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农民的农村改革与治理逻辑——来自安顺市1951—2022年农村改革的考察

“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改革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原则、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有力见证。通过对安顺市1951—2022年农村治理变革的考察发现,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改革呈现出“以农民需求为导向产生改革动力、以农民利益为根本制定改革目标、以农民参与为核心贯穿改革过程、以农民满意为宗旨形成改革评价”等四个特点。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改革之所以能有效进行,其治理逻辑在于政府往往以政治吸纳农民关注改革、以情感强化农民认同改革、以授权组织农民参与改革、以利益激励农民支持改革。实现以农民为主体的改革要站在农民的立场,使政府与农民、效率与公平、帮扶与内生的关系更贴合时代发展要求,也更突出农村改革的时代价值。     

政府再造，公民社会浪潮与中国公共组织改革

公共组织是在社会公众隐含的、疏散的、泛化的委托授权下 ,作为单一的、长期的、非市场选择性的代理组织存在和运作的。“政府公共组织”与“民间公共组织”是两种基本的公共组织形态。现代公共组织变革与整合的基本趋向 ,简单地说 ,就是 :通过市场化、民营化的“政府再造” ,积极培育“公民社会” ,来建立“小政府 ,大社会”的公共治理模式     

国家与基层组织关系视角的乡村水利治理

明清以来乡村水利治理经历了“民间自治”一“国家动员＋基层组织”一“国家退出与基层组织”一“市场化与农民合作”的演进轨迹,这是由国家性质和农民组织状况共同决定的。当下乡村水利治理的困境由国家缺位和基层组织弱化造成,因此,国家应积极介入乡村水利治理,着力重塑基层组织的行动能力,实现国家支持与基层组织的有效对接,建立水利治理的长效机制。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民生问题与乡村治理

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的民生问题尤为突出.为了改善民生,共产党积极发展群众团体,保持群众团体的独立性,逐渐促使群众团体成为政府和农民的联络纽带和沟通桥梁.最终,在行政性治理和社会性治理的双重治理下,抗日根据地的民生问题得到较大改善.这是乡村治理结构在近代中国的一次重要变动,也是“小政府--大社会”模式在抗日根据地的一次有益尝试,还是诠释晋察冀边区作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一把钥匙.     

社会组织在经济法中的地位：现状、问题及对策——以我国63部经济法文本为样本研究

产生于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现实困境的社会组织,在市场经济中担负着自律、公共服务、干预和治理的功能期待。我国经济法文本中有关社会组织的条文体现了 “强政府—弱社会”治理模式下的立法路径依赖。应当积极扭转政府主导的思维惯性,以进一步市场化和政府简政放权为基本思路,通过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和培育、规范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建立科学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拓宽其与政府之间的合作等方式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在市场中的功能。     

健康中国背景下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重构——基于健康乡村的三重逻辑

促进公众健康有效参与已成为国际健康治理发展的新趋势。在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健康乡村存在健康需求整体化、时序重心前移化及治理实践场域化的三重逻辑，迫切需要农村健康治理的创新转变。目前，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存在观念、空间及效果保障三方面的缺陷，并引致多种不利后果。究其原因在于存在健康管理方式“路径依赖”、基层政府健康治理能力不足及立法制度建设缺位等问题。为此，应通过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的观念重建、空间重塑以及制度重设，重构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     

论我国陆地边疆的合作型治理

我国陆疆合作型治理是中央政府及其陆疆地方政府在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把拥有不同资源优势的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组织及其社会公众统合成一个拥有共同目标、既合理分工又有效协同的治理体系,以陆地边疆问题的解决为依归的边疆治理模式。陆疆治理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国际性等特征决定了合作型治理是陆疆治理的最佳选择之一。合作型治理理念和方法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也决定了该治理模式是推进陆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动力。陆疆合作型治理模式大致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建构：府际间的协同模式、政府与社会的共治模式、政府与市场的互补模式、政府与公众的互信模式等。     

社会建设视角下的乡村治理模式

从社会建设视角对“有限主导——合作”乡村治理模式进行学理性分析,阐释“有限主导——合作”模式的涵义、依据,认为形塑“有限主导——合作”模式的路径是：克服国家权威碎裂化,规范地方政府和基层政权行为;培育村干部合成器角色;增强农民合作精神。     

学习型政府再造：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之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在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学习型政府再造具有特殊意义。国家治理能力具体体现在政府治理能力上,学习型政府再造有助于政府在因目标与现实的差距而产生的“创造性张力”下,不断超越自身去完成组织的使命。学习型政府再造需要抓住共同愿景、学习形式、能力提升与组织绩效几个杠杆点作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论回应型政府的运行模式

回应型政府是一种使回应制度化、体制化的治理模式.与传统的政府运行模式不同,回应型政府服务社会的价值取向,政府与社会平等合作、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电子化与扁平化的政府组织结构,透明、快捷的治理过程,有多元主体参与的、体现责任约束与对结果负责的政府绩效评估,共同构成了其特定的运行模式.     

