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时代的文学研究与教学——读《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

这是一个经济的时代,这是一个科技的时代,这是一个“资本”的时代,这是一个西方强势文化的时代。经济利益正在成为整个社会成员追求的目标,科技制作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时尚,“资本”像酒精一样刺激着公众的神经,西方强势文化漂浮在时装店、快餐厅、屏幕上、言词间……微笑与眼泪可以批量制作,乳房与硅胶莫辨真假,对心灵的探寻被冠以“×××工程”的字样,汉字组装的洋文谱写着“错把杭州作汴州”的乐章……一句话,“人”在被政治革命扭曲后,又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退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80年代中期蜂拥而入的西方文学批评新方法,被制作…     

后经典时代:经典生产机制的失落与经典的失序

进入后经典文学时代,文学资源出现了丰裕化甚至"超量供给"的局面,经典式微已不可改变。而文学的市场化和大众化、社会的信息化发展等因素也都对传统经典生产机制提出了挑战,经典文学时代行之有效的那套经典生产机制开始失落,其对经典的绝对权威认定已经基本失效,一个"新的文学生产机制"正在形成:经典生产开始更多地取决于现代经济资本而非传统的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所奉行的是经济法则和市场逻辑。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大量文本冠以"经典"之名被生产出来,最终导致经典生产陷入处于无序状态。     

东西方文学中的法律主题浅论

法律是文学众多主题中的一个永恒主题,"惩恶扬善"与"追求公正与平等"是东西方文学共同的法律主题。但由于文化观念的差异,东西方文学在表现法律主题时在表现形态和价值取向上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本文试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视阈,以东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法律主题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东西方文学中法律主题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及其文化根源。     

中西城市文化研究述评

在历史沿革上,城市文化研究源自西方.它是不同时代思想潮流的产物,这集中反映在某些专题研究中.随着中世纪城堡的湮灭,"市民"文化开始成为城市文化的主体,它彰显人性与科学,使人和理性成为城市文化价值观的基调."市民"精神的崛起,导致文化走向大众.城市文化精神成为公共的价值目标.     

现代西方价值观传播视角下的文明冲突分析

在现代传播机制的推动下,文明间交往日益密切,西方依赖其科技、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优势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西方文化价值观。非西方文化正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感受到了生存的压力,极有可能产生对西方文化的排斥,可能会采取对抗的态度来应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传播,从而引发文明冲突。     

"父与子":西方文学的一个永恒母题——从"俄狄浦斯之谜"谈起

《俄狄浦斯王》一经问世,便显现出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俄狄浦斯之谜"也成为文化史家和文学批评家的话题之一.本文认为,在包括俄狄浦斯故事在内的整个古代希腊文学中,"父子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弑父"行为乃是一个被不断重复的文学母题,文学中的父子之争实际上隐喻着现实中父权与反父权、专制和反专制的斗争,而随着父权文化的确立,古代希腊人对父权制持有明显的矛盾态度.后代西方文学不仅在相当程度上遵循了这一文学母题并形成一种普遍化的主题模式,而且对该母题进行了各具特色的生发和运用.     

"义"之美与"仁"之善——从《吕氏春秋》与《春秋繁露》"天性"之区隔看中国文化内在的两种价值取向

在中国文化中,"天"有类似西方文化"上帝"的功能。"天"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吕氏春秋》的天是一个属"义"的天,对"美"的追求是它的终极向往;《春秋繁露》和宋明儒的"天"是一个属"仁"的天,它的本质特征是对善的归依。这两种异质的"天"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前者,"义"是各种行为规范的准则和价值尺度;在后者,"仁"是所有伦理概念的核心和出发点。中国文化的特质在秦汉之际或许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转变。     

社会公正与和谐之治

公正与和谐自古就是相伴随而存在的统一体.从霍布斯、洛克的"自然状态说"到卢梭的契约论,再到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学说,无不体现了西方学者对社会公正的追求.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国家,"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古代学者对"和谐"的论述反映了中国文化对社会公正的感知与体认.当下,构建社会和谐已成时代发展的主旋律,这是社会公正理论及和谐哲学的时代回应与现代拓展.为此,我们应该在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经济与社会制度诸方面推进社会公正建设,以促成我国的和谐之治.     

寻找先秦文化与文学研究新的突破点

中国古代的复古运动通常以"言必称三代"作为自己的方向,"言必称三代"甚至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做学问的境界.这一观念一直影响到清末至民国时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要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必须在先秦文化和文学方面有相当的功底,因为它们是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渊源.     

文化的资本逻辑与资本的文化逻辑:资本创新场景的辩证批判

在新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的当代出场,是资本创新逻辑的必然结果。在周期性危机中探索创新之路的资本不断变换自己的主导形态,从工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不断重塑历史场景,不断造就新的资本拜物教,同时也不断创造新的生产繁荣,实现推动历史的新的"伟大文明作用"。文化资本和文化产业,就是资本创新的当代出场形态。文化产业是文化的资本化、创利化的结果。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和以往一切资本功能一样,既有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一面,同时也有"另类牵引"的消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充分利用文化资本、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进程中,应当谨记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辩证批判的深刻见解。     

公共性、知识生产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媒介化在场”

