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北面官制度考

公元十世纪初,随着唐中央政权没落以及中原地区分裂割据局面的出现,耶律阿保机领导契丹族嵋起于我国北方。九三六年(太宗天显十一年),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契丹政权扩及到华北。九四七年(太宗大同元年),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朝把政权分“北面”、“南面”两个系统,即“北面官”和“南面官”。     

殷是国号、王朝名号考

自西周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殷”是盘庚迁都至帝辛亡国时的国号、王朝名称。殷墟卜辞发现后,罗振玉首创新说:“文丁、帝乙之世虽居河北,国号尚称商。”此说先后得到了王国维、陈梦家、郭沫若等甲骨学专家的认可、补充和发展,在学界颇有影响。现在,距罗振玉提出此说已80年了。依据周原甲骨及文献史料看,因盘庚徙都后国号仍可用商为国号而说“殷代无所谓盘庚以前称商,盘庚以后称殷的事实,旧式史籍中的殷、商之分是毫无根据”的观点并不与史实相符,不足信从。     

科学地把握达斡尔族族源的探讨

对达斡尔族族源的探讨自1823年至今已有一百六十多年。百年来在这一课题上,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曾先后产生许多不同的看法,如索伦说,白鞑靼说,蒙古分支说,契丹后裔说,还有室韦说等等。尽管说法颇多,莫衷一是,但近几十年的研究实践表明:蒙古分支说,契丹后裔说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这两说,时而争论激烈,时而单兵独进,一下一上,你追我赶。犹如历史长河中两个突出的浪尖,以其执着的论点活跃于研究领域。近年来大部分文章都是围绕这两说,或阐述见解,或予以评述。从目前来看,其中收获较大,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契丹后裔说。陈述先生著述的《关于达呼尔的来源》、《试论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等文章集中代表了契丹后裔说的论点。随之,新近出版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概况》和《达斡尔族简史》两书都以鲜明的观点表明,“今天     

夏国号考说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纪年中,中原王朝的第一个可信朝代是夏朝,而“夏”即是这个朝代的国号。夏国号是怎么来的?其涵义如何?历来史家和注释家多有推测,然各异其说,迄无定论。在这里,笔者窃不自揣,提出一种假说:夏本义为蝉;启用为国号,既取蝉所代表的美义,也与蟾蜍有关。而蟾蜍者,乃启之母族涂山氏的图腾。     

高昌、契丹与隋唐关系差异的原因

高昌为“西戎”之一,是汉族人建立的城邦政权;契丹为“北狄”之一,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游牧政权。这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权,与隋唐关系之所以有许多不同之处,这是因为: 首先,历史渊源与文明程度不同。1.高昌的较早居民是汉人;2.高昌的统治者绝大部分是汉族人;     

云南契丹青牛白马图与古契丹八部考辨

云南契丹青牛白马图与古契丹八部考辨杨毓骧一、青牛白马图解说“青牛白马”是古代北方民族契丹人对其祖先溯源的一个神奇而有趣的传说。在《辽史》卷３２《营卫志》中就有一段记载；“相传有神人乘白马，白马盂山浮土河而来，有天女驾青牛由平地松林，泛黄河而下，至木叶...     

论五代时期的"银鞍契丹直"

唐朝末年,羁縻统治造成了部分契丹人在幽州地区的“独立”发展,“幽州契丹(人)”成为唐末五代时期军阀割据的主要人力资源,并逐渐积聚成“山后八州”与“银鞍契丹直”这两大历史问题,分别表现出来。“山后八州”是指包括契丹人在内的游牧民族聚居区,如妫州的“西部奚”就是一支包含部分契丹人的部落联合体;“银鞍契丹直”则是以幽州契丹人组成的精锐军队。在长期割据的氛围中,同时赋予了幽州一定的历史特殊性,即体现出更多的游牧文化特质。     

也谈男女衣着悉如外人

《中学语文教学》第四期载了“《桃花源记》的一个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根据陈正凯同志提出的问题,对“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作了新解:“男人和女人穿的衣服,完全像另外一个世界的人。”这种解释我还不能同意。下面把我的想法提出来求教于大家。一、“另外一个世界”是哪一个世界? 新解:“完全像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如果连接前文释出应是:(桃花源中的男人女人穿的衣服)完全像另外一个世界的人(穿的衣服)。那么“另外一个世界”又是哪一个世界呢?指“桃花源”吗?那就变成桃花源完全像桃花源了,显然不当。是桃花源外的现实社会吗?新解的作者说不是     