从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策略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通过组织传播策略,依靠文件、开会、口号和广播等路径,将国家意志传递到乡村,从而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普及,大众传播已经成为国家整合乡村社会、开展乡村治理的主要策略.相对于组织传播而言,大众传播是一种“软性”治理策略,并且建构了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三角”关系,容易形成乡村社会博弈力量的均衡,有利于趋向乡村善治.     

乡土社会变迁与乡村治理——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单一的政府管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匹配,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由此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而且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从竞争治理迈向整体治理

科学的治理模式对政府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整体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范式下的竞争治理所导致的政府组织分部化、管理碎片化和公共服务裂解性的反思与修正,力图构建一种基于协同、合作与整合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和政府运行模式.从竞争治理迈向整体治理不仅仅是一种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治理模式变迁,更是一种政府治理理念的重塑,将极大地深化和提升政府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旨.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内涵及实现机制选择——基于案例的比较分析

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基础上构建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体系,既应赋予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完整的内涵,又要创新实现机制以保障其权利的实现.面对农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以及农民的退出权、处分权和收益权残缺等问题,需要建立和完善内置于“农民集体”的治理结构,赋予“农民集体”一定的法律地位,重新界定各个权利主体的边界和权能.本文从现实的案例分析中总结出三种土地财产权的实现机制:传统的行政组织替代模式、新乡村共同治理模式和独立法人模式.对土地财产权实现机制的选择既要依据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又要有所创新.     

集体资产股权管理中利益冲突的有效调控——以核心利益相关者为观察对象

因政府、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集体资产股权管理工作均存在双向依赖关系，故集体资产股权管理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集体经济组织以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等三类主体。集体资产股权管理中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的实践样态表现为：政府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存在“权力越位”与“权利缺位”的冲突，集体经济组织与非股东成员之间呈现“治理偏好”与“利益诉求”的矛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出现“有权分割”与“无权共享”的纠纷。集体资产股权管理中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的协调须遵循相应的内在机理，即应厘清政府、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等主体各自的角色定位，坚持民主管理原则，明确相关成员的股权主体地位。集体资产股权管理中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构建，应包含建立政府主导的预防和监督机制、完善集体经济组织主导的协调和保障机制、畅通农民主导的利益表达和协商机制等内容。     

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转型与困境

我国在持续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面临重要的转型,“大政府,小社会”的政社关系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要不断实现社会治理参与主体、决策主体以及社会矛盾纠纷解决主体的转变,推动政府的角色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从管控者转向引导者。但是在政府与社会关系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需求与社会治理的效能之间存在错位以及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困境对这种关系的转型构成了挑战。     

善治城市: 中国城市治理转型的目标与路径分析

“善治”是一种理想的城市治理模式。当代中国城市管理要实现其缓解或消除越来越严重的城市问题的使命,必须摆脱传统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城市治理,实现城市善治。我国现行的城市管理模式离城市善治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实现城市善治,形成善治城市的关键战略是适当的能力建设和协作管理,即城市政府通过自身“再造”,提升治理能力,增进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同时,努力寻求和发展非政府组织、企业、公众对城市治理的支持、参与和合作。     

农民公共产品权益保障的逻辑演进——从公共产品最优供给模式不足到次优供给模式契合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关涉农民公共产品权益的实现.但从实然发展角度看,政府先入为主的最优供给思维在农民偏好的“非全面显示”与“非理性行为”面前陷入桎梏,引致农村公共产品管理混乱和集体行动困境.在分析现代元素嵌入乡土社会引致农村利益分化、最优供给模式下农民公共产品权益保障陷入困境的基础上,从应然发展角度指出次优抉择条件下“无嫉妒供给”模式构建、约束条件下应然与实然的统一、嵌套博弈下多边治理机制引入及集体之名下村域公共产品资金筹集机制的构建等是保障农民公共产品权益实现较为合理的选择.     

新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的理性思考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维护和发展农民权益的主要载体,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依托。组织治理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治理上存在先天不足和后天弥补缺位的问题,在组织治理的路径上,应贯彻对内公平与对外效率的新理念,同时发挥政府服务作用和市场激励作用,治理外部环境优化与内部组织制度创新同步进行,创建利益联结与关系产权协调等机制。     

新农村合作治理主体的培育与公共治理能力的提升

农村合作治理要求各治理主体均衡发展。一要增强农民教育培训内容的系统性和针对性。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二要加强政府引导、市场培育、科技保障、风险防范,培育各种新型经济组织;三要重塑治理理念、优化服务职能、转变服务方式、创新治理机制,提高基层政府公共治理能力;四要积极培育农村非政府公共组织,充分发挥其利益表达和实现、行为自律和协调、政府与社会互动,增进社会资本的载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