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范仲淹的“吏隐”情结

通常意义上的＂吏隐＂往往饱含着世俗的人情味,也意味着隐逸文化由抗争转向顺应。北宋名臣范仲淹在他三次贬谪外任地方官之际,流连往返于名山秀水之间,自称＂吏隐＂。他安贫乐道的人格操守使其＂吏隐＂具有温润平和、和谐从容的特征。其＂吏隐＂涵盖了向内向外两个维度的意义,向外为世人立法,履行社会责任;向内则开辟心灵的一片净土,追求精神的自由。     

白居易作品在日本

本文介绍了白居易诗歌在日本流传的盛况，认为日本人之所以对白诗特别喜爱，原因是白诗契合了他们的审美心理，日本人欣赏并不是白居易的讽谕诗，而是感伤诗和闲适诗；白居易晚年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深为日本知识阶层所佩服；白居易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古代的知识分子     

论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

治唐诗者一般以元和十年或元和五年为界划分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本文 作者认为，应以长庆二年白居易自请外任为界，重新审视其思想与创作情况。原因是：１．元和 五年改官或元和十年遭贬，并未使白居易放弃对现实的关注，他依然满怀希望，写作讽谕诗干 预时政；２．白居易的侧重现实政治功利的诗歌理论在元和十年后成熟，此时他讽谕诗数量减 少，是同他不在谏官其位的职责观密切相关的；３．白居易诗的闲适心态和好佛趋向与他时运 不利又始终关心现实、渴望有所作为的思想意识息息相通，是他对时君失望的痛苦的心灵反映。     

论陶渊明对“宋初三体”诗创作的影响

历来论者言及陶渊明在宋代的影响,多以梅尧臣始。然细察史料可知:梅尧臣前的宋初六十年,以"宋初三体"为代表之文人,就已开始接受陶渊明之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宋初三体"对陶渊明诗风和人格的不同解读,使宋初诗坛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这为宋代乃至宋代以后的各朝诗歌稳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白体诗师法陶渊明之吏隐态度,提倡知足保和、洁身自高的"中隐"态度,在诗作中表现为言行不一;晚唐体学习其洁身自好、情趣高雅的隐士之风,以不恋尘俗的隐士形象追求"小隐"的境界,使心灵与行为合一;西昆体对陶渊明的偶尔标举,主要是一种附庸风雅,其欲兼得仕禄与隐名之投机心态,可称之为"大隐"。     

《诗》亡隐志——孔门诗教背景下《诗》的文化功能

"诗"与"志"的关系是中国诗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先秦诸子对"诗"、"志"关系多有论述,但从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曾整理、研究过<诗>,对<诗>多有论述的孔子,除"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外,对这个诗学命题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关注.因而,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中出现的"<诗>亡隐志"就显得意义非常."<诗>亡隐志"是孔子在春秋时代用诗背景下,对<诗>的文化功能的总结,同时也是在诗、乐分离之后对<诗>的文化功能的再次规定.它在湮没千年之后的重现,既是对孔子<诗>学思想的完善,也是对以"诗言志"为中心的传统诗学体系的重要补遗.     

从颜回饮、渊明酒与扬雄茶管窥"宋调的生成"

颜回、 陶潜与扬雄是贫者、 隐者与学者形象的代表,相较于唐人对三者及其所饮水、 酒、茶的描写,宋人以"杯中无酒"关注并纾解着陶潜、 扬雄的寒素特质,又用"以茶代酒"提取与塑造了杨雄的学人身份.其中,黄庭坚首次以"有茶"调和扬雄"无酒"的困顿,促成了诗歌史上贫者、 隐者、 学人之复合形象的生成.同时,黄庭坚茶诗注重在茶事活动等过程性体验中灌注日常闲趣与人格精神,既有以禅入诗、 用典生新的意蕴,又多庄谐并出、 以俗为雅的笔法,彰显出追求知识、 纾解窘境的特质,乃宋调形成之关键.     

白居易与《源氏物语》

紫式部著《源氏物语》是日本古典文学之高峰,于日本文学之发展贡献无与伦比,于世界文学亦影响巨大,在历史上地位极其显著。本文仅就唐代诗人白居易和《源氏物语》之关系,谈点浅见,不惮贻笑大方,唯求高明是正。一、《源氏物语》中的香山诗     

《刘白唱和集》编集流散考

《刘白唱和集》编集流散考熊飞《刘白唱和集》是刘禹锡与白居易二人的唱和诗集，据刘禹锡和白居易自己记载，这部分诗集曾先后编集四次，共五卷。①第一次在大和三年（８２９年）三月。白居易将大和三年春以前二人唱和诗共１３８首（《与刘苏州书》作“数百首”），勒成上...     

