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沿边的侵耕问题

:侵耕是指宋夏双方逾越边界在对方土地上的武装耕作行为。西夏本身物质匮乏是其侵耕宋土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 ,北宋边防力量的虚弱 ,西北边疆闲田旷土的大量存在 ,也是引起西夏侵耕宋土的因素。同时 ,宋出于在经济上打击西夏 ,也采用侵耕、扰耕的策略和行动。宋夏之间侵耕、扰耕的行为引起了宋夏关系的恶化。由于侵耕是一种暂时性的掠夺性行为 ,它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环境有所破坏     

区域气候与宋夏战争

战争与气候之间历来都存在着密切联系。宋夏战区所在的黄土高原西部,还是季风控制比较明显,四季变化比较大的地区,战事发生有明显的季节性。同时,由于黄土高原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加之受宋代以来中国大陆气候整体转寒的影响,生态状况也是每况愈下。而宋夏之间以争夺资源、争夺土地为目的的战争又加剧了这种环境破坏,严重破坏了当地生态平衡,加剧了土地沙漠化,使极端天气的发生日趋频繁。因此,战争与气候之间的作用是交互的,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交互影响也会变得越来越强烈。     

范仲淹知庆州与宋夏战争

宋夏战争始初,多数战役都以宋的失败而告终。范仲淹临危受命,奔赴西北边疆,采用清野固守政策,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扭转了被动局面。对这一问题,历来论者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公元1040年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时的作用,很少有论者关注庆历元年(1041年)范仲淹知庆州4年对抗击西夏的作用。范仲淹由延州迁知庆州(今甘肃庆阳)、迁左司郎中、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的4年中,择良将、练甲兵以治军旅;筑城修堡以强防御;军民屯田以实边郡;安汉、抚羌共御强敌。这些安边之策的实施极大地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和环、庆边境的整体防御能力,扭转了战局。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重订和约。以后20多年,宋夏和睦相处,极少边事。     

正统观念与宋夏和战

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最早起源于远古中原诸夏与四夷的华夷之辨,其内涵主要包括民族正统、政治正统、文化正统,这种内涵反映到史学上则产生了历史正统理论,主要包括华夏之争、大一统思想及五德终始说。宋代君臣的正统观念与西夏李氏政权的正统观念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宋夏关系。宋夏长达148年的抗衡和战争,与正统问题的处理息息相关。宋夏和战是彼此力量消长的结果,双方政治精英的思想观点也起了很大作用。     

回族历法与回族习俗

历法及其修订 ,既是一个古老的数学问题 ,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本文主要论述了回族历法的特点及与回族习俗的关系     

天象与世变：汉唐时期的“蚩尤旗”星占

汉唐时期,“蚩尤旗”被定义为类彗,而后曲象旗的天象,是兵灾、国丧等灾异的征兆。在汉唐典籍的有关记载中,有为了硬套事应而出现史实错误,如有一次天象不同文献所载事应不同等现象的出现。而“蚩尤旗”的占辞可能也经历了术家根据天象之后的时事,结合现实政治而加以修改的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当时民众之所以迷信这些天象星占,是与汉唐时期的现实政治情况,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儒家思想、佛道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别有用心者的利用密不可分的。     

环境冲突视野下的宋夏战争

宋夏战争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政治或经济冲突,更是一种环境冲突,这种冲突源于交战双方的环境缺陷,贸易封锁、战争掠夺、侵耕、扰耕则是这种环境冲突的具体体现。环境冲突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只有建立有效的利益调和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冲突。     

天象与世变:汉唐间的“枉矢”星占

汉唐时期,枉矢被认作是昭示动乱、灭亡的流星天象。截至北宋前期,史籍记载了17次秦末至唐代的枉矢天象,而这些记载中出现了发生时间的错乱、描述细节的出入、占辞事应的牵强附会等问题。对枉矢的解释,也从《史记》、《汉书》所见的两种,增加到了唐代《开元占经》等书中所见的数十种。其中部分可能是后人参考之前天象后的时事而修改、增加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当时人们之所以如此迷信枉矢,是与汉唐之际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儒家思想、佛道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统治者或有心人的有意推波助澜密不可分的。     