在知识分子那里,主体性是通过"文字共和国"秩序中的思想传播和文化参与行为实现的,这也决定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确认过程建立在普遍的公共性基础之上。当下,在政治与资本的"共谋"体系中,"电视知识分子"纷纷进入大众视野,与之相随的则是公共性的衰落。进入社交媒体时代,知识分子的"在场"促使了信息传播的"再中心化"流动趋势,而且在公共议题构造和公共话语生产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公共角色,这使得知识分子"重返公共领域"成为一个可以期待的逼真命题。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复苏,同样蕴藏了一个更大的现代性批判背景,也就是在"共视社会"中重拾一个时代的"集体主体性"。     

“本土”何为:当代重庆文学的重构与突围

当我们谈及重庆文学的现状与历史、分析重庆文学创作之中各种文体的得失、憧憬重庆文学的发展前景之时,或许有一个关键的词语会不断被提及,这就是"本土"。在一些人心目之中,"本土"对于一个区域的文学价值,似乎是先天而不证自明的,诸如题材、民俗、地域精神、地域文化等一系列词语随即裹挟而来,于是"本土"成为一个区域文学得以成功的驱动性力量源泉。像"本土"这样的概念,显然不是基于地理     

从中国文化资源重新定义文学

西方对文学的定义是:文学是虚构,是与现实不同的艺术,体现为诗歌、小说、剧本。这一定义由西方向全球扩张而成为世界性的定义;同时,又在全球化的电子主潮中让文学被边缘化了。但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汇通中,文学实际上最能显示一个文化的特质。如何让文学走出边缘化,而把文化的特质显示出来,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文化关于文学的定义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资源把文学定义为语言之美。任何文体,只要有语言之美,就可以成为文学。这一定义不但让人们重新思考文学和文学的各种类型,以扩大文学的类型,而且使人们有一种新的眼光去理解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让文学的品质在全球化时代的各种互动中得到提升。     

怎样理解功利性在文学审美性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形式主义审美理论的弊端 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界从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出发,着力探讨文学的本性及其自身规律,形成多种形态的理论建构.这其间,西方当代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从康德有关审美"非利害性"的论述出发,建构出形式主义审美理论,提出"回到文学本身"的口号.在他们的话语中,"回到文学本身"就是"回到作品本身","回到作品本身"就是"回到语言本身".作品的语言、结构、手法等形式因素被当作文学的本体,被称之为文学的内部规律.其代表性人物说:"我的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因此,全书整个是谈文学形式变化的问题".而形式主义审美理论所说的"文学形式","具体说来就是'语言形式'.这是他们的基本文学观,也是他们解读和阐释文学的出发点".     

全球化趋势中纪实文学的文化承担与网络前景

全球化正以日渐快捷的步伐走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不能否认也无法拒绝的事实，在政治、经济全球化的强势语境规定之下，全球文化正经历着深刻的世纪转型，传统文学格局被打破，虚构型写作空前边缘化，面对严峻挑战，纪实文学择时而动，蔚为大观，为陷入困境的当代“世界文学”提供了最佳解决方案，本文从生态学、人类学、传播学等角度对全球化趋势中纪实文学的文化承担以及可能而必然的网络前景作出乐观展望，认为一个新的纪实文学时代正在崛起。     

1980年代文学研究中的女性身体想象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反思中,"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性别观念曾遭到了学界的普遍质疑,重新寻找"原初"的女性特征成为文化及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然而,这种重建并没有在本质上超出传统男权文化对女性之躯的想象——柔美、弱小、母性、无欲、贞节等元素依然被作为女性身体的"天性"保留下来。男权文化传统中的女体窠臼在此处别有意味地充当了反对"性别同一化"的武器。     

文化伦理:存在与意义

"文化伦理"一词,一是指文化与伦理之间的必然联系,二是指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逐渐开始了文化发展的伦理转向;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成果,伦理或道德价值成为西方社会追寻的基本目标.在我国,文化伦理经历了"从手段到目的"的命运转折:道德价值和伦理关怀摆脱了纯粹作为政治和经济生活附属品的工具意义,使自身显现为目的.我国文化发展由此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超越了纯粹的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时代,一个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维护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时代,一个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伦理时代.由此,我国文化发展被内在地嵌入了道德价值的指针,道德进步也因此具有了文化必然.     

"人的文学的终结"与文学研究的可能指向

随着数字通讯技术、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和人工(超)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影响日趋深入,我们已不可避免地处身于后人类时代/AI时代的境遇之中,自古以来以人为主体与主题的文学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尽管人的文学被机器人文学全面取代的"人的文学的终结"还远未到来,但潜在的文学终结的趋势在吁请着我们对于人的文学的坚守。虽然在后人类时代/AI时代,人文主义将不可逆转地走向后人文主义,但后人文主义既不是反人文主义,也不是人文主义的终结,它标示的是"人"的观念的重要转变,是对于人的价值和意义的重新定位和人类文化秩序的新的建构。在这样的新的"后学"语境中,文学研究仍将以开放、包容的理论姿态去观照与人的存在相关的文学艺术及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     

文化资本的占有与缺失--兼论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变迁

文字时代的知识分子占据了绝对多数的文化资本,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获取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处于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随着后文字时代的来临,图像逐渐代替了文字成为媒介的中心,知识分子的文化资本被剥夺,其社会地位亦被"文化新贵"所代替,知识分子从普遍走向了专业。     

关于“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的思考

引起学界广泛争论的"文化全球化",实质上是文化交流的全球化和文化产品流通的全球化.在这样一种"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来自西方强势文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也正在逐步扩大其影响.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放弃对民族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视与思考.在我们通过广泛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对话发展壮大自己的文化的实践过程中,应当强调理性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的同一性,强调有选择地引进、阐释、利用外来文化的文化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