王维“亦官亦隐”说质疑

自 2 0世纪 5 0年代始流行于唐诗研究界的王维“亦官亦隐”说 ,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其原因在于 ,“亦官亦隐”之说 ,不仅有违于唐王朝“干部政策”的历史真实 ,而且亦与王维生活的历史实况相去甚远。正因为如此 ,故唐代无“亦官亦隐”之例 ,而为研究者“标贴”于王维身上的“亦官亦隐”或“半官半隐”说 ,自然也就属子虚乌有之辞。     

论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禅意

王维的诗歌创作受其人生态度和生活经历所决定。佛教禅宗思想对王维的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使他的山水田园诗具有浓厚的禅意。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禅意主要表现为空灵静寂的意境、闲适自在的境界以及“顿悟”的艺术表现形式。     

也谈王维的“亦官亦隐”

王维后期思想消极,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既不敢明白抗争,也不愿同流合污,亦不采取遁迹山林的完全避世态度,这一状态被学界概括为"亦官亦隐".近来论者提出质疑,以为唐代元"亦官亦隐"之例,而"亦官亦隐"之说"属子虚乌有之辞".笔者以为,"亦官亦隐"是一种生存状态,但更是一种心理状态,而唐代的休假制为王维保持这种生存状态提供了有利条件.     

王维与孟浩然隐逸的差异性

王维和孟浩然是盛唐两位著名的隐逸诗人,但由于人生经历、处世哲学及价值观念等的不同,他们的隐逸呈现出较明显的差异性。从隐逸的动机看,王朝隐以图自安,孟弃世以逞其志;从隐逸的形式看,王富贵山林、亦官亦隐,孟情寄山水、布衣终身;从隐后的心情看,王恬淡平和,孟怨怅愤懑。     

情与貌 略相同——斯奈德与寒山的比较研究

寒山,中国唐代著名隐逸诗人;加里·斯奈德,美国当代著名生态诗人。20世纪50年代,斯奈德翻译的24首寒山诗在美国出版后,影响极大,为寒山诗在美国的流传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斯奈德在生活方式、诗歌创作理念、艺术手法乃至精神境界等诸多方面与寒山不谋而合,或者可以说是寒山的忠实追随者,但二者毕竟生活于不同的时代,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熏陶,因而也必然在隐逸观、人生观等方面存在着微妙的差异,进而表露出不同的人生追求。     

唐长安城的衰败——从唐诗窥其一斑

唐诗对于研究唐代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安史之乱作为唐王朝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也是唐长安城走向衰败的始点.在诸多唐诗中就反映出长安城的变化.杜牧的<隋堤柳>、温庭筠的<柳长句>、<杨柳八首>等描绘出蔚然成荫的唐都长安;杜甫的<千秋节有感二首>、杜牧的<过勤政楼>、白居易的<勤政楼西老柳>反映了南内兴庆宫自安史之乱以后的凄凉;从羊士谔<乱后曲江>看到唐代著名的曲江风景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先秦隐士产生的社会基础

隐士是远离人群、远离闹市 ,不愿做官的人 ,是士阶层的一部分。由于构成隐士的标准 ,有不同的组合方式 ,因而有种种不同的隐士。隐士是在春秋晚期私学兴起之后产生的。隐士的产生 ,有着特有的社会基础。隐士是农业社会的产物 ,而王朝更替、政治昏暗 ,则往往成为隐士产生的直接原因     

论汉晋招隐诗的两次复变及文化动因

招隐题材自西汉至西晋经历了两次变异 ,即从招还隐士到寻访隐士再到追求适性之隐而招还山林之隐的复变。从汉晋两朝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潮、文人心理视点 ,探讨《招隐》诗起伏衰长的深刻动因 ,可以把握中国古代隐逸的历史走向。     

王崇简其人其诗

王崇简是清初一位重要诗人,其诗抒发感情真挚动人,其人虽未入《贰臣传》,却有典型的贰臣心态,即对自己的失节行为有深刻的内疚之情。其诗主要表现了故国之思、身世之痛及忠列之颂三大主题,诗风雅正,格调清平,在艺术表现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对清诗特色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却被清诗研究者所忽略。     

白居易元稹对杜甫理解的差异

白居易和元稹在理解杜甫时存在审视标准上的差异.白居易注重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乐府传统,由此推崇杜诗的价值、意义,而忽视其艺术性;元稹注重杜诗新题乐府的新变形式即题与义之间的关系,及其艺术的多样性、丰富性,但不甚注重杜诗的价值追求.     

诗与《诗格·十七势》——从王昌龄诗论看其七绝创作

王昌龄是一位有自觉理论追求的诗人。他的诗论《诗格》,是对其诗歌创作的理论反思与总结;他的诗歌、尤其是其七绝,是在诗论指导下的有明确审美追求的艺术佳作。王昌龄在诗歌情景理论发展史上首次提出了景、景语、意语、意句等崭新的概念,明确地提出了作品内情景相兼（融）的看法,以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分析诗歌作品内部情景构成的比例,从而指导后学者的诗歌创作。王昌龄的诗歌,是在诗论思想指导下的有意识创作;王昌龄的诗论思想,是对其诗歌创作的理论总结。诗歌与诗论相互印证,从而共同构成了王昌龄文学成就的双璧。     

王维追步楚骚的文化背景和美学意义

王维追步楚骚,是应盛唐时代要求而动的积极走向。王维是在对六朝文学全面清算的文化偏激中走向楚骚的,他在避开初唐非此即彼的激烈论争中找到了诗歌创作的自由。楚骚对王维的深刻影响主要是绮靡精神和幽寂情调。王维熔铸诗、骚,熔铸汉魏古诗和齐梁新体,兼融汉魏清刚和六朝清丽而获得了艺术上的超越,形成了他特有的风华腴丽而清逸空灵的诗风,形成了风骨兴象兼备的盛唐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