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太常礼院及礼仪院探究

北宋太常礼院和礼仪院均为中书门下附属机构,二者的设置皆分割了礼部与太常寺等礼仪官署职权。太常礼院除详定礼仪、参与祭祀大礼外,还编修了大量礼典。随着时代变迁,太常寺对太常礼院职权逐步限制并最终实现权力回收,太常礼院也于元丰改制中罢废。礼仪院因宋真宗崇奉天书符瑞而设,它在文书的上传下达、礼仪活动的协调安排上均有严密管理制度。礼仪院在真宗朝完成其处理"符瑞繁缛"的历史使命之后,职权亦回归太常礼院。北宋太常礼院与礼仪院在设置背景及目的、存留时间、职掌范围、历史地位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尽管二者有些职能重叠且有事务往来,但互不统摄。     

唐宋时期地方社稷与城隍神之间纠葛探析

唐宋时期,随着国家祭祀制度的发展完善,朝廷努力将社稷祭祀礼仪推行于地方,但是在地方层面中州县社稷却遭遇窘境,其祭祀"多不如礼",呈现颓废之状,城隍神明显凌侵社稷尊位而备受地方重视。然州县社稷的现实窘境并不意味着其祭祀衰落,进入地方祭祀体制中的城隍神未能真正取代社稷的地位,而是被收编置于社稷位次之下。由唐至宋,地方社稷与城隍神之间的纠葛,不仅反映了国家祭祀体制在地方社会中的推行和影响,更透视出唐宋国家对地方社会日趋强化的统治和掌控。     

“祭祀不祈”与“内尽己心”:以祭礼中的“鬼神”为例论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

本文以儒家典籍中的“鬼神”为研究对象，借此对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特征进行讨论。儒家思想对鬼神的理解，继承了巫术时代鬼神能影响现实之认识，又为其赋予了新的内涵。新的内涵以“形气论”为认识基础，一方面将鬼神世界与人间世界视作同质且可以互相沟通，极力强调鬼神尤其是“人鬼”与祭祀者之间固有的“父子”关系的重要性，形成了以“报本反始”为核心意义，以“格神”“敬飨”为直接目的的祭祀之礼；另一方面，儒家强调，“格神”的最关键条件是主祭者“事死如事生”的“诚敬之心”，而这一诚敬之心源自于“孝”的情感。     

试论传统五色帝文化

五帝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神祇系统。其主要职能是分别掌管金、木、水、火、土五行系统,因此又称为五行之神、五精之君。从先秦到汉武帝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权的逐步形成,五色帝经历了一个由至上神降格为从属于天的职能神的过程,但始终具有崇高的地位,不但是国家祭祀的主要神祇,还逐渐渗透到民间信仰中,成为三教九流的膜拜对象。古人对五色帝祭祀仪式进行了精心设计,表达出了促成天人合一境界的强烈诉求。     

古乐的演奏与古礼的演习--礼乐关系的历史渊源

礼的形态原型来源于乐.上古以祭祀礼仪为中心的各种"事神人之事",既是古乐的演奏也是古礼的演习."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礼乐谐配,神人以和.礼、乐关系实处于一种自发的原初形态.礼乐文化是这种天地相通,神人相和启示下的人文觉醒.     

山形县的日本国无形民俗文化遗产"番乐"

日本山形县流传的民间“番乐” ,是在举办庆典、神事与佛事活动中所表演的古代民俗艺术 ,属于日本传统民俗“芸能”的一种。它起源于宗教祭祀活动 ,具有很浓的宗教信仰特色 ,目的是提高祭祀活动的祈祷效果     

“事神致福”与“事死如生”——也说秦始皇陵出土铜车马的性质

针对近年学者提出的铜车马＂祭祀＂性质,通过对吉礼、凶礼内容及特点的分析,首先否定了铜车马是＂秦始皇奉献给天帝的祭品＂之说。又根据文献关于葬毕前后的＂奠祭＂和＂祭奠＂,结合覆土对遗迹的叠压层位关系,从秦始皇帝陵园覆土工序完成与否进行双重分析,认为铜车马遗迹属于秦始皇陵葬仪中的＂奠祭＂行为,目的为＂事死如生＂,而祭奠的＂事神致福＂应在寝殿举行。列举了铜车马某些部位的刻文属于计数方式和含义,同时强调了文化发展、融合当为古今文明之原始。     

"天命"思想早期变化的特点

在中国古代,天命观既是一个哲学范畴,同时也是或者说更是一个历史学的论题.因为先秦时期的史官既司天又司人,"究天人之际"是史家的首要职责.《礼记·表记》曾对夏商周三代的天命鬼神观念作了高度概括,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有关"夏道"的具体情况,因为文献不足征,我们不得而知.     

国家神道的祭祀道具——“国魂命”铜镜浅析

起源于中国的铜镜传入日本后,成为太阳神祭祀时的道具,并最终转变为日本皇室祖神天照大神——太阳神的神体象征,被广泛用于国家祭祀和加强皇权的政治活动中。在对外战争期间,铜镜被利用为国家神道的祭祀道具。通过对"国魂命"铜镜的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到从生活用品发展为象征皇权、神道的祭祀用品的铜镜,在国家神道的皇权思想之下,成为鼓动民众为战争献身、为侵略扩张造势的工具,完全背离了其原有的意义。     

秦国——秦朝统治中的礼治因素

秦国的礼渊源于周礼.商鞅变法主张"法治",但他也认为,"礼者,所以便事也",因此并不完全排斥礼;<吕氏春秋>作为杂家的作品,在谈"孝"、"义"之中,渗透着礼的精神;在秦始皇的巡行刻石中,多处可见儒家礼治的特点;<秦会要>则单列礼部,对泰国礼给予了全面的总结.由于秦在战国末期横扫六国,实现一统,所以人们通常总是研究秦军事的强大,认为秦文化就是军事文化,与"礼"无缘.而事实上,泰在重视军事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礼制",这种"礼"是符合秦社会发展及政治需要的.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