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层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深层保守的现代性诉求——透过隐含作者看《马桥词典》的现代性

分析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文本表层上体现了文化保守主义,然而对文本进行细读后,充分挖掘潜藏文本的涵义,透过隐含作者的价值立场发现文本更深层次上体现了保守的现代性诉求。     

论人文视域下“隐含作者”的效用

自从韦恩·布思提出"隐含作者"这一重要的叙事理论概念以来,这一概念在国际叙事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由于学者们对它的不同理解,产生了不同的阐释,形成了以西摩·查特曼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流派将"隐含作者"看成是真实作者在写作中创造的一个产物,将"隐含作者"囿于文本之内,甚至认为作品在创造出来之后,作者就死了。而以詹姆斯·费伦为代表的后经典叙事学流派对"隐含作者"的理解走向另一个误区,将它等同于真实作者,认为创作文本的不是"隐含作者",而是真实作者。这些对"隐含作者"的理解都有失偏颇。对该概念的正确理解应该打破文本的封闭性、客观性,将其置于人文视域之下,从作者的编码和读者的解码双向进行,并考虑作者创作时的社会历史语境,才能更好地把握"隐含作者"在叙事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二十年后》隐含作者的真义

欧·亨利《二十年后》在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无一定论。欧·亨利对于作品中人物究竟持何态度,从隐含作者切入,基于文本细读,深度分析作品,指出隐含作者表面行文温和,实际上却深刻鞭挞了社会黑暗面。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存在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缘于个人经历与社会因素。     

重审“作者已死”:论作为“伴随文本”的作者与作品

“作者已死”和“作者不死”就其各自的观点来说，在不同层面都有可取之处，在它们自身所处的语境中均有其积极意义，但若将两种立场推向极致，就都容易导致对文本阐释的偏颇。事实上，作者与作品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批评实践中都可被视为两个互为伴随关系的文本。作者与作品这两个文本，自生成以后便各自在周围形成了自身的解读和阐释的语境，作者与作品之间有一种既相互呼应又相互平行的关系。“作者已死”与“作者不死”看似不可调和，实际上反映了作者与作品这两个“文本”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一对互为伴随关系的文本，“作品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受到作者和其他伴随文本的影响，而“作者文本”自身的生成和评判则受到作品和文学史的制约。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论文本及其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

从研究对象上说,20世纪文学批评与传统文学批评的最大不同在于研究重心从作者到文本或作品的转移,这种转向显示出文学研究的现代性特征。但是传统的批评模式仍然十分流行,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阐述文本的重要性。本论文重点论述文本的历史,文本在文学研究中的基点作用,以及文本在论文和论著中的表现。     

历史文学作品的三个层面

童庆炳在《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6期撰文指出，历史文学作品由表及里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重建历史世界。历史本身不是文本，不是真实叙事，但如果历史文学家不借助历史文本的话，那么就无所依凭，创作也就无从谈起。这是一个悖论：历史文本不完全真实，可不借助历史文本创作就没有根据。历史文学家要把握历史精神完整地重建历史世界，不要为历史文本所束缚。第二层面是隐喻现实。隐喻是一种修辞格，它是指某个言语过程中，此物被转移到彼物上面。尽管此物与彼物是不同的，但差异中又具有相似点。历史文学用言语写历史上的人与事，这就是“此物”；但这人与事中隐含的历史上的人与事，这就是“此物”；但这人与事中隐含的历史精神，通过心理联想，被转移到现实，这现实就是“彼物”。第三层面是哲学意味。这哲学意味是自然的，是作者从生活体验中提炼出来的，而不是生硬灌输进去的，更不是在作品中写哲学讲义。     

政治演说辞的文本功能定位及其翻译策略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论文体,政治演说辞具有特殊的语言特点和文体风格,其翻译牵涉到文化、语言和政治问题。根据功能翻译理论,不同的政治演说辞或同一政治演说辞的不同部分可属于不同的文本类型,体现出不同的文本功能。译者应根据政治演说辞的翻译目的和文本功能进行动态的权衡,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     

