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北宋前期官制中的比品和序班

宋前期,职官制度已形成官、职、差遣三大系统。唐代职事官的地位,在这一时期,升降剧烈,并已阶官化、虚衔化。而后起的职名、差遣,〖JP2〗一为清要侍从官,为升迁之“终南捷径”;一为有实职、实权者,二者虽无品秩,却为士大夫所重。为了整顿自唐中后期以来混乱的职官制度,适应使职差遣制度出现后的新形势,宋朝前期,权宜地但又是务实地应用比品、序班等手段,在百余年的不断调整中,逐步建立起了职官制度的新秩序。各类官职则以比品、序班来确定其实际的政治地位,其详则见于《宋史·职官八》的《建隆以后合班之制》。     

论元丰官制后秘书省职官的困窘状态

北宋元丰五年施行新官制,秘书省恢复成为国家的图籍文献中心,其秘书监、著作郎、著作佐郎、秘书郎、校书郎、正字等职官被视为清要职位。然而入职秘书省并非平步青云,秘书省职官与其它监司的职官一样,依循年资、考核绩效而迁升,以致久历年资而迁延于秘书省。秘书省职官虽被人寄予厚望,但因品级较低而俸禄微薄,再加上宋代实行的"省陌"制和"折变"制,生活上经常处于困顿之中。尽管有升迁中的困难以及生活上的困窘,由于其养育人才的政治功能,秘书省依然成为文人们的向往之地。     

略论唐代的东都尚书省

唐代中央职官在东都洛阳分设了一套职官体系,东都尚书省是唐代东都分司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东都尚书省并不全盘照搬长安官制,而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东都尚书省不设尚书令与左右仆射,以东都留守为长官.东都尚书省虽也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但六部之下所设各司往往不齐备,六部的具体工作也和长安官制有所区别.     

论北宋元丰官制后秘书省职官诗歌中的"茶"

北宋元丰五年施行新官制后的秘书省恢复成为国家的图籍文献中心,秘书省职官们具有一种优裕的心理。对于秘书省职官而言,茶是日常生活必需品,也是文人间日常交往的媒介。秘书省职官看重茶怡养性情、寄寓人格的精神价值。他们经常饮茶、品茶,或者以茶相赠,互通往来;或者以茶为媒,传情达意。他们的诗歌在描写茶时或者渗透着高雅的书卷气息,或者赋予了远离政治、冀望江湖之情思,将茶与自己的人生感受、高洁的品性、政治的感慨相融合。     

从台湾例到海疆缺:清代海疆治理下的台湾职官选任制度发展

清代台湾职官选任制度的创制与发展,是清朝统一疆域形成与海疆治理深化的表现。清廷收复台湾后,为解决“缺官”问题创制台湾例;清中期,海疆治理深化,台湾例逐渐与沿海缺融合形成海疆缺,并不断对海疆缺进行调整完善,更加注重治理成效。台湾例的不断发展,对沿海各省职官制度产生了影响,并最终融合成为适应海疆治理整体性的职官制度体系。清末,海疆危机突显,台湾海疆缺虽积极因应,但终因台湾的丧失而被撤销。有清一代,台湾职官选任制度针对其夐于远海的特殊自然环境与番民共处的复杂社会情形,确定了“人地相宜”的制度宗旨,通过“拣选题补”“俸满优升”的制度原则,在台湾建立起一套完备的职官治理体系,大大提升了清政府在台湾的治理能力,推动了国家治理一体化的进程。     

秦太尉小考

秦始置太尉之说,初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自此说闻世后,史家多信之无疑。但也有人提出过异议:晋人束暂据《尚书·中侯》认为太尉非秦官。唐房玄龄的《晋书·职官志》云:“太尉,古官”,即太尉非秦始置。《太平御览》卷二○七引《百官表注》也持同一说。这些见解是有道理的,可惜他们都没有作进一步的论证。然而,秦设太尉是否掌全国军事,也值得怀疑。若太尉为三公之一,掌全国军事,这一煊赫职官,为什么在秦统一、伐匈奴、征南越、镇压农民起义中,却无一语道及。但《史记》     

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崔际银教授《文化构建与宋代文士及文学》评介

陈寅恪先生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7页)。天水一朝向来被冠以积弱的名号,但在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却     

《水浒传》和《罗宾汉传奇》中的英雄人物比较研究

<水浒传>和<罗宾汉传奇>显著的共性是以英雄人物为主角.这些英雄人物虽生活于不同的时代和国度,但在他们身上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不过,由于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等不同,在他们表面的相似之下却还掩藏着一些差异.本文从中英两国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对这些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作了较为详尽的比较研究.     

《仪礼》所见周代等级臣僚形态述论

《仪礼》作为"三礼"之一,为周代贵族相关礼仪汇编。其书保存了众多珍贵的周代职官史料,记载了具有等级制特征的各级贵族之臣僚,为其他先秦文献所鲜有。若究其实质,将《仪礼》所记与周代职官制度史实相参照,等级臣僚形态实是西周春秋封建政治体制下多级君权的产物,其编纂显有历史依据。     

艺术形式不必受制于内容——谈布莱希特和怀尔德剧作主题与表现手法的异同

德国的布莱希特与美国的怀尔德是20世纪初涌现出来的两位戏剧革新家.他们虽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反映同一时期的生活内容,但剧作的主题思想却截然不同;他们的世界观虽呈现着根本的对立,但在创作技巧和表现手法上却又是那样相近.     

