即在“救国”的目的之外,还希望通过抗日来抵制蒋介石对四川的控制.而当时国家主义与地方主义升降变迁所造成的国家局势变化,是刘湘选择出川抗日背后重要的时代原因.     

明代的灶户和盐的生产

前言中国封建时代的盐法,一般都包括了盐的生产和流通两个方面。盐是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历代的统治阶级看到了盐的重要性及其使用的普遍性,认为这是王朝财政最广阔的泉源,因此,无不千方百计地控制着盐的生产和流通。历代以来,田赋和盐课成为支持王朝财政的两大杠杆。明代的盐法,一股继承着前代的成法;但其严密和复杂的程度则远超于前代。本文研究的范围限于盐的生产方面,特别着重于盐的生产的主要劳动力——灶户的研究;至于盐的流通和生产有关的,也一并论及。明代盐的生产是在封建王朝严密控制之中,“凡私煎货卖者绞,”所以     

盐税与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支出

文章较为系统地论述盐税在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支出的实际情况,认为其不但是中央军、政等开支的最重要来源,还是偿还债务的重要保障.通过对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中盐税支出活动的考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盐税在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以第三产业发展促进云南省财政增收的对策研究

“十五”期间，我省财政收支持续增长，财政实力显著增强，但财政收入过度依赖于“两烟”产业，支柱税源单一，财源结构不合理的现状造成了我省财政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因而，调整税收结构、培植新的财源成为了我省财政发展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依托第三产业的发展调整财源结构，促进财政增收是我省新的历史时期财政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本文以云南省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财政必要性分析为基础，提出了以第三产业发展促进我省财政增收的对策和建议。     

入世与苏州地方财政策略调整的若干思考

面对我国入世将带给国家财政方面的影响 ,作为国内经济发展较有代表性的地区之一的苏州地方财政 ,在充分依据和严格执行国家财政宏观决策的前提下 ,应积极应对 ,及时调整、研究并采取相应的地方财政策略。这主要包括 :在税收调整策略方面 ,一是利用关税减让政策 ,间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二是利用出口退税政策 ,鼓励本地企业扩大出口规模 ,扩展财源。在财源结构调整策略方面 ,根据不同产业的产出增长与税收变化 ,应进一步推进外向型经济发展 ,降低出口成本 ,鼓励出口 ;继续促进国企改革深化 ,培育企业集团 ,稳定和扩大现有财源 ;扶植并鼓励中小企业发展 ,形成新的财源增长点。在财政投资策略方面 ,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 ,解决好财政投资“越位”问题 ;投资重点产业和项目 ,解决好财政投资“缺位”问题 ,特别是加大对农业、科技产业、城市功能建设以及社会保险的投入。此外 ,还应尽快实行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策略 ,更好地发挥出地方财政的行政作用。     

北洋政府时期的地方公债探析

北洋政府时期,大小军阀各霸一方,连年混战,财源枯竭,地方财政陷于困境。为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各地方政府除截留国税、增加苛捐杂税外,还募债以资挹注。这一时期江西、浙江等17省（区、市）发行的14 579.96万元地方公债中超过66%被用于军政费用,弥补财政不敷;其余债款则用于兴办实业、筑路修桥、赈灾善后和整理金融,对发展地方事业、稳定地方金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入世与苏州地区财政策略调整的若干思考

面对我国入世将带给国家财政方面的影响，作用国内经济发展较有代表性的地区之一的苏州地区财政，在充分依据和严格执行国家财政宏观决策的前提下，应积极应对，及时调整、研究并采取相应的地方财政策略。这主要包括：在税收调整策略方面，一是利用关税减让政策，间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二是利用出口退税政策，鼓励本地企业扩大出口规模，扩展财源。在财源结构调整策略方面；根据不同产业的产出增长与税收变化，应进一步推进外向型经济发展，降低出口成本，鼓励出口；继续促进国企改革深化，培育企业集团，稳定和扩大现有财源；扶植并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形成新的财源增长点。在财政投资策略方面，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解决好财政投资“越位”问题；投资重点产业和项目，解决好财政投资“缺位”问题，特别是加大对农业、科技产业、城市功能建设以及社会保险的投入。此外，还应尽快实行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策略，更好地发挥出地方财政的行政作用。     

北宋田赋管理制度之评析

“理财”在宋时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宋时的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甚至繁荣程度空前,但是政府却一直财政拮据,入不敷出。“军国所资,咸出于租调”,北宋的田赋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半,所以政府对田赋的管理是财政管理中最重要的一环。北宋政府对田赋的管理比较完备,具有复杂性、多变性等特点;中央政府希望通过调整赋税来实现治理国家的目的,必须关注区域性、土地增减以及赋税执行人等变动因素。     

关于畲族来源与迁徙

有关畲族的来源问题,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基本上有三种说法:(一)越人后裔说①。持此说者,有的认为畲族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或范蠡的子孙;有的则认为是战国、秦、汉时期百越的后代;也有的认为是汉、晋时代山越的后裔②。(二)畲、瑶同源于汉晋时代的“武陵蛮”说③。(三)“南蛮”说。持此说者仅仅根据盘瓠传说这一孤证材料,认为畲族源自古代“蛮”或“南蛮”,是广东的土著居民④,而这与畲族自称“山哈”(意即居住在山     

关于贫困地区乡镇财源建设的思考

财政属于经济工作的“晴雨表”。一个地区财政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该地区经济的发展。目前，在贫困地区的一些乡镇，经济建设长期难有大的起色，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财源的严重匾乏。因此，积极探索这些地区乡镇财源的路子，对于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充分调动乡镇财源建设积极性目前，在一些贫困地区，乡镇财政的管理，基本上是采取的“收入全额上交，支出定额下拨”的体制，即在财政支出方面，人员工资、基本公务费等全部由县级财政负担起来，乡级财政仅仅起到一个“出纳”的作用；在财政征收方…     

从国民政府初期的湖南财政看地方政治的黑暗

国民政府初期,湖南财政支出中党务、军政各费所占份额极大,教育费、建设费、农矿工商费等一些属于实业性的费用较少,实业建设不受重视;而财政收入以田赋附加及"其它收入"为主要来源,足见当时湖南苛捐杂税繁重、民不聊生.这两大明显特征可略见当时政治腐败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