热奈特的类文本理论及其效应

杰拉德·热奈特的类文本理论受到中西方学界的关注与重视,一些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一定的补充和修正工作,也有不少学者将其用于文学研究。类文本理论视阈下,文学研究的对象为环绕于文本边缘的类文本要素,如作者的署名、序言、献词、题记、版权页信息等。将作者重新纳入批评视野,类文本理论有效修正了文本理论将文本与作者相割裂的不当做法;将出版商引入批评框架,类文本理论不仅拓展了传统文学批评体系,还起到限制读者过度阐释的目的。同时,类文本理论促进了叙事学的进一步发展,使文学研究从文本中心走向文本边缘,并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从而推进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鉴于类文本与文本的互存关系,某些类文本和文本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它们在具备类文本属性的同时,又不乏文本的属性,而这一特性又恰恰佐证了类文本之于文本而存续的重要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四次修订的背景及其诠释学意义

作为一种革命意识形态崇高叙事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42年发表后先后经历了四次重大修订,即:从1942年的讲话语言到1943年的文字文本的第一次修订,从1943年政治文本到1953年学术文本的第二次修订,从1953年的学术文本到1965、1966年的学术文本、革命文本的第三次修订,以及从1965、1966年学术文本、革命文本回归到1991年的学术文本的第四次修订。这四次修订既是《讲话》文本去政治化与去工具化的过程,也是其实现经典化与神圣化的过程,其中的主要动力源自时代社会的现实要求与文本自身衍变的历史需要。《讲话》文本因而显现出丰盈的历史诠释学意义。理解并认识这种意义,是今天我们正确看待《讲话》巨大贡献与历史局限的前提。     

20世纪武侠小说隐含作者论

将20世纪武侠小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通过隐含作者对文本的选择性操作,讨论其文本身份的超越性。并通过在个人生存与乌托邦理想的矛盾之间,武侠小说隐含作者所隐藏的落寞文人的自我文化形象期许,探讨中国文化中最有特色的两个群体——"文人"和"侠客"——的关系。     

从互文性角度探讨林语堂先生的古诗词翻译

从互文性视角探讨林语堂先生《古文小品译英》中"Love and Death"章节涉及的一些诗词翻译的特点。互文性强调文本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各文本之间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关联,而"Love and Death"这一章节中的诗词从深层来看就具有这样的特点,由此可以解释林语堂在编译时按照古文内容主题划分章节的原因所在。把相似文化内涵的文章置于同一章节之中,有助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的主旨。     

副文本与翻译研究——从序跋角度窥探小说翻译

学界从各个方面对小说的成功译介进行了探讨,但是鲜有学者从副文本翻译角度探讨其对小说译介的推动作用。本文从序跋角度探讨副文本在小说翻译中的阐释性功能,运用描述性研究方法,说明序跋在小说翻译中的作用。诸多例证表明,译者对原作中副文本的翻译为读者提供了了解作者、作品、译者翻译目的和翻译思想的捷径。     

何为“隐含作者”?

"隐含作者"是韦恩·布思在《小说修辞学》(1961)中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四十多年来,这一概念在国际叙事研究界被广为阐发应用,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貌似简单的概念,实际上既涉及作者的编码又涉及读者的解码,涵盖了作者与读者的交流,然而西方学界却对之加以"单向"的理解,这引起了不少争论和混乱。西方学界的误解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布思本人在近作中对这一概念自相矛盾的论述。本文追根溯源,阐明这一概念的实质内涵,探讨其在历史上不同走向的变义,旨在纠正误解,梳理混乱,以便更清晰地看到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并更准确地把握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学说与海明威传记

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的文本性。传记作为个人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文本。本文研究了不同文本的海明威传记,发现文学家传记的作者受批评热点的引导,在不同时期对文学家的不同作品有所侧重,同时传记作者的历史条件、认识水平和当时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状况,甚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也会对传记文学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传记作品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认识水平。不同的传记作家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传记主人公,写出的传记也大不一样,因此,传记与历史和文学一样,也是不同意见和观点的交锋场所。在把一本传记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如果译者与原作者对传记主人公的认识有距离,原著和译作传达给读者的信息也不尽相同     

