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说方法在科学认识模式中的地位

科学的发展过程展示着认识发展的过程。近代以来,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一直致力于不断推出自认为能概括这一过程的模式。有的以某种逻辑方法命名,有的称为“科学发现模式”或“科学发展模式”,具有认识论方面的意义。由于科学认识过程的复杂性,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致使这些模式呈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状况。对这些模式的以往分析,多侧重其不同之点,偏颇之处。笔者以为若能异中求同,找寻出这些模式的带有根本性的共同内容,兴许对科学认识模式的进一步研究,会产生积极的作用。本文对若干有代表性的科学认识模式的初步分析,即是抱着这种目的一种尝试。     

科学认识中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关系

在现代科学发展中,方法论问题,其中包括还研究得很不够的理论和认识方法韵相互关系问题,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如果说,关于理论、理论结构和理论作用等问题已经出了相当多的书,那么,关于理论和方法相互关系问题的书,象论述方法问题本身的书一样,还出版得很少。在哲学著作中,主要对理论和方法的     

浅析《墨子》论辩中的非逻辑方法

墨家学说作为民族文化的源头之一,是中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墨学中所包含的逻辑方法,经过后世学者的发掘整理,在中国逻辑史上具有了里程碑式的意义。以致现在有些论者一提到《墨子》中的论辩,就必称逻辑。其实《墨子》论辩中除了包含演绎、归纳、类比等逻辑方法之外,还包含着比喻、想象、直觉等非逻辑方法。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逻辑演算与形式化方法

逻辑演算对推理形式有效性的研究 ,比传统逻辑更抽象、更严格 ,其原因是形式化方法的运用。形式化方法包括构造形式系统 (语法的 )和对该系统进行解释 (语义的 )两个阶段。以一阶逻辑演算KL 系统为例 ,形式化方法的前期阶段 ,又包括符号化和系统化两个步骤 :符号化是用特制的人工语言符号将推理形式或演绎关系公式化 ;系统化是在符号化基础上构造形式系统 ,即用系统给定的公理和变形规则推导出一系列定理的形式证明系统 ,这是逻辑演算的主要内容。形式化方法的后期阶段或第三步骤是对系统的解释 ,也称模型化。经过解释 ,该系统的符号、公式有了内涵 ,从而就有了更普遍的适用价值。纯形式的逻辑演算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也因此变得十分清晰     

科学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 ,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 ,它具体表现为三种关系 :双方的对立关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共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继承关系     

黑格尔论科学认识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他整个体系的导论,写于这书完稿之后的“序言”,可以说是导论的导论.这篇“序言”的题目就叫“论科学认识”.如何促使哲学接近于科学的形式,这正是黑格尔哲学的目的.在他看来,“哲学如果达到了这个目标,就能不再叫做对知识的爱,而就是真实的知识.”(《精神现象学》上卷,第3页;再引此书只标页码)     

逻辑经验主义与法学研究方法

逻辑经验主义继承了实证主义哲学体系反形而上学的历史使命,认为哲学问题只涉及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一个命题或理论的意义在于对一个适当的可观察语句进行事实检验。笔者试图在逻辑经验主义和法学研究方法之间勾勒出某种逻辑上的联系,发掘出逻辑经验主义遗产中可能蕴含的对法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印度逻辑与形而上学的方法

［摘要］因明推理的一个环节是喻。它分为同喻与异喻。异喻以证伪反例来间接证明宗（正命题）。义准量的第一个原便是依据于命题中的矛盾,以否定方式来完成推理。这便是反证法。它通常被哲学家们用来证明某种不可见识的存在。     

法律逻辑方法与司法公正实现

司法公正是法律公正的三种子类型之一,它包含公平、正义两个层面,但公平并不等同于平等,而是衡平之意。“司法公正”成为2011年“两会”的关键词,源于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刑事冤案,而造成这些冤案的根源就在于司法不公正。要做到司法公正,就必须凭借司法理性。法律论证是通向司法理性的桥梁,法律逻辑方法是通过这种桥梁的基本交通工具。法律逻辑是建立在非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法律论证分析与评价框架,而不是建立在传统意义的逻辑框架之上。这种法律论证框架是司法公正实现的基本工具。     

疫情中阴谋论的科学认识与治理

在COVID-19疫情期间,阴谋论的盛行阻碍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正常进行.疫情期间阴谋论普遍流行,其产生原因可以从认知偏见、社会环境影响、疾病的隐喻特征等来解释.疫情中的阴谋论可能会导致对社会部分群体的污名化攻击、妨碍有效医疗手段的实施、将社会注意力引向错误的方向、使社会蒙受损失等.为科学治理疫情中的阴谋论,需要注意对疫情中科学信息的获取,对民众科学思维进行治理,消除可能产生阴谋论的社会环境因素,并剥离疾病的隐喻特征.     

