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态贫困问题的几点理论思考

认识生态贫困是讨论生态扶贫的逻辑前提。把握生态贫困应当确立人的维度和生态的维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生态贫困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是人的生态关系“恶化”而导致人的贫困。生态贫困是指人类因“生态”致因而无法从自然中获取必需的生存和发展资源陷于贫困状态中。它主要分为环境退化型、自然灾变型、能力脆弱型和行为后果型等四种生态贫困类型。生态扶贫要消除的是生态贫困。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基于精神扶贫视角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的主体性不仅是脱贫攻坚的内源动力,也是精准扶贫的价值依归。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会在某些方面阻碍扶贫攻坚进程,其缺失的原因具有多重性,“精神贫困”当属主观因素中的首要根源。“精神贫困”使他们思想观念保守、脱贫志气不足、人生目标模糊,且这三方面均不同程度上导致其主体性缺失。唯有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同时着力、良性互动,以重塑贫困农民的主体性,才能激活他们致富奔小康的强烈渴望和内生动力,并激励他们主动承担起脱贫攻坚的主体责任。作为精准扶贫的题中应有之义,精神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扶心扶志”与“扶知扶智”并举,且“正向发力”,激发贫困农民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以使其自主、自信,提高贫困农民能动性与创造性以使其自立、自强,进而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向纵深发展。     

民族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量与扶贫政策创新研究——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为例

本文选取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37146个贫困农户的监测数据,依据阿马蒂亚·森的“多维贫困”理论,探究农户的贫困维度分布情况.结果发现,“养老保险”、“劳动力剥夺”、“耕地面积”、“收入多样性”和“饮水”五个维度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剥夺,“家庭状态”、“通电状态”和“住房状态”三个维度,对于加深贫困程度的贡献率很低.基于研究结果和长阳县的经济社会现实情况,从六个方面给出政策建议,以期提高民族地区的扶贫效率.     

生态扶贫研究

生态扶贫是我国扶贫攻坚进入精准扶贫新时代所推进的一项重大扶贫举措。基于贫困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多面的客观现象,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视角研究生态贫困的形成,将生态贫困界定为特定时空情境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地”维度上的剥夺及其制约“人”“业”维度的发展或导致彼此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和状态,进而提出生态扶贫的机理与路径。     

中国扶贫70年:基于实现共富的三重向度研究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政府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带领全国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扶贫成就。基于实现共富的三重向度来回顾中国扶贫70年的发展历程：在历史向度上,中国扶贫道路经历了救济式扶贫、体制改革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和精准扶贫等5个发展阶段;在实践向度上,中国扶贫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挥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相结合的政治优势,积蓄扶贫物质的经济力量,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经验”;在价值向度上,中国扶贫70年所形成的“中国经验”为世界减贫理论、减贫事业的发展贡献出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极其重要的世界意义。     

民族文化产业反贫增收机制创新

“贫困”是可以进行多维解读的概念,反贫困也因此依托多重话语体系来指导具体行动思路,总体而言概括为经济、制度、文化三个层面。民族地区长期以“经济”贫困为基本导向,重点解决经济贫困问题,而反贫增收成为当下中国扶贫工作的重点,民族地区可以依托民族文化产业,创新反贫增收机制,开拓民族文化产业反贫增收新机制。     

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第一手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贫困状况及其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5个维度,借助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考察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对当地扶贫政策落实满意度较高,但也对政策完善心存期待;陕南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减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利民”之举,也是“利国”之举,能极大增强贫困农户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时,要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与政策的相关性着手,以“农民知不知道、需不需要、参不参加、满不满意”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工作成效的依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评价权,以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扶贫包干制”的制度建构与实践路径——基于黔西南B镇的案例分析