战国秦汉时期舍人试探

舍人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起初具有家臣性质。秦和秦汉之际，舍人开始向国家的职官转化，已有了职官的雏形。汉王朝建立之后，国家对舍人的管理走向规范化。一方面加强了对私门舍人的管理；另一方面，在国家职官体系中也开始有了“舍人”这一正式名称，即太子舍人。但作为国家官吏，太子舍人一般不通过察举选任。战国秦汉间舍人身份的演变，反映了这一时期官僚制度逐渐规范化的趋势。     

隋唐五代的林业官制

隋朝创立新型职官制度,唐五代承之,虽因时损益,仍以三省六部诸寺诸监为其行政中心。其中尚书省户部(本司、度支司)、工部(本司、虞部司)分掌营林与利用之政令,属于林业政务机关;司农寺、将作监、少府监及其所辖有关的署、监分掌劝课农桑、竹木种植、材木采伐、薪炭供应、园林管护以及木工技巧等具体事务,属于林业事务(职能)机关。而后者并不隶属于前者,却须仰承前者之政令,显示了隋唐五代林业官制既分散布局,又集中指挥的重要特点。     

《里耶秦简》[壹]中的“课”与“计”——兼谈战国秦汉时期考绩制度的流变

本文在对《里耶秦简》[壹]中的“计”“课”文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计”是对现有国家资财的静态总结与统计,其考核对象是国家机构;“课”则是对国有资财增减情况的动态记录和监督,其问责对象是具体的职官和实际责任人.战国秦汉时期考课制度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过程:战国时期仅依靠上计制度,秦代计、课分离,汉代又恢复了上计制度,但辅之以严密的监察体制.     

略论春秋时期鲁国家臣制度

家臣制是古代中国私家贵族管理家政事务的职官制度,缘于各国政制传统的不同,至春秋时期形成了内涵有别的区域类型.鲁国家臣制无论是其职官系统模拟公室的体系性,抑或是家臣选官原则及管理制度,均特点鲜明而自成一系.春秋前中期鲁国家臣制虽对传统贵族政治中世族世官制有所突破,然尚存浓厚的宗法性特点.至春秋晚期私家基于集权目的对鲁国家臣制进行革新,无论是从选官原则抑或是管理模式视之,均呈现出前所未有之气象,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重要渊源.     

论元曲家的做官与作曲

元曲家社会地位的低贱，从他们所任职官的卑微得到进一步验证。低贱的社会地位，使元曲家壮志难酬，遂转向元曲创作，写出一批描写官场的作品，形象地表现出他们难入仕、难做官、更难显赫的诸般心理，发泄了他们对蒙元社会的绝望之情、失落之感和愤怒之声。     

明清隐逸诗词的感伤情调

明、清两代的隐逸之士,大多出现在明初、清初,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所面临的政治环境虽不同,但他们都有着易代之际的惨痛经历,都受着高压政治的摧残、迫害。因之,他们在绝望、悲戚中不得不选择痛苦的隐逸之途。且由于某些政治、文化制度的相似、文化思想的沿袭,致使文学领域表现出某些相似性。使这两个时期的隐逸诗文,都少了前代同类作品所表现出的超逸之气,却蕴藉了深厚的感伤情调。     

我国古代最高行政官职的演变规律

中央最高行政职官的演变规律是:在唐代以前官制尚未定型时,君王的贴身小官名称逐渐发展为国家的最高行政职官名称;在宋代以后官制定型后,君王为限制某些官员或官署的权力,就会另设职官或官署.地方最高行政职官的演变规律是:以皇帝名义监督和出行的中央职官常常演变为地方的最高行政职官.     

拉祜族传统职官制度的形成与演变

拉祜族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职官制度。最初是以游猎游耕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古老的"卡些卡列"职官制度。其在组织与家庭结构关系上与拉祜族双系大家庭制度相适应,虽然已显现出某些社会政治功能,但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职官体制,管理机构也不完备,属于原始民主管理制度。当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治行政制度在拉祜族地区确立后,"卡些卡列"制度被纳入土司统治下的职官制度体系之中。而随着拉祜族地区的"改土归流"与保甲制度的建立,拉祜族的传统职官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控制与失控：清代幕友与国家的关系

幕友虽非官员,却参与地方官员的机要;虽无法定的权力,但与权力相依傍。正是幕主与幕友的私属性、幕友在政治中的重要性以及官员聘用幕友的广泛性,清政府采取诸多办法,对幕友及其行为进行规范,以达到“得幕宾之益,而不受其累”的目标。但结果并非完全如此,在晚清,国家对幕友则有失控的趋向。文章描述了国家与幕友关系的变动,概括了国家对幕友控制的基本特点,分析了国家对幕友失控的原因,并从这个角度探讨晚清地方官制改革的必要性。     

钟嵘诗论的“直寻”主张

南朝时代,封建统治阶级大力倡导文学创作,士人写作五言诗的风气很盛。正如钟嵘所说:“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但是,创作虽盛,风气却不佳。脱离社会内容的形式主义、讲求四声八病的唯美主义等不良风气笼罩着整个诗坛,给诗歌创作带来了很坏的影响。士人贵族视诗歌为应酬消遣之物,他们忽视甚至脱离了实际的社会生活,并无激情荡于胸间,却偏要舞文弄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