论科学认识的可接受性

科学认识的可接受性,指的是科学认识的成果(假说或理论)能被科学社会所接受的内在根据和性质。科学认识之所以具有可接受性,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具有客观真理性。因此,一种科学认识成果是否具有可接受性,归根到底决定于“在人的表象中能否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容”。但是,科学认识成果的这种“求真性”并不是赤裸裸地显露出来的,它往往要经过极其复杂的实践检验过程,才能最后被证实。同时,科学认识成果内容的客观性又必须通过科学语言,采用一定的逻辑结构而表现出来,这种科学成果表现形式的主观性又给它的可接受性带来了     

疫情中阴谋论的科学认识与治理

在COVID-19疫情期间,阴谋论的盛行阻碍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正常进行.疫情期间阴谋论普遍流行,其产生原因可以从认知偏见、社会环境影响、疾病的隐喻特征等来解释.疫情中的阴谋论可能会导致对社会部分群体的污名化攻击、妨碍有效医疗手段的实施、将社会注意力引向错误的方向、使社会蒙受损失等.为科学治理疫情中的阴谋论,需要注意对疫情中科学信息的获取,对民众科学思维进行治理,消除可能产生阴谋论的社会环境因素,并剥离疾病的隐喻特征.     

论哲学认识与科学认识的特征

当今哲学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危机的产生并不仅仅由于哲学体系、观点相内容的陈旧,更重要的是古老的哲学在现代科学广泛发展和繁荣的今天,还有没有独立的认识对象和认识功能,还有没有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必要。要合理解释这一问题,首先的任务就是对哲学和科学两种学科进行比较研究,对哲学认识和科学认识的区别作出恰当的分析,对两种认识的特征达到深刻的把握。本文就试图在这方面作些粗浅的探索。     

反思逻辑——论非逻辑思维

非逻辑思维不是逻辑思维的混沌,而是它的发展、完善、提升。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是认识真理、创造真理不可或缺的两扇窗,前者是确定认识正确性的有效方法,后者是提高认识创造性的有效方法,正确性和创造性相辅相成、辩证统一。逻辑思维滞后、无能为力时,需要非逻辑思维冲击、点化;非逻辑思维超前、无法证明时,需要逻辑证明、落实。两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比较而言,非逻辑思维的创造性较强,也是被中国人忽视的一种思维方式。     

非单调逻辑的产生背景

非单调逻辑是近年来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活跃研究分支,是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人工智能研究的发展,迫使人们去面对人的常识和常识推理的形式化问题。因为人工智能要模拟人的智能,它的难点不在于人脑所进行的各种必然性推理,而在于最能体现人的智能特征的能动性、创造性思维活动,而常识推理就是这种智能性最集中的表现。常识推理具有非单调性的特点,即随着新信息的加入,原先的结论可能会被修改或废止。这样的推理被称为非单调推理。而现有的经典逻辑无法刻画非单调推理。非单调逻辑就这样应运而生。此外,非单调逻辑的产生还与一些启示性的问题以及处理不确定性中遇到的问题相关。本文就从这三个方面论述非单调逻辑的产生。     

创新思维的非逻辑支点

创新思维是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催化剂,又是一个内涵丰富、多层面的立体系统.针对创新思维中的非逻辑因素,从生理、心理、思维三个层面加以探讨,以便人们对直觉思维有进一步的了解,注意右脑的开发,重视潜意识领域的挖掘,从而揭开直觉思维的神秘面纱,对创新思维形式有较为全面的把握.     

逻辑填空题与是非题的解题方法

本文讨论了在各类高等教育逻辑测试中十分重要的两种题型即填空题和是非题的解题方法。通过分析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分别总结了在解答中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以期为学生们正确地解答逻辑题提供一些帮助。     

论思想认识中的非逻辑机制

一般说来逻辑是智力的,但智力又并非全是逻辑的。逻辑在认识中的作用和意义问题,为研究者较多关注,但非逻辑在思想认识中的作用和意义为研究者所关注不足的。在精神活动中的非逻辑因素依其是否属于智力现象而划分为智力成分和非智力成分。智力活动中的非逻辑现象,分为情境体认与思维直觉两个方面,它们各有自己的作用机理     

科学认识发展的相关性

辩证法认为客观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反映这种相互制约关系的科学认识也不例外。就是说在科学发现与科学发现之间,科学发现与其背景知识之间,科学发现与其解决问题的方法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关系,这就构成了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此外,在科学认识与物质条件、实践水平、社会条件或历史条件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关联的关系。但这里只讨论科学认识发展本身的关联关系。     

个案研究类推的方法与逻辑反思

个案研究,亦称之为案例研究,是社会科学中最为常见的研究方法之一。但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个案研究的方法与价值备受质疑：当前社会的复杂程度使得其异质性大大提高,基于个案的研究是否能够类推受到怀疑;而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定量研究因其从样本到总体的科学推论更是将这种质疑放大,挑战个案研究的信心。目前,几乎所有的关于个案研究的文献都集中探讨个案研究的代表性与类推问题,并且这一问题成为决定个案研究价值的核心因素。不同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对个案研究的类推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细究学界有关个案研究类推的方法,我们发现这些方法的质疑与辩护还是建立在传统形式逻辑认知的基础上。而发轫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非形式逻辑可以很好的回答个案研究类推问题,其所提倡的批判性思维使得我们在面对个案研究时,持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态,使得个案研究的价值更为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