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铜镜主要特征管窥

金代铜镜在中国古代铜镜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艺术创新、工艺水准、模仿铸制、刻款押记等特征的深入探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推动金代铜镜研究的进展。只有全面认识总结其各种特征,才能恰如其分地把握金代铜镜的历史定位。     

金代墓志等级制度研究——以出土墓志为中心

笔者在对已知出土金代墓志信息进行归纳和分析的基础上,对金代品官墓志等级使用制度进行复原,并结合史实对个别特例作合理解释。同时分析了金代存在的非品官者使用墓志的现象,认为"非官不志"的禁忌在金代已被打破,墓志已在僧道、平民等群体中较为广泛的使用。     

韩州四治三迁考

辽金时代的“韩州”史书曾多次提到。是当时宋金之间来往必经之地,是南北交通的重镇。北宋徽、钦二帝曾在韩州囚居过二年之久①。可见辽金时代的韩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州治。韩州是今日何地,清末的曹廷杰有《八面城即韩州考》一文。据该城出土过“韩州刺史”边款的铜镜②,并引《蒙古游牧记》关     

佳木斯地区近年发现的金代官印考释

本文对佳木斯地区近年来出土发现的几方金代“猛安”、“谋克”官印,结合文献和有关资料进行了考释.     

蒙古国前四汗时期中原官吏职名的若干考释

在蒙古国前四汗时期,中原地方机构“随事创立,未有定制”（《元文类》卷·40经世大典序录·制官》）,设官分职亦“皆从宜一切”（《榘庵集》卷5《李庭秀新阡表》）。因而,始终未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地方统治体系。本文试对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官职进行若干考释。一、行省行省之名源于金代。金代以宰执出镇地方,主持征伐或处理重大事务,称行尚书省事或行省事,简称行省。行省是金代统治中枢──尚书省的派出机构。金末因战争需要,先后在各地设立行省,以宰执领其事,主管一路或二、三路军政,以增强应变能力。蒙古人进入中原后,借用“行…     

金代铜镜制作的成就与问题

以往的考古界和美术界都对汉唐铜镜十分重视,这方面的著录及文献资料堪称丰富,而对于金代的铜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国古代铜镜的铸造高峰是汉唐,而到了金时又迎来了另一个高峰。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可以从金代铜镜的研究上折射出金一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民俗的若干问题,特别是通过它的纹饰和铭文所反映出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内容早已远远超出了铜镜本身所具有的实用价值和工艺美术的审美价值,对于北方民族文化艺术研究的拓展无疑提供了更多的实用史料。     

金源铜镜的宗教文化意蕴初探

金源地域出土与传世的铜镜数量之多、质量参差、纹饰与形制的变化都与女真人的宗教文化关系密切。女真人的艺术、哲学、文学、宗教等文化思想不同程度地保留在铜镜的正面和背面,同时,金源铜镜的发展、大量传世也是女真人的宗教文化使然。     

金代"上京路军马提控木字号之印"考述

民国时期宁安县东京城镇出土的金代官印"上京路军马提控木字号之印"是金代晚期上京路高级军事将领印信.它不仅为金国、东夏国的官制、兵制、行政建置、历史地理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同时也为考古学、历史学提出了新的课题.     

金代“牵拢官”考释

金代设有"牵拢官"一职,但目前学界对其具体职务以及来源等问题皆缺乏考证。唐末五代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牵拢官",本文从对早期牵拢官的研究出发,充分利用各种史料,力求还原金代牵拢官的真实面貌。     

辽代避讳始于何时

赵翼《廿史剳记》曾记载金代的避讳情况。“金人一人二名,其国语之名,便于彼此相呼,汉名则用之诏令章奏。其避讳之法,则专避汉名,而国语之名不避,盖国语本有音无正字也。”其实,汉名之俗,本起自契丹,女真沿袭。所以,这种只避汉名的方法也来源于契丹。辽代皇帝亦一人二     

金代近侍初探

金代宫廷政治中,有一点与历代不同,即几乎没有阉宦之祸。其主要原因为“金法置近侍局尝与政事,而宦者少与焉”。①即金代宫廷中参与政治的是近侍而不是宦官。近侍局是殿前都点检司下属的一个机构,其职能是“掌侍从,承敕令,转进奏贴”,②即是一个侍从皇帝上传下达的机构。其成员即近侍有：“提点,正五品（泰和八年创设）。使,从五品。副使,从六品。直长,正八品（大定十八年增二员。奉御十六人,旧名入寝殿小底。奉职三十人,旧名不入寝殿小底,又名外帐小底,皆大定十二年更）。”③近侍局在金代初期不见于史籍,到熙宗时才有大兴…     

