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行政的效率问题与补救

目前我国的公共行政还存在较为明显的效率低的问题,本文认为可以从六个方面加以补救:(一)加大公共行政效率的监督力度;(二)加强政府自身管理水平建设与提高;(三)合理定位和重塑政府职能;(四)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和善政概念的转变和模式的逐渐变动;(五)把公共管理和善政结合起来,振兴公共行政,使其成为提供服务的核心机制;(六)交互、参与和包容型施政,振兴公共行政。     

“复杂现代性”论纲

现代性是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母题。无论是作为批判对象的现代性,还是作为实践筹划的现代性都是复杂的。在现当代各种理论中,现代性的复杂性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研究,然而,复杂现代性不仅是真实的故事,而且应该建构为新的理论范式。复杂现代性理论范式将突出三个方面的特征。(1)作为现代性自我证成理论,它是后形而上学的;(2)作为现代性规范的自我理解,它是非同一和非总体化的;(3)作为自反性和悖论性的过程,它是辩证的。复杂现代性范式具有双重性,针对现代性的矛盾和缺陷、失败和挫折,它是批判的;面向它的历史成就和合理潜能,它是肯定的。复杂现代性意识对思考中国发展道路有重要的意义,只有参照现代性规范和价值来自我定向,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才能不走歪路,只有充分考虑现代性背景和实现条件的复杂性,它才能少走弯路。     

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现代性建构

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现代性建构,需要把握现代性的基本要求,也需要把握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从整体上看,文化现代性以人文精神为指向,以世俗社会为基础,以创新发展为动力。文化的发展规律体现为:从纵向角度看,文化发展体现为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从横向角度看,文化发展体现为一元与多元的统一。当前,推进我国文化的现代性建构,需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握我国文化建设现代性的方向;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把握我国文化建设现代性的基础;大力弘扬改革与创新精神,把握我国文化建设现代性的关键。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下)

本文尝试探讨中国现代性的特征,认为中国现代性应当有属于自身的独特标志即特征,这构成中国现代学的焦点性问题之一。陈独秀对“近代文明之特征”的思考及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动力品质”的分析值得借鉴。中国现代性具有五个显著特征:(1)地球模式的引进表明中国人的宇宙模式发生巨变:从“天地之中”转到地球之一国;(2)民族协同观的生成显示了中华民族与地球上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从上等民族到世界多民族之一员;(3)制度转型论的实施显示中国从古典文化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制度;(4)道器互动说体现了生活价值层级的改变:从以道制器到道与器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作用;(5)人权说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的个体人生体验发生改变:从帝国臣民到国家公民,以及随之而来的多重选择的困窘。     

20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院与社会文化

电影院是电影文化的中转站。上海电影院的兴起、分级和区位布局,与上海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并表现了突出的社会阶级倾向。电影院的勃兴,标志着娱乐场所的现代性更替。这种新型文化公共空间和新型的艺术,对上海市民心理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强烈的影响。而好莱坞影片在上海电影院中的绝对优势,体现了美国文化霸权,也必然激起强烈的反弹。     

乡土化的现代氛围:区域艺术的公共图像

公共艺术是现代性的权利主张与公民社会人际关系的表现.本文以四川公共艺术的发展现状为例,讨论了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与中国社会开放、民主与和谐进程的良性互动,并联系地域和民族的公共感情,从坚持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层面,分析了扎根地域文化、把握传统文脉、保持乡土气息对创造区域公共视觉氛围的重要性.     

“现代性”议程与文化“公共空间”的衍变轨辙

由于"现代性"在中国仍是未完成设计的议程,因此用"公共空间"表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似乎更切题旨.自晚清以来,中国的文化"公共空间"以现代大众媒体、物质性的公共构造以及具体的公共文化事件,共同见证了中国"现代性"进程.而1990年以来对"现代性"的反思,则直接引发了当代文化公共空间的裂变.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上)

本文尝试探讨中国现代性的特征,认为中国现代性应当有属于自身的独特标志即特征,这构成中国现代学的焦点性问题之一。陈独秀对“近代文明之特征”的思考及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动力品质”的分析值得借鉴。中国现代性具有五个显著特征:(1)地球模式的引进表明中国人的宇宙模式发生巨变:从“天地之中”转到地球之一国;(2)民族协同观的生成显示了中华民族与地球上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从上等民族到世界多民族之一员; (3)制度转型论的实施显示中国从古典文化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制度;(4)道器互动说体现了生活价值层级的改变:从以道制器到道与器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作用;(5)人权说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的个体人生体验发生改变:从帝国臣民到国家公民,以及随之而来的多重选择的困窘。     

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

现代性是我们时代的焦点性问题之一。现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 ,它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现代性包含着相互关联的多重维度 ,在最广义的尺度上可划分为精神性维度和制度性维度 ,具体表现为 :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的现代性 ,以及表现为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 ,等等。现代性不可避免地包含内在的冲突和风险性后果 ,但是 ,人类历史迄今为止的演进状况和发展趋势尚未展示出现代性完全终结的迹象 ,现代性依旧是人类社会运行的主要支撑力和前行的动力。从中国语境反思现代性批判理论 ,必须摆脱对现代性进行“取”与“舍”的表面化价值判断的误区 ,正视全球化的“现代性”本质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     

泛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与比较研究

泛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由投入、产出、技术扩散与经济绩效、环境等四个方面构成。通过对泛长三角4省1市以及7个重要城市2009年的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和比较,得出以下结论:(1)中心城市是科技创新资源和产出的集聚之处;(2)上海科技创新能力优势不够明显;(3)江浙两省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4)安徽、江西两省科技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     