论宋夏战争对北宋咏史怀古词创作的影响

历经百余年的宋夏战争,激发了北宋词人的忧患意识与人格精神,这不仅孕生了以诗为词的创作理论,同时也促发了以古喻今、感慨兴衰的创作实践,从而将咏史怀古词的创作推向了创作高峰。通过揭示宋夏战争与北宋咏史怀古词之间的有机联系,可以深入发掘北宋词的嬗变轨迹与时代内涵,同时也印证了古代民族关系格局对文学时代风貌的深远影响。     

西方传教士与明末历法改革

明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抓住了明代历法失修亟须改革的契机,积极输入西方天文、历算学和参与《崇祯历书》的编译工作,使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渐趋高潮,同时也促使了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在历经“南京教难”之后重新振兴。     

论宋夏战争对北宋后期词风的影响

历经百余年的宋夏战争影响了北宋词的发展。宋夏战争至北宋后期虽然接近尾声,但战争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主战与主和所引发的严酷党争,深刻影响了词人的人格心态与创作心理。在宋夏战争的现实背景下,北宋后期词在创作主题及艺术形式上均发生了明显转变,侧重以闺情离怨承载苍凉绮怨的悲情体验。对宋夏战争与北宋后期词风转变的揭示,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民族关系格局与文学风貌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     

公历、农历及其相关性探析

本文在简介历法的基础上,从与日历有关、人们又习以为常的事件入手,通过大量数据比对,归纳出公历与农历的相关性规律。     

二十世纪以来宋金“海上之盟”研究综述

宋金海上之盟是影响12世纪东北亚格局的重大事件,长期受到众多学者关注,二十世纪以来,学界主要围绕海上之盟的背景、缔结原因、内容、过程、评价等展开了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重复研究以及研究视角单一的问题。     

论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

宋神宗与王安石是熙丰变法时期两位最重要的领导人物。锐意求治的宋神宗与变法心切的王安石经元老重臣的撮合结成搭档，大力推行新法。就变法的时间、权力与内容来分析，宋神宗是两人关系中的主导者，王安石则充当了配角。宋神宗与王安石的遇合，对熙丰变法产生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其中既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因素。而宋神宗与王安石的搭档，对他两人也有重大影响。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友谊，也可谓是封建君臣关系的典范。     

宋太祖受禅的佛教谶言与宋初政教关系的重建

从学界不太关注的宋太祖受禅的佛教谶言之视角 ,探讨宋初良性政教关系重建的原因     

关于藏历饶迥年与公元年换算问题——兼与《中国硬币标准图录》编者商榷

公元 10 2 7年出现饶迥纪年法后 ,一直为藏族所沿用。然而 ,一些人对饶迥起始年不了解 ,以致出现换算错误     

陈衍"诗不分唐宋"观及其诗学超越

自南宋始,关于唐诗、宋诗孰优孰劣的问题就一直争执不休,论者各执一端.近代,陈衍提出"诗不分唐宋"的观点,不仅从表面的继承关系,也从内在风格上将唐宋诗笼为一路,因而从学理上为唐宋诗之争作了一个总结,实现了对前人诗学的扬弃和超越.     

论宋代曲艺与小说之关系

宋代小说并非只以书面形态存在,它还以说、唱、演诸曲艺表演形式存在与流行,与小说处于同一生态圈的说唱曲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小说的拓殖空间。通过对曲艺形态的"小说"的考察,可以看到一代小说的全面的存在方式,也更能看清宋代小说"历史的变迁"的趋势和意义。     

西夏版刻文献中的刻工、书者和功德主

梳理存世西夏文版刻文献中的刻工、书者和功德主后发现,西夏仁宗时期刻字司刻本版口的刻工名字多为简称,这些官方工院的刻工也会接受捐刻人聘请书写佛经;西夏佛经官刻本雕版书字人以李阿善最为活跃;如果是皇家举行的大法会上印施的所谓“寺院本”佛经,一般由“功德司”负责组织翻译,由“工院”负责雕版印制,其功德主是皇帝、皇后、太子等,如果是私人捐刻,往往也是官宦人家。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中,西夏文刻本的功德主信息一般出现在卷尾跋语中,唯有西夏文《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инв.№2865)中有蝴蝶装四叶印版在版心位置刻有党项族功德主信息,说明这个文本是由这些人捐资刊刻的。此前我们曾根据2865号卷首“师资承袭图”中出现“白云释子”即白云宗祖师清觉的画像,推测其为元代白云宗西夏后裔所刊《河西藏》的遗存,该本党项族捐资人信息出现在版心位置并用汉字标记页码等做法进一步佐证了这一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