当前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节点，为迅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实现贫困治理目标，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超常规的治理手段来应对深度贫困问题。基于黔西南B镇的治理实践，考察“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路径及其后果，发现在“扶贫包干制”中，地方党委通过政治动员将脱贫攻坚转变成政治任务，通过制度嵌入和精英下沉的方式实现制度重组与资源整合，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扶贫任务，实现贫困治理目标。“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后果便是进一步强化了政治与行政的有机结合，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扶贫包干制”能够快速实现贫困治理目标，在应对“极贫乡镇”的贫困治理时具有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扶贫包干制”所具有的临时性和阶段性等特点，消解了地方组织的公共性，并非一种长效的贫困治理机制。     

如何理解贫困:日本贫困研究视野下的省思

由于研究的起步较晚,国内学界对于贫困现象本身的剖析和学者的想象力还有待进一步开掘。 日本的贫困研究成果和研究径路,为我们深入贫困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从理解贫困的基准、贫困的产生、贫困生活和贫困救济四个方面着手,梳理日本的贫困研究成果,并总结其对我国学界进一步深化对于贫困的认识、拓展对于贫困治理研究的若干启示,是十分必要的。 从日本的研究成果反观我国的贫困研究,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贫困,我们需要全方位把握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生计逻辑,充分认识贫困生产机制的复杂性,并需重视用“生计术”视角观察和理解农民的生计行为,包括一些可能在一般道德立场和价值观念中受到批判的生计行为。 在国家和各级政府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的今天,面对存在的诸多困境,我们也许可以从历史的脉络中、从与其他国家贫困救济史的比较中,为理解贫困治理的困境找到更明晰的谱系学定位和更深入的阐释空间。     

“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视阈下多维贫困治理研究

贫困的多维性决定了贫困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的多元化。精准扶贫思想通过“五个一批”的制度设计,实现了扶贫项目安排的精准化,并验证了多维贫困治理理论的正确性。在分析验证“五个一批”扶贫思想建构于多维贫困理论、环境决定论、治理理论及内源性发展理论等基础之上,体现了公共政策的精准性和靶向性,具有理论高度,同时又完全符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在河南兰考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案例中,“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与微观情景变量进行了有效结合,实现了公共政策产出绩效的最大化,助推了兰考县脱贫摘帽目标的实现。     

发展权视角下的农民贫困

中国农民贫困的原因在于发展权的“贫困”。发展权剥夺的影响比收入低下的影响更重要,发展权“贫困”限制了中国农民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发展权对贫困主体具有内在的价值功能。中国农村扶贫重点应逐步从物资扶贫和能力扶贫转向权利扶贫。     

精准扶贫中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精准扶贫是30年来扶贫治理的经验总结,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4个环节,从“漫灌式”转向“滴管式”,注重“靶向治疗”,使贫困资源聚焦贫困人口,保障扶贫政策精准落地。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落实精准脱贫需要在社区治理结构与治理基础上,依靠社区治理主体的配合进行。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有利于贫困社区整体转型,更影响着精准扶贫的实施及其效果。基于陕南F村的实地调研,以精准扶贫为背景,分析政策实施过程中社区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在贫困社区治理中遭遇的实践困境,进而探讨通过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保障精准扶贫有效落地的可行性。通过倡导参与式贫困治理、构建弹性治理结构、完善动态治理机制、强化社区治理技术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最终落实精准扶贫的4个环节,实现“六个精准”。     

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依据多维贫困理论及中国农村贫困实际状况,利用2016年对甘肃省1 749家农户的社会调查资料,对样本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进行了测算和分解,并对导致贫困的原因进行了Probit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尽管样本农户存在收入层面的贫困,但交通、教育和健康方面的贫困更加严重,多维贫困发生率较高。因此,反贫困内容由物质性为主向辅以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转变,反贫困模式由“输血”转向“造血”式扶贫开发,是健全反贫困长效机制的关键。     

