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天眷元年以前所称“上京”考辨

本文以考辩的形式,对《金史》中记载的天眷元年以前的“上京”究竟是指辽上京还是金上京,进行了逐条辨析。同时对出现这种混称现象的原因做了初步探讨。     

试论金天会十年的皇储之争

关于金天会十年的皇储之争,正史《金史》讳莫如深,凡有所记者多为时宋朝人的撰著,且不为世人所重,故治金史者很少有人论及,成为金史研究中的一大悬案。 考载有金天会皇储之争事的史著有多种,虽记述简少,但颇说明问题。兹引如下: 《金史详校》引《神麓记》记,金天会八年,谙班勃极烈完颜果死后储位久虚;十年,太宗拟传位其长子宗,于是引出一场激烈的皇储之争。完颜宗盘“称是今主之元子,合为储嗣”,而按金太祖的原约和女真族传统的继承制度,太祖长子完颜宗干也“称系是太祖武元长子,合断原约做嗣君,”这样,在金统治集团的最高层太祖一系与太宗…     

太平天国天京突围人员考略

1864年7月19日,太平天国天京城失陷。曾国藩八百里红旗报捷:“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但据《李秀成自述别录》:“城破时,城中不过三万人,除居民之外,贼兵不过万余人,能守城者不过三四千人”。英国驻镇江领事艾德金(Adkins)于城陷后一星期到南京参观,据其致英外相罗塞尔报告书,城内能战太平军约一万人。又有外人估计,城内战士最多不过一万人,其中城破逃出一千五百人,被杀者七千人。对此,罗尔纲先生早已考辨曾国藩虚报战功之谬妄(见《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简又文先生也综述其要,认为“其时天京城内全体人口共约三万人,太平军占其半,能守城作战者不过三、四千人,其余万余人,除大小文官之外,则大都是各处太平军留京之眷属,或老弱孤寡伤病残废,及各王府留守之少数属下人员与卫士,所谓居民实无几耳“(《太平天国全史》卷下)。     

黑龙江文物三则

黑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蒲峪路,位于克东县金城公社古城大队乌裕尔河南岸,为金代北方重镇。城址呈椭圆形,周长2800余米,有南北两个瓮门,土堞38处,曾出土过“蒲峪路印”。金代上京路下属蒲峪、胡里改、恤品三路,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广大地区。其中蒲峪路辖境北到外兴安岭,南到松花江,西到嫩江,东到汤旺河。掘有关资料记载,当初这里不仅山川秀     

渤海龙州三县考

渤海王国(公元698～926年)封域辽阔,纵横数千里,辖境之内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近世学者考知渤海各府州之统县约近一百三十多。上京龙泉府是其五京十五府之一,地处渤海中偏北部,属于“白山黑水”地区。研究和考证府领各州之统县及其治地,对了解本地区郡县行政建置史是有一定意义的。本文主要研究和考证上京龙泉府所领龙州之三县治地,余不涉及。 永宁县与富利县 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上京龙泉府领三州,即龙州、湖州和渤州。三州约占渤海全部川郡的二十分之一强。在十五府之中,上京龙泉府并不是领州最多、辖地最广的一府,但因它与王都同…     

关于《唐前宣州参军白君（幼敏）妻南阳邓氏墓志铭并序》与《玉泉子》的几点思考

《全唐文补遗》第八辑收录了邓敞为其女撰写的《唐前宣州参军白君（幼敏）妻南阳邓氏墓志铭并序》一方墓志,此方墓志证明了邓敞确为《玉泉子》所记牛僧孺之女婿,非杜牧墓志所谓之“邓叔”。同时结合唐代墓志、史籍、笔记小说等文献材料,通过此方墓志考证邓敞之郡望、籍贯及职官,纠正了《玉泉子》记载邓敞与牛僧孺女婚配时间之舛误,发现《玉泉子》所记邓敞事迹存在驳杂拼凑痕迹。     