跨文化语境下文本意味的衍变及其意义——以《聊斋志异·鸲鹆》为中心

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同一文本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意味.《聊斋志异·鸲鹆》是一个范例,从各种理解和评价的背后,可以发现文艺接受的心态及文化差异.中国古代的评点家在评点这部作品时,注重道德评判；结构主义则强调形式分析,从文本中抽取出叙事模式；文化学者侧重的是文本的文化内涵,探究宏大的文化与文明问题.同一篇小说,因接受者的中国/西方、古典/现代的差异,呈现出一种丰富而复杂的面貌,这为理解各种文学观念和文学现象提供了启示.     

在政治理性与文本实践之间——新视野下的《子夜》解读

作为左翼文学的扛鼎之作,《子夜》在近30年以来却被认为是主题先行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声筒。通过对文本的再解读可以发现,《子夜》既有政治理念左右下的鲜明痕迹,又是作者的艺术感觉和生活经验化育的结晶,而且政治理性与文本实践之间既有关联也有裂隙。浓厚的经济现代性的悲剧意蕴,文化、伦理、阶级、民族等多种视角与维度的纠结互生,都突破和超越了左翼政治意识形态框架。《子夜》是一部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巨型存在,其内涵绝非单纯的政治意识形态写作的裁决所能穷尽。     

蔡元培翻译观的认识论诠释

本文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对蔡元培在《国文学讲义.叙言》中隐含的“译即易”的译学观点进行了诠释。认为翻译过程就是译者主体对于文本客体的认识活动,在这一认识过程中,译者主体的认知结构、价值观念、情感等都对翻译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而产生不同的认识结果即不同的译本。但译者主体作用的发挥最终还是要受到文本这个客体和原文本作者这另一主体的制约。文本内容,即原作者的思想仍旧是无法改变的。     

国际传播障碍剖析:语言和非语言的视角

国际传播是一种跨越国界、文化界的信息交流活动,由于文化差异性所决定的语言和非语言传播方式的差异性对国际传播形成了一种阻碍作用。本文通过分析比较不同语言的差异、不同国家和种族不同的非语言传播方式,探讨其对国际传播的阻碍作用。 1.语言传播差异的障碍语言是人类传播的一种媒介物。从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这种意义上说,语言本身是人类沟通与理解的一种有益的、且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是,这种观点只是针对一般性质的传播而言,假如我们将语言应用的范围扩展到跨文化、跨国界和跨种族的传播层面上,我们就会发现不同文化、不同国家和不同种族人民之间的沟通因为语言的差异变得几乎不可能了。虽然语言差异     

在对“物”不断地符号反观中重建其物证性——试论《物尽其用》中的人类学写作

巫鸿《物尽其用》这本书,具有阅读文本和成像文本双重属性:成像文本所坚持的观看性像似原则,使得该书始终与赵氏物语或人类学田野性源点保持高度真实关联、以及不断前台化的符号叠加关系;阅读文本则使这种关联通过理论反观而获得,使得赵氏存在物和宋冬摆放物具有了人类学的真理性。文章把这种人类学的类文本写作原则概括为:在对"物"层累地符号反观中重建其物证性。它进一步告诉我们:唯有在文字反观目光之下的人类生活才是本质性可见的,而书写的真理唯有在不断地向人类学的田野源点的复归中才能获得。     

镜像中的叙述者及其意识形态——纳博科夫《微暗的火》的叙述者问题

纳博科夫的小说<微暗的火>是一部复杂的小说,其文本呈现出典型的后现代特征.通过对小说文本叙述者层次的分析,可以发现小说中的叙述者之间存在镜像关系,小说文本的叙述者问题就是纳博科夫的一场游戏和词语狂欢.不可靠叙述者的叙述干预背后隐含着作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和纳博科夫其他作品中的思想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