建国三十年来我国契丹文字的出土和研究

东胡—鲜卑—契丹。这就是我国古代契丹族历史发展的简单线索。唐代末年,中原纷乱,藩镇割据,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也乘机统一各部,建立了与五代和北宋并存的时称契丹时称辽的王朝。契丹王朝无论是对中国还是世界的历史,部曾有过重大的影响。以致在一些国家或民族的语言中把“契丹”当做“中国”的同义语。例如俄文中的“中国”一词就是由“契丹”音变而来。据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是寻访契丹的副产品。     

契丹境内党项部落的分布

契丹境内,诸族混杂,东北、西北、西南三边所存之民族问题极令人头痛,而党项问题亦是一个迄未解决的难题。由于《辽史》记载缺略,契丹境内党项部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尚无法知其底蕴。本文主要意图即想搞清党项部落在契丹境内的分布,并对史料中记载较为混乱的几个问题进行考证。一要了解契丹境内的党项问题,首先就要搞清楚“唐古”这一词的含义。唐古是不是党项?为什么在《辽史》中既称“党项”,又称“唐古”?王国维在《鞑靼考》一文中曾说过“唐古亦即党项之异译”,最早提出了唐古即党     

“张楚”不是国号

《史记·陈涉世家》有这样两句话:“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过去,史学界和文学界大都把后一句“号为张楚”译为“定国号为张楚”,因而也就称陈涉为“张楚王”。有人曾对这种解释提出过异议,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九八二年中华书局再版的王伯祥的《史记选》,一九八六年五月第七次印刷的朱东润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以及现在的中学语文课本仍然把“张楚”作为国号,一九八五     

“辽”国号新解

国号作为国家或王朝的标志,通常具有命名的鲜明性与使用的稳定性。有辽一代则不然,曾多次反复用"辽"、"契丹"为国号,为何会出现这种与常理相悖的现象,长期以来殊无的解。对于这种现象,学者通常多以揣测之辞解之,因史籍记载之阙略,率能成一家之言,而难成为学界共识。据《辽史·地理志》的有关记载,契丹曾一度以箕子正统自居,其改易国号,应与这种正统观的变易密切相关。盖辽起于朔漠,建立封建王朝后,势必要为民族起源、王权承接寻找合理之理论,以厌服人心民意。     

论辽代契丹族对汉族文化的吸收和继承

契丹族作为我国北方古代民族之一,从南北朝时期便和汉族有所接触,受到了汉族先进文化的浸润和薰陶。迨至辽代,契丹族对汉族先进文化的吸收和继承,也臻于鼎盛时期,从而使得契丹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诚如有的同志所说:“契丹社会逐渐封建化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吸收汉族先进影响的过程。”马克思在论述落后民族总是皈依于先进民族的文明时曾说:“依据历史的永恒规律,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受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的。”虽然各落后民族都不能摆脱这一永恒规律的制     

辽代契丹人的冠帽、鞋靴与佩饰考述

辽代契丹人的冠帽、鞋靴与佩饰考述张国庆一、契丹人的冠帽辽代契丹人不论男女，均有顶冠戴帽的习俗。契丹人的冠式主要有以下几种：金冠，为契丹贵族人士所用。细分之，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金文金冠”，是契丹最高贵的冠式，为皇帝所专用。《辽史·仪卫志》载：皇帝参...     

契丹史研究的新成果——黄凤岐著《契丹史研究》评介

在学术研究的百花园里 ,最近又有一部新书问世 ,这就是由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黄凤岐先生撰著的《契丹史研究》。读过之后 ,受益匪浅 ,感到有必要作一评介。　　该书共分八章 ,并有前言“契丹族对祖国历史的贡献”与附录“契丹历史大事年表”,分别讨论了契丹族的族源和族属、契丹族的历史、契丹族的政治、契丹族的经济、契丹族的军事、契丹族的文化、契丹族的习俗、契丹族与周边的关系 ,总计 3 2万字。在“前言”中 ,作者有较精辟的论述 ,充分肯定了契丹族的历史贡献 ,诸如为中国走向统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对北中国的开发建设 ,稳定…     

