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炎与“两税法”

唐德宗朝,正值“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大动荡时期,“均田制”的崩溃,“租庸调法”的弊坏,使唐政府已失去其维持统治的经济基础。方镇势力勃兴,割据之势已成,宦官擅权,政治黑暗,历史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大转变的关头。许多政治家、军事家、理     

論唐代义仓地税兼及两税法的内容

唐代义仓地稅是史学界尚待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到目前为止,在这个問題上还有很大的分歧,許多史学家例如鞠清远、胡如雷等認为义仓就是地稅,有的史学家如岑仲勉等則認为地稅是另外的一种稅收,不是义仓稅。此外,义仓地稅的发展及其具体情况如何,因为研究的人很少,許多問題还不明确。本文的目的就是在史学界諸位前輩研究的基础上,針对以上問題提出个人看法,并进而联系到兩稅法的內容,为唐代租稅的討論提供一些粗淺意见。     

唐代“地子”考释

“地子”是我国唐代的一种地税,过去唐代经济史的研究者对这个问题很少注意。致使对“地子”的概念及其发展、演变等问题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甚至产生一些误解;本文即试图从文献记载及相关文书资料的相互印证中,就“地子”的征收范围、方法及其演变作一考释。一、“地子”的征收范围及方法     

中央权威与地方特性:国民政府时期央地监督制度疏论

受近代西方监督思想及中国传统监督思想的影响,国民政府时期,大批政学界人士从集权监督抑或分权监督、行政监督抑或立法监督、事前积极监督抑或事后消极监督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央地监督思想或主张。同时,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督、行政监督、立法监督、司法监督等制度体系基本确立。但因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当年的央地监督制度建设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     

丁玲时期“中央文学研究所”的作家培养实践

中央文学研究所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创建的第一个当代作家培养机构,这所机构的设立显然是对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直接继承,是在党和政府有计划的领导下培养文学人才,实现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新社会-新文化的构想的重要实践。丁玲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在任职期间,她注重对工农作家的培养。可是这种培养遭遇到了专业化教育和意识形态诉求之间冲突的困境,也成为了丁玲后来被批判的重要依据,并直接导致这所培养机构的调整和变更。     

“胡风”与唐代酒文化

唐朝作为中国封建历史上一个卓越的朝代,对外交流十分频繁。与此同时,唐人也以空前开放的心态去选择和接纳外来文明。本文选取了唐代酒文化中的胡姬、酒肆、酒具等几个方面,分析唐人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生活。得益于＂胡风＂的唐代酒文化,通过汉民族对西方酒文化的欢迎和接受,在某种程度上显现出多元文化的价值和内涵。     

关于唐代的“柏海”与“河源”

本文对“柏海”与“河源”,提出了新的看法,特予发表,以广讨论。     

唐代美学的“思”与“境”

"思"与"境"是唐代美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贡献。王昌龄较早提出并阐释"三格"(三思)与"三境",赋予"思"与"境"以诗学、美学的意蕴。后来,唐代关于"思"与"境"的认识大都以此为基准,不断地充实着"思"与"境"的美学内涵。刘禹锡阐发了"境生于象外",皎然提出"取境",司空图倡导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思与境偕,这些都是"思"与"境"问题的理论延伸。"思"是神思,也是构思;"境"是境象,也是意境。然而,其意涵又并非如此单纯,"思"与"境"关涉到景、象、味。唐代美学家以自己的审美卓见深化了对景、象、味的认识,不仅丰富了唐代的美学思想,也丰富了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文学艺术的审美创造是一个由感生"思"、感物得"境"的过程,最终的目标是实现"思与境偕"。把"思"与"境"联系在一起,主张"思与境偕",是唐代美学的杰出贡献,对中国美学意境论的影响极为深远。     

论唐代中央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诚信政治

唐代统治者将诚信从道德层面提升到政治层面,成为处理少数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唐能秉持诚信,既与当时崇尚诚信的思想传承有关,也与当时的历史进程相连,同时也离不开统治阶层的开明纳信。唐对少数民族施信表现在制定律令以立信;和亲、通婚以互信;爱之如一以示信;精选边镇良吏以护信;设羁縻府州以推信。其结果是既获得了边疆各少数民族对其最高宗主权的认可,使各民族得到充分融合,也稳定了边疆,发展了经济。     

唐代出使监察制度与中央决策的关系初探

作为一个庞大封建帝国的最高控制器和调节器,唐中央政权必须随时了解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动态,以便及时作出准确的反应,这是中央政权决策过程中极其关键的环节。为此,唐中央政权建立了由下至上的地方情况上报制度。但是,仅仅依靠地方各级官吏向中央作定期或不定期的报告,还是远远不够的,仍然可能出现虚报、隐瞒等行为,使中央得不到真实的和完整的信息,从而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因此,唐代中央政权在建立由下至上的地方情况上报制度的同时,又建立了另一个从上而下的出使监察制度,即由中央直接派出各种使臣到各地了解监察地方州县的情况,以作为决策时的重要依据和参考。     

唐代岭南俚僚诸部与中央王朝的经济交往

唐代岭南俚汉杂居区与中央王朝的经济交往以赋税为主,土贡为辅.这种经济交往形式的出现意味着岭南俚汉杂居区已完全被纳入中央王朝,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上具有典型性.俚僚聚居区与中央王朝的经济交往亦有贡赋.     

