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再认识

本文在盛邦和教授《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大亚洲主义》一文的启发下 ,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进行比较 ,认为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早期的“亚洲联盟”论和“中日连携”思想 ,以及由此演绎出的文化亚洲观基本近似 ,但对日本大亚洲主义最后异化为侵略主义理论则是排斥的。孙中山既是一个爱国者 ,又是一个世界和平主义者     

"亚洲与世界文明国际研讨会"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联合主办的“亚洲与世界文明国际研讨会”,于2005年9月22—25日在中山市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德国、加拿大、俄罗斯、日本等近10个国家的专家学者60余人,在为期3天的研讨会上,就“亚洲与世界文明”这一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一)亚洲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主任汝信教授认为,亚洲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一直站在世界文明的前列。亚洲的出现也…     

作为一个历史世界——蒙古时代之后的东部亚洲海域

蒙古时代之后亚洲东部海域或环东海南海区域,可以作为一个相对完足的历史世界进行研究。由于蒙古时代之后,特别是15世纪起中国与西部世界相对隔绝,原本蒙古时代连成一片的欧亚大陆又成为“东是东,西是西”。恰好大航海时代后的全球交通上,海路逐渐超越陆路,因此,“东部亚洲海域”尽管也有海禁与倭寇、壬辰之役、明清易代、大航海后西人东来等扰动,但在19世纪中叶西方的根本冲击之前,它仍然勉强维持了大体稳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而从这一秩序的形成、动荡与瓦解过程中,正可以看到东部亚洲海域从传统到近代的历史过程。之所以要把环东海南海作为一个历史世界进行研究,不仅为了回应和补充传统历史学界的“东亚”研究范式,以及新近流行的“中央欧亚”或“东部欧亚”研究思路,也是试图打破东北亚和东南亚研究之间的鸿沟,以更大的联系的视野,改变这一区域历史研究的局限。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论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兼谈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之变迁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撰写几篇有关“新亚细亚主义”的章,以其崭新的观点,严肃地指出日本一些人所宣扬的“大亚细亚主义”之本质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揭示了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侵略性与欺骗性,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的中心内涵是亚洲各民族自决、平等联合,积极反对侵略,以求得民族独立与解放。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正确认识中国的“新亚细亚主义”、“大亚洲主义”与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根本区别,有利于当今亚洲人民的合作与发展。     

亚洲金融危机引出的教训

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曾经把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称为亚洲的“四小龙”.继之,出现了如泰国、马来西亚等经济腾飞的亚洲“小虎”.世界舆论把亚洲这些国家和地区称为“亚洲模式”或“亚洲奇迹”.然而“模式”并非永久,“奇迹”并非常“奇”.97年这些“小龙”、“小虎”中,金融动荡,“亚洲模式”的神话在世人心目中已动摇.亚洲国家由盲目乐观开始寻找发展的新思路.     

“东方社会—亚洲价值—亚洲模式”三论与当代中国的东方认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学界先后开展或参与了以“东方社会”“亚洲价值”和“亚洲模式”为关键词的三次国际性研讨。其中，从社会学角度对“东方社会”的研讨，使以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封闭停滞的负面判断，转为对“东方社会”及“东方道路”的正面确认；从哲学角度对“亚洲价值”或“亚洲价值观”的研讨，促进了“东方”共有价值观念的辨析与认同；从经济学角度对“亚洲模式”及东亚经济发展特点的讨论，反映了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学界对“亚洲模式”的冷静判断与正面评价。上述“三论”在时间上先后相继，在论题上相互联系，是近40年来我国“亚洲认同”或“东方认同”的重要方式，也是东方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     

亚洲新兴国家经济复苏的外部制约性经济因素

以东盟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代表的亚洲经济在1999年出现了复苏的迹象,这是否意味着亚洲国家的金融危机已经结束?对这一问题,国际舆论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现在得出“金融危机已经结束”的结论为时尚早,本文所论及的即世纪之交的美国、日本以及欧盟和其它敏感地区的经济形势对亚洲国家经济复苏的影响,由于上述地区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因此亚洲国家经济复苏的道路也将困难重重,甚至有再次陷入危机的可能.     

津田左右吉与中国、亚洲

津田左右吉(1873-1961)是近代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者、思想史学者。作为对津田史学予以批判超越的必要工作之一,应从多角度讨论津田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反"亚洲主义"或"亚洲并非一体"的主张。其主张虽以"包括印度、中国,甚至包括日本之意义上的东洋文化,理应不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是有体系的、具备复杂内容和结构的思想。就是说,津田"亚洲并非一体"的主张之思想基础,在于对战前"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批判,对战后新的"亚洲一体"思想和运动,即对亚洲社会主义之期待的危机感。这种批判和危机感的背后,反映出津田关于同时代东方各地区(亚洲、东洋)文化、社会停滞的认识,津田还视"亚洲"、"东洋"概念自身为儒教式权势主义而加以批判。津田进而认为,思想、文化一般说来是植根于民众"生活"的具体的特殊的东西,从此角度出发,对徒有其名的"亚洲"、"东洋"概念作出了否定。最后津田将历史学规定为重视具体性特殊性的学问,反对概念化与法则化,对以抽象化为本质的哲学持冷淡的态度。     

全球化与共生的思想

全球化在“统合与分裂”中进行,“支配与共生”成为当今的时代课题。在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亚洲过程中,日本同时扮演帝国主义和原住民两种角色。当代日本在建构东亚共同体中,要以世界市民的观点,追求“普遍性”文明中的共生,参与全球文明的建构。     