“包山楚简”中的“金”义小考

1986年底至1987年初发掘的湖北省荆门市包山2号楚墓出土278枚有字竹简记有文书、卜巫祭祷、遣策三个方面内容,其中记有“黄金”、“白金”、“赤金”、“籴金”、“足金”、“金”等内容的共有几十处之多。弄清楚简文中关于“金”的正确含义,对于楚简的研究及楚国科学技术的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有益的。本文在《包山楚墓》一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从科技的角度对简文中“金”的含义作一点考证(有关古文字均用通俗字代     

金代金银手工业的发展及相关问题

金代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时代。金代金银矿冶的生产及器物的制造 ,是当时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手工业。多年来 ,在金朝统治辖区内 ,考古发现了许多金代墓葬、遗址等遗迹 ,出土了大量金银器物。金代金银器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制作技术上 ,较多运用锤錾刻焊接铸造等技法。     

林甸县四合渔场金代墓葬

1981至1983年林甸县在文物普查中先后发现多处金代文化遗存。1991年又在四合乡渔场发现和清理了一座金代墓葬,出土了一批较为丰富的随葬品,填补了林甸县没有发现金代墓葬的空白。为研究金代人群的分布提供了翔实的文物资料。     

禾屯吉卫和奴儿干部司——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考

1974年4月,在吉林省洮安县向阳公社玉城大队七官营子村西南一里许的明代遗址中出土了一方明代铜印。它是当地农民张永庆在耕地时发现的。印为铜铸方形,边长9厘米,厚1.7——2.2厘米,直纽。纽高9厘米,通高11.2厘米。印背左边竖刻两行:“永乐七年九月日”、“礼部造”。印背右边竖刻“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左侧刻“礼字四十三号”。印文为阳铸九叠篆文——“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见印模)     

事实真相与史识倾向——以《湘军志》、《湘军志平议》、《湘军记》为中心的考察之一

以《湘军志》、《湘军志平议》、《湘军记》中的《湖南防守篇》里对于湖南以及早期湘军的两个史实：湖南是否“纵寇”和江忠源“蓑衣度之战”是应当记其“为保全湖南首功”还是应当“直没其战迹”的对照研究表明．对微观史事倾向性认知会导致史识的重大倾向性差异。这在地方历史的书写中尤其普遍存在和值得注意。     

东夏的官印和铜镜

“东夏”是十三世纪初期蒲鲜万奴在我国东北东部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蒲鲜万奴原是金王朝的辽东路宣抚使,1215年自立,自称“大真”,第二年改称“东夏”,1233年为蒙古所灭。这个政权前后存在十八年。东夏文物传世很少,出土不多。现将吉林省博物馆收集的两方官印和一面铜镜介绍于下。     

菱花镜小考

铜镜是察观容貌,用以修饰的生活用具,至今已有四千年的悠悠历史。由于铜镜的最初发明,乃是受“鉴”(一种大水盆)盛水以照影的启迪,由“鉴’扁平化发展而来的,故古人称铜镜为“鉴”,或谓“镜鉴”。到后世,亦称“照子”,但铜镜的另一称谓“菱花镜”却被人们所忽视。     

“禽”字与生死无干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书《齐孙子》,学者多称其内容与传世史书有所不合,最为乐于援引称道者,即为载于该篇第一简简背之“……孙子弗息而击之桂陵,而擒庞涓”。按《史记·魏世家》记魏惠王十八年齐、魏桂陵之战,未提及庞涓,记其后十三年齐、魏马陵之战,谓庞涓自杀,太子申被虏;又《孙子吴起列传》记载马陵之战曰:“……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这就与《齐孙子》所载除战地不同之外,厥为庞涓的自刭与被禽之不     

从“告身”看唐代官吏的任用制度

近年来,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几件唐代的“告身”,如：“张无价告身”、“汜德达告身”：（均在新疆出土）以及“临川公主合身”（在陕西临川公主墓中出土）等,引起了人们对告身的注意,但多从考古角度加以阐述,以物论物。应该说,告身制度是封建社会国家机器中一项相当重要的制度,它不仅与官吏的任用制度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与整个官吏制度,尤其是考选制度、俸禄制度以及官吏的“官”、“勋”、“爵”、“章服”等关系密切。舍身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某些朝代授予某些人员的一种凭证。《辞海》简单地解释为“古代授官的凭信,类似后世的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