晚清中央地方关系对市场分割的影响

构建统一市场是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一环,而政治权力分割对市场分割又有着关键性作用。以太平天国运动前后的大米市场作为考察对象,我们研究了晚清地方督抚的政治势力扩张带来的市场分割。依托米价数据与清末官员数据,构建了涵盖195个府的米价相对离差数据库与官员政治网络数据库,并通过DID回归分析发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后,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湘军与淮军势力崛起,显著扩大了湘军淮军督抚控制区与清政府控制区间的米价离差。在进一步对这种市场分割的长期影响进行分析时,我们利用IV-2SLS估计发现清代市场分割对民国的市场分割也具有显著的持续性影响。     

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唐德宗年间两税法的正式颁行,标志着以租庸调为支柱的唐前期财政体系的完全解体,以两税法为核心的唐后期财政新型体系的正式确立,地方财政税收由国家统购统支改为“上供、留使、留州”的三级划分。北宋踵随唐代的两税三分制,但其内涵已迥然不同。对于茶、盐、酒等榷利,唐代为中央保留的直接受益税目,宋代则直到北宋末年才完全收为中央所有。对于地方两税收支的调控和管理,唐代主要通过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等措施,宋代则主要由派驻各路的转运使督责完成上供税收,地方经费也由朝廷统一控制与管理。唐代中央在实行两税三分制后,为保证国家税收与藩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北宋朝廷则在地方财政经历了颇为宽松的时期后,从真宗朝始逐渐加强对地方财政的挤压,直到徽宗年间一切财权收归中央的进程始告完成。     

明代北直隶的差役费用与办公费用

明代北直隶差役费用支出数额很大，有地方官差、兵差等各种差役及费用等。这些差役在一条鞭法实施之前是以力役形式服务，一条鞭法实施后，这些差役始征收代役金。明代北直隶的地方行政事业费用包括县政府的各种日常活动经费、官场交际费用等，名目繁多，不可尽数。这些经费均来源于徭役的征发及征收代役金，即有纳银当差的，有以力当差的，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究其原因，是与明政府重视中央、轻视地方的思想密不可分的。     

唐代“随军”考论

作为唐代节度使府及地方州府下属的军事僚佐成员之一,随军之职始设于唐高宗或睿宗时期,甚或更在唐初,而非《旧唐书·职官志》等所说唐玄宗天宝年间或以后。尽管随军的品秩并无明确规定,但随军却有相对固定的职掌范围,而非"无定职"的临时性差遣人员,作为节度使府或地方州府的重要僚佐,随军除职掌官府公务外,有时还承担长官之私人事务。随军多由"有出身人及六品以下正员官出任",对任职资格有较高要求。因为随军职掌事务机要,且多与长官关系近密,故在众多藩镇幕职中的社会政治地位相对较高。     

唐代“作人” 考释

1 朱雷先生曾对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并预言:“麹氏高昌时期这批相当数量的‘作人’,在唐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这一名称。”但是笔者在翻阅唐代文献时,不独在文献资料中看到“作人”一词,而在出土的唐代文书中也屡屡发现。这种作人的属性及其与高昌作人有何关系,是值得讨论的。     

试论唐代开元时期的地方吏治

迄今为止,关于唐玄宗在开元时期如何整顿地方吏治的问题,尚无专文论及。事实上,无论是“贞观之治”还是“开元之治”,将其出现原因,仅仅归之于最高决策层几个人的作用显然是不够的。中央政权是制订政令的机构,政令制订以后能否有效地贯彻到全国各地,关键取决于地方各级官吏,这一点不论在古代和今天都是相同的。唐人陈子昂曾说:“……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县令,陛下之手足;未有无腹心手足而能独理者也。臣窃惟刺史、县令之职,实政教之首也。国之兴衰,莫不在此职也。”可见,地方刺史、县令在国家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本文首先对唐代地方州郡的基本职能作一简要介绍。     

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以土贡为中心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与斗争,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在唐代,这一矛盾表现得特别明显.用现代观点来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与斗争就是一种博弈行为.唐代中后期,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当中央财力雄厚时,对地方的控制力就比较强,反之亦然.土贡虽然在唐代财政体系中并不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通过对唐代土贡的分析,从中也不难看出唐代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博弈.     

唐代中央军事决策与军队领导体制论略

唐代中央在君相对军国大政进行决策的前提下 ,尚书省兵部负责政令的制定与推行。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统帅机构则是实施军事行动的指挥组织。它们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唐代的军事领导体制的基本内容。唐代军队的统领和指挥机关前后变化最大。从最初的行台、天策上将府 ,到藩镇节度使、天下兵马大元帅府 ,唐代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统帅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终唐之世 ,唐朝都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军队领导组织和指挥机构     

“燕许大手笔”与唐代文风演变

唐文三变,已成为唐代文学研究中的学术共识,但"三变"之一的"燕许大手笔"张说、苏颋在文章写作中所使用的革新策略及其对唐代文风演变所产生的文学效应,尚未得到学界的深入关注。张说、苏颋之文,虽未跳出初盛唐之际以骈为宗的主流,但在文学内质上有所提升,在风格气势上也有所突破,革华靡,除富艳,质实朴素,景象浑厚。张、苏对文体文风变革的探索与尝试,对中唐以后的散文革新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