人首龍尾的伏羲氏夏禹考——《金文新考·外集·神话篇》之一

本篇是作者继“说龍”(刊美国纽约《中报》1985年5月)、“再说龍觚”(刊美国纽约《中报》1985年10月)之后的第三篇考证文字。它是以马列主义“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则为指导,不是从古之“定义”出发,不是以《易经·(?)辞》以伏犠氏为“三皇”之一的“定义”出发,而是从梁武帝的伏犧氏与女娲两人首龍尾相交的石雕图像的“实际”出发,以晋《帝王世纪》所载夏禹“纳塗山女,曰女娲”为论证,提出伏犠氏即周室为了颂祖而神化了的夏禹的论断,并引“龍觚”一字标氏金文的考证及战国墓出土的漆盘上绘的龍型(“足”非爪而为“两匕首”)为证,也说明龍族(足)源于夏禹、后稷。并分析了七十年代殷墟“司母辛”(旧称“妇好”)基出土、注有“阜子(夷)”氏的“比”(两吏女跪侍形)字图铭,并以《颜氏家训》所记古汉碑之“伏”、“虙”两声相通为印证,作出了在古史学领域里一种科学的创新的论断。     

勃海人口考略

渤海王国有多少人口?由于文献记载语焉未详,迄今尚无定论。本文拟在钩校中外古籍的基础上,对这一关系到“海东盛国”兴亡盛衰的问题,试作初步的探索和考证。 一、关于渤海初期的人口 渤海王国初名震国(或作“振国”)。《旧唐书·渤海靺鞨传》称大祥荣自立为振国王之际,“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此外如《新唐书》、《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文献通考》及朝鲜史书《东国史略》、《东国通鉴》等等,也均谓其时“户十余万,胜兵数万”。 然而,“户十余万”是个相当笼统的数字。究竟是十二、三万,还是十七、八万,实难确指。如…     

越国富中大塘和吴塘小考

富中大塘和吴塘是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90年自吴获释归越后,为雪国耻,以图霸业,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发动越民治水筑塘、广辟田畴而出现的,是越国重要的粮食基地。富中大塘,传称大塘筑成,农田肥饶,粮食丰稔,越国炽富,故谓之“富中”。难怪左思《吴都赋》曾追赞云:“富中之畈,货殖之选。”那么,这个富中大塘在哪里呢?《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载:“富中塘……去县二十里二十三步”。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引《旧经》所记,说在“富中里”。清代陶元藻大《广会稽风俗赋》据左思《吴都赋》“富中之畈放马涧”,认为“在新昌县东支道林放马之所”,又引顾母“山阴富中塘”云云。其实从《越绝书》的记载度之,决非新昌乃不辨自明。《管子·八观》曾辩证地阐     

东牟山在哪里?

公元698年大祚荣据东牟山建立震国,不久经唐朝册封改为渤海国。公元755年,渤海迁都上京龙泉府,史称渤海开国都城为“旧国”。据考证,渤海“旧国”为吉林省敦化镇内的敖东城遗址。又据《旧唐书》、《新唐书》记载,大祚荣初起时,据东牟山筑城居之,足证他“自立震国”之地当为山城,而敖东城并非山城,又不傍山,所以敖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故事源流考论

小引 玄奘求法天竺,是中国佛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伟大壮举。“春秋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见闻百三十国,扬我皇之盛烈,震彼后之权豪,偃异学之高;拔同师之巨帜。名王拜首,胜侣摩肩,万古风猷,一人而已。”① 其弟子立本与彦 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中国传记文学中第一部大书。共十卷,前五卷主要记玄奘早年及其旅游印度的经过,后五卷主要记玄奘归国后孜孜不倦从事译著的经过。梁启超在《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里赞之为“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并非溢美之辞。其史料价值,与玄奘和辩机所撰《大唐西域记》堪称双壁。 …     

关于渤海植棉问题

有关渤海的“显州之布”和“沃州之緜”问题,多年来在中外史学界引起密切关注。有些学者把“显州之布”说成是棉布,有的则认定“沃州之緜”是木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使我们感到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考证和商榷。本文的要旨在于说明:“显州之布”是麻布而不是棉布;“沃州之緜”是丝緜而不是木棉。关于渤海“显州之布”问题,1937年《满铁农事试验场》报告书中最早提出了“满州可能从古有棉花栽培的历史”的推断,它引用了《盛京通志》里所记的“沃州之棉”。1956年金毓黻先生在《关于渤海国的三个问题》一文中说:“据各书所记,渤海国生产情况:农业     

