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法忠孝观比较

先秦时期儒法两家都不反对忠孝道德,但是二者在忠孝观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体现在人性认同上。儒家以人性善为其忠孝观的理论基础,法家的忠孝观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在忠与孝的关系上,儒家认为忠孝合一,法家认为忠孝相互矛盾;儒家持相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臣、父子的权利与义务,法家持绝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父的绝对权威;在忠孝道德的实现方式上,儒家主张道德教化,法家提倡法律强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忠孝论的转变

＂忠＂、＂孝＂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不仅是史学家编著史传的一个重要内容,还涉及到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占据统治地位,故而这一时期史家在有关＂忠＂、＂孝＂的评论上,一方面继承并淡化汉代＂忠＂的观念,另一方面极力提倡家族间的＂孝＂,逐渐形成以孝为首的名教观念。这些史论中所包含的史家忠孝观虽未超出儒家之范围,却反映出浓厚的门阀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忠孝说

忠孝,以至仁义、道德、礼乐、善恶,此类义理、伦理词汇,使用频率较高,表面上看意义明了,古今皆同,好像一种"公理",实际上极难确指。由《庄子·人间世》"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二句互释,可知"忠孝"的重点在于"不择",亦即不可选择。君父的身份是先天决定的,所以尽忠尽孝是不能改变的。此殆是"忠孝"之本义。     

试论先秦儒家忠孝观的现代扬弃

先秦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之一,而忠孝观又是先秦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大的学说力量对于巩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和民间家庭的和谐稳定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随着历史车轮的不断朝前滚动,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也逐步浮现。站在时代立场,对其进行理性审视,扬其长,避其短,对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儒家“忠孝”伦理及其现实性探微

儒家忠孝伦理以“亲亲”与“尊尊”的宗法血缘为根据,把中国古代社会维系成为组织结构有序、行为进退有度的家国同构模式,并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而伟大的性格。时代剧变,社会环境迥异,儒家“忠孝”伦理精神所指向的对象与所承担的功用应创造性转化,使之由重单一的忠君孝亲向多维度的社会对象开放,由偏重情感无私付出向行为主体多层次的责任与义务意识转化,使之在新时代焕发崭新的光辉。这既是对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继承与肯定,也是对不完美道德现实的增益。     

知与智统一维度下的儒家智德思想研究

"智"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道德条目之一。儒家关于"智"的思考与"知"交织在一起,基于三个向度展开:"知"与"智"的关系、"智"的内在层次、"智"的实现路径。而"智"的内涵、进路与价值正是在这种交互关系中得以展现。相对于知识性的"知",儒家更重视实践性的"智",通过强调"仁"与"智"、知与行的统一,儒家把致"智"的过程理解为成就完美人格的必经之路。儒家有关"智"的讨论,集中体现了儒家知识论的道德化倾向,更多显示为知识与智慧、知识与价值相统一的"道德知识论"意味。在以"知"与"智"的互诠中,儒家"智"德的特征得以凸显。     

孝道与“亲亲互隐”:德性伦理学视野下的诠释——兼与邓晓芒先生商榷

在邓晓芒先生看来,"亲亲互隐"与等差之爱是腐败的毒瘤。而儒家认为"亲亲互隐"和儒家孝道并不完全一致,作为出自儒家孝道的"亲亲互隐"是具体情境下的选择。"亲亲互隐"与社会公正呈现出了张力,儒家伦理主张"义"是合理判断的依据。社会容忍制度的合理性,也正是由于它在探求这种张力过程中体现的合宜性和平衡性。儒家孝道与仁、义的契合,是儒家孝道德性合理性的深层根基。基于这一论述,可以有力地回应邓晓芒先生有关"腐败毒瘤"的诘难。     

原始儒家文学教化说与天下观

原始儒家文学教化说与汉武帝以后儒家教化说不同,今人对于儒家文学教化说的误解表现在没有领会原始儒家文学教化说的真正内涵.具体而论,一是将"温柔敦厚"与"思无邪"等同;二是没有认识到原始儒家文学教化说背后的天下观支撑在汉武帝以后的式微.     

张载、吕大临与“性与天道”问题

"性与天道"问题是宋代理学奠基者们所致力探讨的核心问题。在"性与天道"的探讨中,张载与吕大临以性善之性亦即仁义之性为中介将天道、天理与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联系起来,他们既视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为天道、天理的体现,以维护儒家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的必然性、普遍性、合理性;同时亦视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出于人自身本具之仁义之性,从而使儒家伦理学不失为一种康德所说的自律伦理学。     

“中和位育”与现代公民社会

如何看待儒家"中和位育"伦理观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当代儒学重构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既需要我们对儒家伦理的"前现代性"有充足认识,更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儒家伦理的现代性"问题,如此我们才能正确看待儒家"中和位育"伦理观在构建现代公民社会过程中作为一项思想资源的意义.公民社会的这种伦理要求与传统儒家伦理在诸多方面是相颉颃的.因为我们无论怎样拔高传统儒家伦理的"精神价值",无论怎样强调它的超越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儒家伦理是产生于"前现代"的伦理观念,其产生的社会基础是宗法血缘型社会,这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公民社会是有天壤之别的.     

