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障层”到“驱动层”：青年政策纵向扩散的三重实践

中国青年政策以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最终目标,兼顾青年的福利获得和青年作为能动主体的作用发挥,更注重"青年优先"理念的传达和青年群体的动员引导,各个层级政策制定主体具有较大创新空间。政策的传导并非简单执行,而应被界定为"政策扩散"。作为青年政策主要推动者的共青团,同样需要不断适应时代对青年工作的更高要求。青年政策扩散是以党政意志的制度"保障层"、资源汇聚的"吸纳层"和强大动员"驱动层"有机结合并相互转化,这三者共同作用于政策效能的提升。     

青年发展的模式选择与实施路径——以南非"国家青年政策"为例

自21世纪初启动"国家青年政策"等一系列青年发展政策以来,南非侧重于积极青年发展观,确立了内在赋能的青年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由内至外"赋予青年内在发展潜能的发展道路,颇具特色。在这一青年发展模式下,南非围绕内在赋能青年发展而形成了多元路径,坚持强健体魄这一基本性前提,遵循教育育人与经济参与的内外双重路径,实现赋体之能、赋智之能、赋行之能,合力发挥南非青年的内在潜能优势。总体而言,南非"国家青年计划"对我国促进青年发展有较大启示,应以内在赋能为牵引,打通多元施策领域;以整体框架为统领,打磨青年发展方法;以青年发展为本位,统合多维发展路径。     

域外青年政策的考察与借鉴

域外青年政策依据不同的制定主体和适用范围可分为国际青年政策、区域青年政策和国家级青年政策.其中,国家青年政策主要由各国政府部门(行政部门)制定的青年政策及立法部门颁布的青年法组成.由此,国家青年政策的发展模式也呈现青年政策先行和青年立法先行两种.从域外青年政策的发展规律来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青年政策的制定具有相对优先性、青年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青年政策的内容逐步细化精准和青年政策的类型逐步完善.在借鉴域外青年政策经验的基础上,我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可从制定《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实施细则》、在青年发展的重点领域再行制定专门的青年政策或青年发展项目、重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的立法转化三个方面予以完善.     

俄罗斯国家青年政策的执行机制与实施

政策执行是政策活动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而指导政策执行的实施机制则是重中之重.得益于俄罗斯联邦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当代俄罗斯国家青年政策历经20余年的发展,已衍变成为具有以公平为立足点保障青年发展、以联动为切入点激活政策内部发展机制、以引导为生长点形成合理社会秩序特点的两级动态协作和线上线下联动执行机制的国家级战略性政策.与此同时,当代俄罗斯国家青年政策仍存在行动主体间协作系统性与协调性不足和评价机制维度缺失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共青团青年动员发展轨迹解析

1949--1977年,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在有计划地动员中经历了迅速增长、缓慢停滞和恢复发展三个阶段．团员人数从90万人增长到4700多万,这一组织也发展成为全国青年的组织核心和青年运动的领导核心。这一时期共青团青年动员的成功策略主要表现为动员政策、动员结构和动员方式三个方面。在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的社会氛围下,团员不仅是政治身份的标签,还是稀缺的政治资源,对青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共青团通过建立从中央到基层、层次分明、覆盖全国的动员结构,结成了完善的动员网络;通过采用自上而下的政治宣传教育,保证了动员渠道的畅通和动员力的实现。     

"点击量经济"下青年内容创作者的义利之辨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影响下,互联网内容产业发展迎来了以知识付费、流媒体、深度交互等为特征的"下半场".随着由"平台为王"向"内容为王"的转向,青年创作者作为支撑互联网内容生产、决定内容供给的主体力量,已成为影响行业发展的核心资源.越来越多的青年怀揣梦想投身内容创作大军,使互联网文化和生态更为多元化,同时,受"点击量经济"影响而产生的抄袭、炒作等负面标签又与这一群体频繁绑定.面对产业变局,以明辨义利为主旨对职业身份进行清晰的界定、对职业责任进行理性的反思,是青年内容创作者在行业大潮中锚定角色、找准方向的前提,而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也是青年创作者克服"角色焦虑"与"走红焦虑",化解现实"职业痛点"的一剂良方.     

香港“青年危机”:表征、影响及策略

在全球青年运动此起彼伏的背景下,以青年或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违法"占中"等事件给香港社会各界敲响了警钟:香港青年出了问题。种种现实和数据统计表明,香港青年也确实面临着一系列有形无形危机,主要表现为:持续递减的人口危机、前景不明的职业危机、难以脱贫的贫困危机、日趋延迟的过渡危机和迷惘模糊的认同危机等。这些问题给陆港关系的深化融合、香港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青年个体的信心提振都带来极大隐忧和冲击。鉴于此,建议政府尽快出台青年发展战略、加大青年帮扶力度、广开青年民主言路和畅通青年晋升通道,以期消解青年危机,促进青年长远发展。     

日本青年就业问题及其政策对应措施

青年就业问题是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作为东亚发达国家,日本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制造业神话"的破灭和随之而来的"就业冰河期",青年就业问题严峻。近10年,通过实施综合性的青年就业政策,日本青年就业状况重新改善。考察近几年日本青年就业状况和就业政策变革,并对青年就业政策效应进行评估,有助于总结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并为我国青年就业问题提供借鉴和启示。     

城市化视域下"空巢青年"的归因分析与理性审视

"空巢青年"的兴起与城市化息息相关."空巢青年",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是家庭核心化后家庭资源聚集的可行性产物,是青年个性发展和主体选择的结果.在城市化进程中助推"空巢青年"的健康成长与发展,需要我们打破标签,树立对"空巢青年"的理性认知和正确态度,正视"空巢青年"面临的困难及潜在的风险,构建城市共同体,推动"空巢青年"向"筑巢青年"转变.     