“中庸”的变通性

“中庸”为儒门称道的至德,《论语》中仅一见:“子曰:‘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中,明言“子曰”的“中庸”共六见。这七见中,孔子均未就其内涵作具体阐释。后儒就此多所发挥;近现代学者对此亦很重视,然论述不一,或以为符合辩证法,或以为是形而上学。近来胡念耕先生有《孔子“中庸”新解》(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一文,综诸说、考字义,有新解,认为孔子推崇的“中庸”,其真实涵义为“遵循周礼准则奉劳不已。”从孔子的道德伦理学说意义上看,此说颇为合理。然就哲学意义上,特别是从方法论意义上看,孔子讲“中庸”似有更深刻的内涵。兹试论之。 “中庸”之“中”,在金文中的意义,郭沫若说有“中心”、“圆心”之意,做为动词有“命中”之意(见《金文诂林》卷一328页引)。这是很对的。按《说文》及王筠、唐兰、王国维等诸说(见胡念耕文所引)皆有合于郭说处,二程说“不偏之谓中”亦然。朱熹言“中只是个恰好道理”,尤其有理。至今河南方言称对、称好、表赞同,亦说“中!”正是此意。 “中庸”之“庸”,《说文》云:“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庚为更事,即改事;更者,改也。庚又有续义,赓从庚,赓续即继续(胡念耕文亦有详论)。墉字从庸,墉即古代城市四门外之延伸的建筑,     

欧阳修与契丹

近翻《欧阳永叔集》得知,欧阳修在契丹享有很高的威望,倍受敬重:欧阳修能正确对待契丹内政,坚持以信义为本。 宋仁宗至和二年,即公元一○五五年,年近“知命”、身兼翰林学士与史馆修撰的欧阳修,奉命出使契丹。“契丹使其贵臣陈留郡王宗愿、惕隐大王宗熙、北宰相萧知足、尚父中书令晋王萧孝友来押宴。曰:‘此非常例,以其名重’。”宗愿宗熙都是契丹皇叔;北宰相更是宫中之最高者;尚父中书令晋王是太皇太后的弟弟。送伴使耶律元宁说:“自来不曾如此一并差近上亲贵人臣押宴。”     

国内民族关系史上岂可用“侵略”字眼?

封建时代的文人认为匈奴、突厥、蒙古、满洲等等是“外族”,是“异族”,而且曾经“侵略中国”,“侵占中原”.在那种社会、那种历史条件之下,抱有那种大汉族主义,缺乏民族关系史的正确观点,是难以避免的.令人不可理解的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已经三十年,中央一直强调:国内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新旧宪法也都明白宣示“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今天,仍然有一部分作者与编辑依旧认为,历史上的匈奴、突厥、蒙古、满洲等少数民族是“异族”,曾经“侵略中国”.他们的文章,使用着“侵略、侵犯、侵入、侵掠、侵夺、侵占、侵扰、南侵”等等字眼.这种观点,层见迭出;这种例子,俯拾即是!比如: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玄常同志的《太原史话》就说:“后晋末年,契丹大举南侵”;北宋时,“契丹南侵”;后来“女真族建立了金朝.金灭辽之后,接着就大举南侵.”又说明太祖“防御蒙古族鞑靼的入侵”,明英宗时“鞑靼分四路南侵”.     

夏国号再议──与胡阿祥先生商榷

读到胡阿祥先生的《夏国号考说》（载《学术月刊》１９９８年第１０期），不能说没有收益，但其中可以讨论之处也不少。现提出以下几点意见，请胡先生以及对此感兴趣的同仁，给以指教。一、叶玉森释“夏”何足为据《夏国号考说》以为“夏”字由蝉而来，甲骨文已见，依据是多年前叶玉森的释字。叶氏把甲骨文中头上长角、身有羽翼、身下复有虫足形的一组相近的字，说成是与蝉“逼肖”，遂疑卜辞假“蝉”为“夏”，故释为夏字。从字形上看。该组字是某一虫形无疑。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虫，学者间是有争议的。唐兰、夏禄以为“　”，为秋虫，声与…     

辽代大林牙院探讨

大林牙院初设于辽太祖时期,当时还设有文班司.文班司与创制契丹文字有关,是早于大林牙院而设的机构,两者的关系值得注意.“制契丹大字”与“制契丹国字”在含义和意义方面都有区别.辽代在北面官系统中广泛设置林牙,当与“以国制治契丹”有关.辽代铨选林牙的条件与出身于契丹文化世家及文化水平等有关.大林牙院是一个把契丹本族文翰事务作为主要工作的部门.辽代的林牙也有承担军务、作为使者出使他国等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