项目供给偏差、社区发展幻象与贫困移民脱贫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已成为水库移民社区发展和贫困移民脱贫致富的有效支撑,但在精准扶贫理念的审视下,项目供给偏差问题日渐突显,既表现为现有政策框架缺乏针对贫困移民的“特惠”安排,也表现为贫困移民在项目落实中的参与并不充分,致使后期扶持项目与水库移民社区及贫困移民之间较难实现精准对接。水库移民更多地是凭借“关系”获得发展机会和途径,与社区干部“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他们在项目落实中资源分配的多寡;又因政策缺乏对贫困移民“特殊关照”,使贫困移民在项目资源分配中陷入“被边缘化”的困境。最终导致当前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在落地中过于强调“看得见的”物质基础设施建设,而忽视了“看不见的”社会基础设施投入,社区发展存有幻象,贫困移民陷入难以脱贫的“泥沼”。     

习近平新时代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意蕴

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扶贫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实现“小康梦”“中国梦”的重要理论支撑,也为构建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合法性和厚植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思想和理论创新,具有深刻的政治伦理意蕴:“以人民为中心”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基点;“共享”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原则;“制度正义”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追求;“以人为本”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规范;“全球责任、正义与道义”是扶贫重要论述的世界贫困治理政治伦理导向。     

后2020贫困问题初探

作为发展中大国,后2020中国仍然存在贫困问题。考虑到世界各国经验和扶贫成效,结合中国国情,应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变化来确定新的贫困标准,这既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常做法,又能够体现中国扶贫成效。扶持对象更加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解决难啃的硬骨头。扶贫战略应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因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能够为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困问题奠定基础。后2020贫困问题的政策取向可以是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     

精准扶贫中的“援助诱惑”：问题、成因及治理

精准扶贫中的“援助诱惑”现象是指各类扶贫资源的大量投入对资源的各个利益攸关方形成诱惑,从而导致各方为得到资源而相互博弈的现象。它给精准扶贫带来的问题有：精英捕获问题、“扶贫依赖症”、腐败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究其原因主要有：中国扶贫制度中的人性困惑、乡村治理的“内卷化”以及能力弱化、贫困者机会以及权利的贫困、扶贫政策欠合理及基层干部的问题等。最后提出解决“援助诱惑”问题的几个针对性对策建议。     

民族地区扶贫绩效分析——以四川省为例

根据“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时间表 ,扶贫攻坚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方法 ,以四川省为例 ,从经济 -社会总产出、结构变迁、贫困动态和资金效率四个方面 ,对民族地区的扶贫绩效进行了系统考察。考察表明 ,扶贫攻坚使民族地区的绝对贫困状况有了实质性缓解 ,但比较发展差距有扩大趋势。据此 ,本文提出了加快民族贫困地区整体脱贫步伐的两项对策性建议     

“扶贫攻坚”背景下内蒙古地区贫困问题研究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内蒙古地区的反贫困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目前依然存在贫困人口分布广、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等问题。与以往相比,内蒙古地区的贫困问题呈现出贫困人口分布的“民族性”、贫困成因的“文化性”、东西部地区贫困要素的“差异性”等特点。在当前“扶贫攻坚”时代背景下,合理架构内蒙古地区扶贫增收政策体系、科学设计脱贫应对措施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贫困治理的结构性矛盾： 理解脱贫阻滞困境的一个新视角

[提要]“等、靠、要”之风是当前精准扶贫面临的一个阻滞困境。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此类行为本质是“贫困治理的结构性矛盾”引发农户对贫困治理的负反馈,而非长期固化的贫困文化思维或单纯的自利心理。“贫困治理的结构性矛盾”包含了当前政府的贫困治理行动与乡村社会主体的异质性之间的三重矛盾：第一,贫困识别的国家理性与农民的乡土逻辑之间冲突;第二,产业扶贫的运作规则与贫困户的弱社会支持之间不匹配;第三,贫困退出的底线性原则与贫困户的发展性考量之间矛盾。这三重矛盾是催生贫困户或非贫困户对公共资源的谋取行为的结构诱因。因此,只有深入政策与社会的互动过程,通过改善政策设计、促成政策共识、优化政策执行规则形成良性的贫困治理秩序,才能消除“等、靠、要”的脱贫阻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