“中间地带”:晚清上海报人与立宪运动——读季家珍《印刷与政治》

季家珍的《印刷与政治 :〈时报〉与清末改革文化》 ,是英文世界众多上海史著作中自具特色的一种。作者借助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从《时报》入手 ,以“中间地带”理论为架构 ,融文化史、政治史、社会史于一炉 ,讨论了晚清上海报人在塑造新国民方面的作用 ,报人与下层民众、上层政府之间的关系 ,立宪派报人在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作者的“中间地带”理论架构 ,为学术界关于中国“公共空间”的讨论增添了新的一说 ,为繁盛的上海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浪漫·颓废:都市文化的摩登漫游——李欧梵的都市现代性批判

城市尤其是上海形象在李欧梵学术视野中的凸显,映现出他复杂的文化现代性立场。《上海摩登》正是这样一部著作。李欧梵从分析老上海物质文化入手,重绘老上海文化地图;对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邵洵美、叶灵凤、张爱玲等“海上”现代作家加以分析,着重揭示其作品的“浪漫”“颓废”信息与“阴柔”气象,由此展现现代生活变化的本质。李欧梵意在呈现浪漫主义及现代性的内在联系及其在现代中国的曲折之旅,从都市文化批判中描绘出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历史性错位与冲突。     

扬州-上海:晚清小说中都市繁华梦的变迁

扬州和上海都是晚清的重要城市,本文以晚清小说作为文本材料,从城市人物故事、城市生活内容、城市格调三个方面,细致论析从扬州到上海的都市繁华之变迁,即脱离传统性,趋向现代性的过程,并对变迁的文化意义加以探究。     

明清中国麻风病“污名”的社会建构——东西方现代性语境中的“麻风院模式”再思

麻风病在东西方社会均拥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是公认的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的传染性疾病,因此,理性地处置麻风病也就成为东西方社会现代性的象征之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到明清时期,因"秽(精神与肉体双重污秽的形体)、恶(自甘堕落为恶盗、恶徒、恶人的恶丐身份)、淫(纵情贪欲、违礼犯法的麻风男女)"三端,麻风病被中国社会"污名化"为一种"不洁的"、危害社会公德和公共卫生的恶疾;麻风病患者被消极地"徙(迁徙出正常人居住的范围)、禁(禁止入城)、养(隔离于麻风院中)"于官办民助的麻风院,非但缺乏严格的制度规范,而且"养而不教",故以"理性管理"为内核的卫生现代性显然并不清晰。与此对应,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自中世纪以降,用"排斥和洁净"两种方式从肉体和精神上对隔离到麻风院的麻风病患者进行了严格的"理性管理",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中世纪欧洲在孕育现代性方面的贡献,但其视麻风病患者为"不正常的人"的"污名化"举措,同样是一种"非理性"的表现,并未真正彰显卫生现代性。     

张爱玲：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张爱玲因她所出名的时代背景以及她的创作风格被后人界定为“海派”这一文学“流派”。然而,张爱玲小说的鲜明个性使她即使置身于“海派”大营,也是一个始终坚持个性高于共性的作家;况且“海派”本身就是一个并没有认真界定的称谓,就连对这个名称的褒贬至今也未有定论。即使可以用“海派”来命名张爱玲,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抹煞张爱玲在其中的特异性。所以笔者认为,用“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作家”来描述张爱玲,无疑将更为准确传神的表达出张爱玲的创作风格。     

从“家族”走向“中产阶层”——上海城市社会史视野中的张爱玲

张爱玲是一位最难将其置于"国家政治地图"上来加以辨识的作家,她的历史经纬只在一座城市。借助上海中产阶层的"社会地利",张氏在这座市声喧哗的城市里,为自己营构了一种"于其中但隔其外"的生活形态和心理位置。她将一种最富象征意义的"都市人"——身心俱在城市化过程的中产阶层作为凝眸对象,并经其心理轨迹,触及了中国"现代性"的两个核心问题:社会"合理化"过程中的人性归宿和中西文化调适,并描绘出传统中国在都会上海的一种变易图式——从"家族"走向城市中产阶层。     

祛魅、复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按照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精神特质的概括,现代就是"理性祛除巫魅"。祛魅作为现代处置神性信仰与公共秩序二元化方略的准确反映,长期以来被人们解读为一种反对宗教介入公共生活的现代姿态。其实,这种偏狭的"现代"忽略了信仰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并因此无法完整理解现代生活公私两个世界的互动关系。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宗教的复兴运动促使人们在祛魅之外看到由复魅象征着的人类另一种生活模式。由此人们可以认识到宗教之于人心秩序、理性之于社会秩序的高度相关性。宗教的价值就此再获肯定。而掌握世俗权力的人们,也就不再具有以无神论的方式处置有神论问题的理由。     

论阿伦特对现代性的政治哲学反思

在阿伦特看来,现代性中孕育着种种危机,比如个体的原子化、公共空间的消失等。而这些危机就是现代极权政治兴起的重要社会条件,而矫治危机的办法之一,就是个体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     

性别视角与上海都市文化研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与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相伴随,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等以往处于边缘位置的方法/理论日益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部分,介入到对包括上海研究在内的历史文化的解说中去。性别视角的分析凸显了作为现实力量和象征关系的性别在现代上海形成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大众文化和炫耀性消费等都市文化生产中的意义,以及与国族想象的纠葛。在中国前所未有的变局中,不仅女性很大程度成了人们追寻现代性的途径或试金石,社会的变革和现代化也不能不牵涉影响到男性形象的革命及其他。将性别纳入到上海都市文化的研究中来,能够更多地把握到它的历史构成和相关特点,或演变的"关键",提供人们新的"看现代中国"的方法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