从"国家方案"到"微观方案":五四时期陈望道青年思想研究——以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为视角

陈望道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关键性人物之一,陈望道青年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理论体系的重要源流.在五四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从"总体解决"的维度提出了近代中国青年解放的"国家方案",其核心要义在于把青年解放系于国家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前提之下.陈望道在秉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政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近代中国青年解放的制度性障碍是旧式婚姻制度,青年解放的基础在于冲破传统家庭对青年婚恋的束缚,让青年获得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这就是陈望道关于青年解放的"微观方案".陈望道青年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中国化的早期发生域,并在当代中国改革进程中展现出全新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     

浅析英语分层次教学在高职院校中的应用

高职英语分层次教学适应了当前高职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它注重学生个性的培养,能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把学生培养成真正的"实用型"人才。     

“人机交往”还是“人际交往”读屏时代青少年的同伴互动

“读屏”成为了越来越多青少年的“常规动作”和“生动表情”,青少年的同伴关系在种种屏幕面前也得以再造。电视屏幕为青少年展示了成人的后台景象,使青少年学习到许多人际交往模式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在网络虚拟世界中,青少年按照新的规则展开知识的传播、情感的交流、思想的撞击。学习如何同他人交往,并将这些交往技巧迁移到真实的社会情境中。手机作为“流动的现代性”的表征之一,重新结构着青少年的人际交往模式和社会关系网络。然而,青少年的社会需要不可能仅仅从抽象的“人机关系”中得到满足,“人机”关系自然不可能彻底取代“人际”关系。     

廊坊市发展总部经济的“三步曲”构想

发展总部经济对于构筑"京津冀电子信息走廊、环渤海休闲商务中心"、建设"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等都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文章在对廊坊总部经济发展现状全面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三步曲"的廊坊总部经济发展模式,并在总体规划、政策引导、配套对接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以期对廊坊总部经济发展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     

台湾社会“去殖民”意象与“主体性”意识重构

台湾作为一个后殖民社会,具有后殖民社会典型的抗争性,社会内部反对"一元"叙事,倡导重构社会多元的价值观。由于每个后殖民社会所独有的被殖民经验,台湾社会的"解殖"模式也有其自身特殊的情感联结,表现在对外选择的"去霸权"意象、抗争上浮现出的"殖民现代性"论述和"反中"意识,尤其体现在当前台湾年轻世代所持的价值理念立场上。对于当前台湾年轻世代的"后殖民遗绪"表现,应该跳脱"国家-民族"的意识形态框架,从历史情境中探寻现象成因,以情感结构层次作为分析立足点。"解严后"台湾年轻世代的对日态度也表现出不同的认知倾向,随着社会内部"主体性"意识社会化地加剧,其对日认知也表现出不同的精神样态。     

“学生潮”与“民工潮”的关系及影响

本文通过对耒阳市暑假期间农村中小学生流动情况的考察。发现暑假期间外出的农村中小学生规模相当宏大，形成了一股与“民工潮”相对的“学生潮”。本文提出“学生潮”的概念，并揭示和剖析出“学生潮”与“民工潮”之间的内在复杂关系以及“学生潮”对社会尤其是对教育的负面影响。     

"Sense" and "Intention" in Max Weber's Theory of Social Action

Ambiguities in Weber's theory of social action have been compounded in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American commentators have generally given a psychological twist to Weber's concepts of "intended sense" and "understanding," in terms of an "imputation of motive." Weber, on the other hand,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e intended sense of an action and the actor's motivation. As a sociologist, he is interested, not in the imputation of motive to the individual actor, but in understanding social action in its "context of sense" in relation to "typical" or "cross-sectional" usages based on "consensus," that is, in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从“划桨”到“导航”：对“鸟巢一代”思政工作方式的转变

出生于20世纪80—90年代的“鸟巢一代”大学生具有以往同龄人所没有的特点,表现为：接受新生事物能力强,个性张扬,极力表现与众不同,相对比较缺乏团队忠诚感。对网络十分依赖,受到大量信息的包围,信息和知识丰富,但内心有时较为空虚,功利欲望心强烈,承受挫折能力弱等。因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必然需要随着工作对象的发展变化而发生转变。本文运用管理学中国家政府职能转变理论．在梳理高校辅导员工作方式方法演进的基础上,提出面对“鸟巢一代”高校思政辅导员工作方式应从“划桨”到“导航”．旨在为高校同行提供工作参考。     

从造“器”到育“人”（续）—中外青少年科学教育实践述评

中外科学教育实践方式和目标不同,学生成才类型也不同。中国学生学习基础扎实,擅长解题答题,学习被动,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国外学生动手能力强,富有创造精神,学习主动,但基础相对较差。比较中外科学教育利弊得失,对深化我国教育改革,加强素质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