孝亲、忠君、爱民——清官政治思想模式

清官政治思想为"孝亲、忠君、爱民"三位一体建构,其核心是"忠君"."忠孝"思想观念是专制王权政治体系中最基本的政治道德规范,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臣民对君主具有绝对义务之政治观念.清官政治思想中的爱民思想源于儒家"仁政"与"民本"学说.在清官政治思想中三者结合在一起,形成"孝亲、忠君、爱民"三位一体的政治思想模式,成为指导清官做人从政的指导原则.     

《孝经》“移孝为忠”说的困境与超越——以明末大儒黄道周为个案

《孝经》提出"移孝为忠",孝与忠紧密联系,但其间又存在矛盾。以"孝子"、"忠臣"著称的黄道周深受《孝经》影响,但他的孝道观倾向于先秦儒家的孝道派,在孝与忠发生矛盾时主张忠服从于孝,这一点与"夺情"执政的杨嗣昌截然不同。黄道周在完成《孝经》"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人生设计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事亲与事君、辱亲与忠君的两难抉择,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对"移孝为忠"作了深刻的注解,孝与忠的裂痕也在他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合;而《孝经》"移孝为忠"说则在明清易代之际得到了一种新的诠释与超越。     

先秦儒家孝亲思想的特征

先秦儒家孝亲思想的特征有三：其一是孝亲方式的＂养＂和＂敬＂的二重性;其二是孝亲义务的绝对性和至上性;其三是孝亲功能的逻辑推演性。可以预见的是,旨在强调家庭伦理之＂孝＂的先秦儒家＂孝＂论,必将对传统＂孝＂文化的当代转换提供有益借鉴。     

《周易》对传统孝道文化的影响

孝道是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现实与历史基础,孝是忠的前提,忠是孝的延伸。而《周易》则建构了孝道的理论基础,《易传》彻底改造了《易经》中的先天平等思想,由所谓"先天不平等"(天尊地卑)的虚构逻辑前提出发,推演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的理论主张。后代的统治者与御用文人,在理论上把这种专制性的孝道观加以细化,在实践中加以制度化、法律化、典范化,导致了奴性化、反科学性、反人性的严重后果。只有彻底抛弃专制基础,对传统孝道观加以扬弃,才能真正古为今用。     

唐代省亲诗的忠孝观念

省亲是归家探望父母的礼俗。唐前省亲诗仅表达了个人思归的家园情结。唐代省亲诗则反映了唐代官员、士子、僧人等社会群体的省亲现象,及这些省亲群体的忠孝观念:官员省亲诗表现了唐代官员"忠大于孝"、"孝大于忠"或"忠孝两全"的不同伦理观念;士人省亲诗体现了科举士子扬名显亲的至孝观念;僧人省亲诗蕴含了中晚唐僧人、士大夫"孝能通禅"的思想。     

魏晋名士对孝道的反思

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包括孝之情和孝之礼。汉代对孝道进行了全面的政治化改造,注重忠孝一体。魏晋名士在儒道合流的背景下对于孝道思想进行了反思。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发挥孝之情的重要意义;竹林名士阮籍、王戎分别以自己的守丧行为指斥孝之礼的虚伪和束缚;两晋名士融合孝之情、礼矛盾,将曾经尖锐的情、礼对立消融为率性尊礼。魏晋名士对孝道的反思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     

汉代“以孝治天下”政策的现实效果——以士人宗族群体为中心的考察

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朝廷通过不遗余力的孝治教化,企图达到“以孝劝忠”的政治目的。就当时在汉代社会结构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士人宗族的状况而言,一方面这种广泛教化政策使得宗族内部对于孝悌的德行非常重视,同时使得家族内部形成了以士人为核心的比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但是另一方面,每当关键时刻需要在忠与孝、国与家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士族的趋向往往会是首先维护本宗族的利益。正是这一点,成为两汉政权两次倾覆的重要因素。国家“以孝劝忠”、巩固政权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发生很大的作用。     

孝道思想在海外的传播及其影响

在中国古代,孝道思想在海外的传播主要通过四种途径:华人移民、外交使节、商贸活动和宗教僧侣。其中,华侨华人在孝文化传播上发挥了最重要的桥梁作用。孝道思想传播到海外,受到各国封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他们在政治上推行孝政,在文化教育上实施忠孝教育。直到今天,孝道思想对海外社会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