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证明与程序正当性的内在冲突及其解决--兼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念与制度设置

文章主要分析了当前刑事诉讼中有效证明与程序正当性的维护两者之间的冲突及其选择,并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例,力图找到解决之道,同时在分析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者在此制度设置异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设置有条件的"非法证据全面排除"制度的建议.     

有效证明与维护程序正当性的矛盾及其解决--兼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念与制度设置及运用

诉讼中,有效证明与维护程序正当性时常表现为此消彼长的二律背反关系。矛盾的焦点之一,在于对非法证据是否排除以及排除范围的大小。解决矛盾的良策之一,是合理设置并合理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置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充分兼顾有效证明与维护程序正当性二者的内在价值,以利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二者尽可能共同实现。合理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容许价值大小判定上的相对自由,以便司法机关掌握有效证明与维护程序正当性二者的适当平衡。     

论非法证据排除中的证明责任

在具体的刑事诉讼中是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首先须要查明证据取得的合法与否 ,为此 ,控辩双方将围绕此问题展开证明活动。作者主要对控辩双方对取证合法与否的证明责任和方法等作了初略探讨 ,提出的主要观点是 :控方应就取证的合法性承担证明责任 ;辩方有权就侦查中的取证非法提出证据 ;侦查人员的作证是双方均得以援用的主要证据方法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现状及构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早已是当前刑事诉讼法学界炙手可热的话题,但相关研究多停留在引进照搬的层面,制度的引进必须考虑产生和适应的环境,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应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对“毒树之果”应予以阻隔,有条件地进行非法证据排除.     

论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在民事诉讼中,由于法制观念淡薄以及受利益的驱使,双方当事人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有时会侵犯到他人的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为了规范当事人收集证据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初步构建了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这一制度在相关概念界定、操作程序、是否对非法证据区别对待等方面还需要完善。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分析

我国法律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相关规定存在严重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过于简单、笼统。欠缺禁止非法证据的最重要的、切实可行的、具体的排除规则和制裁。因此,借鉴国外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完善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探析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的需要,而且还能够促进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规定存在缺陷,与刑事诉讼的现代化、民主化潮流不尽相符,也是滋生非法取证的根源之一。在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我国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改革和完善,并建立起相关的配套程序机制。     

路径选择: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运行

要想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得以有效实施,需要注意以下相应配套机制的完善:促使我国刑事诉讼从侦查本位主义向审判中心主义转变;建立专门的程序性裁判程序;完善相应的程序性辩护制度。     

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法理、程序与证明

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符合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是被害人诉讼当事人地位的重要体现之一，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任务，具有正当性。但它又存在一定局限性。立法应增设专门的庭前听证程序，让法庭通过公开听证对被害人提出的排除申请作出裁定，同时，为被害人不服裁定提供救济。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作为一种程序性证明，采用自由证明机制。证据收集合法性的最终证明责任由检察机关或辩护方承担，但只要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并在证据规则上赋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     

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起源于美国,其是源于刑事诉讼的一项证据规则,但是在行政诉讼法领域的相关规定和研究还很欠缺。"由于行政诉讼证据多为复查证据,与刑事、民事诉讼证据相比,具有较大的特殊性。"[1]所以有必要对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探讨和研究。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关系新探

证明要求是证明标准的逻辑前提,证明标准是法官在诉讼证明过程中衡量证明活动是否已达到证明要求的尺度。证明标准应当是法定的。司法实践中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紧密相连,作用上互动,功能上趋同。证明标准的构建应当坚持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坚持主客观的统一,坚持证明标准的多元化。     

论非法证据的效力及建立排除规则的构想

非法证据是刑事诉讼法证据制度中较为复杂的问题之一,也是刑事诉讼程序中诉讼价值最易发生冲突的问题.各国相关立法和理论不尽一致,我国立法上对非法取证行为持否定态度,但对非法证据的效力尚无明确规定.应完善相关法律,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媒介融合对电视新闻节目的影响及其应对

文章分析了电视新闻节目进行媒介融合的必然趋势,以及媒介融合对电视新闻节目的实质影响。进一步指出了电视新闻节目应对媒介融合的方法,即节目直播常态化、提高信息整合能力、强化互动和增加耐看性。     

证明标准建构的新视角——以发现真实相关理论为基点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证明标准与发现真实有着一种内在的关联性。如果人们以发现真实的相关理论为出发点,就能够建构一个多层次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破产债权的申报与调查制度研究

破产债权的申报和调查制度作为连结破产程序开始和分配的中间环节 ,在破产程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现行的《企业破产法》在此制度上存在着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给实务操作带来了不少困难。本文试图从比较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相应的构建设想。     

医疗侵权过错的证明困境及其对策

在医疗侵权诉讼中,证明被告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过错存在很大的困难。根据原有的司法解释,我国对医疗侵权案件实行过错推定,即要求被告医疗机构对自己不存在医疗过错负证明责任。但《侵权责任法》改变了这种做法,改为原则上要求患者对医疗机构存有医疗过错承担证明责任。新规定不符合国际惯例,其实施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我国对医疗侵权宜继续实行过错推定制度,即对医疗过错实行证明责任倒置;待时机成熟时,建立医疗侵权无过错责4-2制度。     

论我国高等教育供需矛盾及其解决路径

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将其引入高等教育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高等学校数量与规模、师资力量、经费配置、专业实践以及个人就业愿望和社会岗位、人才需求等是影响高等教育供需的主要因素,分析这些因素,有助于解决高等教育中人才供给与社会人才需求之间、个人就业愿望与社会岗位需求之间两大矛盾。通过对高等教育供需矛盾分析发现,高等学校人才供给与社会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主要来源于高等学校类型比例不协调、师资力量不达标、教育经费投入不充足和实践教学环节不完善;高等学校个人就业愿望与社会岗位需求之间的矛盾主要来源于学生就业观念不科学、职工安全生产有隐患和人才选拔制度不健全。解决高等教育供需矛盾的路径应适当转变高等学校定位,科学建设教师队伍;重视专业实践环节,多元开拓经费来源;积极改变就业观念,完善人才选拔制度。     

基金会透明度及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高透明度是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提升基金会透明度首先应有科学的透明度评价体系和方法,而现有基金会透明度评价体系存在着基本信息占的比重过大、重数量指标轻质量指标、重强制性信息披露轻自愿性信息披露等问题。为此,应基于透明度的本质特征,从基金会信息披露的充分性、真实性、及时性和易得性4方面构建基金会透明度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     

刑事证明标准作用原理和规制机制

刑事证明标准在理论界存在争议。很多诉讼法学者希望能够找到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从人类语言表述的特点和刑事案件本身形态的多样性来看,可操作的刑事证明标准是不可能存在的。但另一种标准是存在的,通过规制裁判者的内心来达成内心确信,形成一种合理的标准机制。可以说,刑事证明标准最终的解决道路在于授予权力和监督权力的统一,即既在一个独立的审判程序之内授予心证者独立而自由的心证权力,又通过另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来监督心证者的裁判,同时,对有过错的心证裁判予以依法惩处。     

我国民事举证期限制度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我国民事举证期限制度的发展经历了随时提出主义阶段、形式的适时提出主义阶段和适时提出主义阶段等三个时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了严格的证据期限制度,但该制度存在以下缺陷:对逾期举证的制裁过于严厉;没有健全的配套措施;确定举证期限的立法不够完善;法院不适当履行释明义务的救济措施缺失。因此,建议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民事举证期限制度作出有针对性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