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挑战与机遇

世纪之交,被人们认为在一个多元化的舞台上,最有可能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与亚洲趋同的现代化国家—澳大利亚,适时地提出了“融入亚洲”的口号。对于澳大利亚这样一个移植欧洲文化价值观念又与亚洲有着密切经济往来的国家来说,融入亚洲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融入亚洲,不仅符合澳大利亚长远的国家利益,也对亚大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外国志记"与亚洲视域之形成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华夏-四夷"的"中国中心"观被印度的"洲"及"四国"世界观所冲击,形成了有别于"四夷"的"外国"视域,并以"志""记"(合称"志记")的撰著形式加以呈现.各时代"外国志记"及外国视域的依托背景各有不同.晋唐时代主要依托佛教,宋元时代主要依托国际贸易,明代(前期)主要依托政治外交.晋唐时代求法僧"志记"所呈现的主要是中亚南亚的"佛国",宋元明时代的"外国志记"所呈现的是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地区通商各国,都属于"亚洲-东方"世界,而对西方(欧美)世界则记之甚略、知之甚少,因此,上述"外国志记"中呈现的并非完整的世界视域,而只是"亚洲(东方)视域".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外国志记"与"中国的东方学"联系起来加以关联考察的理由.从中国的东方学史的角度看,这些"外国志记"构成了中国东方学的史前史形态.     

试论"政府诱导"与日本民众"军国主义心理"之养成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为了将民众思想纳入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轨道,一方面对民众进行“物质利诱”,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对其灌输“脱亚入欧”、“主权线利益线生命线”、“受害(补偿)”、“天皇神国(武士道)”等思想。日本民众因这种长期的“政府诱导”而形成的“军国主义心理”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奠定了“民众基础”。正是在这种“军国主义心理”的驱使下,日本民众甘心情愿地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彻底清除日本民众“军国主义心理”对于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地缘文化与亚洲新电影的美学取向

90年代以来,亚洲新电影在全球化语境中日渐崛起并引起人们关注。亚洲,在西方人的视野中,属于世界地理范畴中的东方。从地理分布上看,“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东方以后,又把中国、日本、朝鲜、印度乃至整个阿拉伯国家包括非洲在内,都通称为东方,以此区别于他们的西方世界。”[1]因此,很多学者又把亚洲新电影通称为东方电影。由于东方族群长期受到西方强权政治和殖民统治的奴役,东方的文化也因此而受到“西方中心论”文化的摧残和遮蔽。亚洲新电影普遍有着表达本土文化的自觉。在这个意义上,亚洲电影就不仅仅是一个属于地理范畴的名词,更是一…     

后雁行时代的亚洲经济格局

"雁行模式"一直被认为是描述亚洲经济格局的经典理论,但自20世界80年代以来,由于亚洲经济环境的变化,雁行模式理论开始衰落。雁行模式得以存在的根源是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随着科技进步和金融创新,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和资金的渠道更加广泛,对单一国家的依赖程度开始下降,亚洲经济格局开始向着均衡的方向发展。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打破了原先由单一国家主导经济发展走向的局面,使世界经济走向多元化。在后雁行时代,东亚和南亚地区仍然是世界最具经济增长潜力的地区。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日本和印度将共同成为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牵引力,而亚洲其他国家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公共服务质量持续改进的亚洲实践

当前,发展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质量改进战略,正逐渐受到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重视,韩国、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国家纷纷采用满意度评估、质量控制和服务宪章等方式来推动公共部门改革。文章分析了持续改进公共服务质量这一亚洲国家改革的新动向,指出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在推行公共行政改革过程中的共性正逐渐在国际舞台上凸显。文章认为,我国在推动公共服务质量改进上已经迈出了步伐,但还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在未来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持续改进公共服务质量作为新的战略与策略,应该纳入到改革议程中来。     

中国在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中国作为迅速崛起的亚洲大国,不仅积极参与了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且在亚洲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阐述中国重新崛起并尝试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进行解答的基础上,本文将主要从经济方面探讨中国对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影响和作用,中国对于亚洲和世界的最大的作用力将来自中国自身变革的成败。亚洲的一体化进程也将对中国的变革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亚洲价值观”与新加坡民主政治

“亚洲价值观”给新加坡政治和经济生活带来深远影响。在新加坡政府积极宣扬和推行之下 ,“亚洲价值观”维持并巩固了新加坡的威权秩序 ,同时 ,也推动了新加坡经济 3 0年高速发展。新加坡威权政治把民主压制在秩序范围之内 ,而经济发展以及市民社会的兴起使得新加坡民主化潮流不可阻挡。二者张力的结果是民主在威权秩序下缓慢培育和积累 ,逐步走向成熟。     

"黄祸论"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真义

与“中国威胁论”相应的是在近代中国曾经流行一时的“黄祸论”,其对中国未来的忧虑很深。历史的发展恰恰否定了“黄祸论”的结论;中国社会被拉进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从中国固有的“天下观”中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精神来看,中国社会对此的最初反应是对“陈腐世界”的一种抗争;从传统的“天下观”和“朝贡”体制中挣脱出来,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觉醒和新的意识,这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意义,它是中国文化理解世界近代历史的开始,也是中国社会进入世界大家庭时的历史根据。     

孙中山的亚洲梦

孙中山一度以欧美为榜样规划中国革命的前途,但因中国是亚洲的一部分,且出于对欧美资本主义弊端和危机的体认,最终将眼光与思维回归于亚洲。孙中山主张与日本合作,赞成亚洲各被压迫国家联合,共同阻遏殖民主义东渐。他将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线,谋求本民族独立、平等与富强,呼吁建立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只有恢复民族平等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当代社会应正确处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两大主义必须经受全球一体化的人类公理的重新评判。应该把中国固有道德扩大到融合世界各国道德的优良成分,作为新的世界公民道德构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