跋“哥扎宋哥屯谋克印”

1976年,在黑龙江省依兰县城南40余里牡丹江畔的达连河公社晨兴六队,出土一颗金代的谋克印。印面篆书“哥扎宋哥屯谋克印”,印背左右凿字两行,左作“少府监造”,右作“大定十年正月”。铜印左侧刻有楷书边款,文作“系宋哥屯谋克下”。大定为金朝第五个皇帝金世宗完颜雍的年号,大定十年为公元1170年,上距阿骨打建金55年,下距蒙古灭金64年,这是一颗金代中期的官印。金代的官印一般由尚书礼部铸造颁发。少府监“掌邦国百工营造之事”,其下有尚方署,掌造金银器物。官印多由金、银、铜为之,故少府监间亦有铸造官印之事。传世的金代官印,有一部分是由少府监制造的。     

词语札记

词语札记王宣武被《搜神记》①卷六，１４７“儿生两头汉灵帝时”条：“后董卓戮大后，被以不孝之名．”《搜神记全译》②译为：“后来董卓杀大后，落下不孝的罪名．”按：译“被”为‘落下’，显系望文生义．“被”应释为“加”．“被”之“加”义，早已习见．屈原《九章...     

《汉书》如淳注“如墨委面”之研究

本文作者小林正,退休职员,1909年8月生人,现住静冈市。作者自五十年代起,从事《后汉书·倭传》、《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有关古代中日关系研究,对邪马台国持九州说,曾先后用一百二十余天赴现场考察。最近,作者将其研究成果《“倭国王帅升等”研究——“倭国王帅升等”乃熊本县球磨郡免田町》和《<汉书>如淳注“如墨委面”之研究》等论文寄给本刊,希望与有志于斯的中国学者共同探讨。今将其中一篇全文刊载,以飨读者。     

中国历法三正论、殷历、周历、干支纪年起源考

一、引言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史记·历书》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在历史上,这是中国“三正论”的最初由来。本世纪20年代末,日本著名汉学家新城新藏著《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一书,否认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间,官颁与民用间,在历法上的不统一性,因而认为司马迁以来的“三正论”,为“中国上古天文历法发展史”上“系累非浅”的“憾事”。而新城新藏此说,为张汝舟先生所接受,著有《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一书。他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表解》一文的叁表解中,将“三正论”与“岁星纪年”、“四象”、“三统”等,并列为“四害”之一。我认为,新城新藏与张汝舟等对“三正论”的否定,     

《左传》代言之分析

《左传》代言之分析〔韩〕朴晟镇一、记言，还是代言《左传》里记载人物所说的话历来被称为“记言”。所谓记言出自“左史记言，右史记事”①之说。记事是作者之言，记言则往往不是作者之言。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古文十弊》中说：“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     

论《金瓶梅》的结构方式与思想层面

本文认为 ,《金瓶梅》写故事的由来和结局 ,是以“悌”起、以“孝”结 ,反映了作者用以“讽世”的主要思想武器是“仁”和“天理” ,属小说的哲理层面 ;其写西门氏的兴衰过程 ,是以“金”兴、以“瓶”盛、以“梅”衰 ,从而“著此一家 ,即骂尽诸色” ,属小说的社会层面 ;其用以结构情节的主要线索 ,是以西门氏的盛衰为明线、以权奸们的荣辱为暗线 ,旨在说明“富贵必因奸巧得 ,功名全仗邓通成”的结果 ,是于国则破 ,于家则亡 ,于个人则难以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 ,属小说的政治层面。因此 ,《金瓶梅》是以写财色交易之罪恶为表、钱权交易之罪恶为里的社会文学 ,乃举世鲜匹的“人间喜剧”。西门庆和蔡京实乃作者笔端一对为非作歹的孽生子 ,一明一暗的两个中心主人公 ,一个是钱的符号 ,一个是权的符号 ,他们之间的钱权交易构成了罪恶的符号 ,是以“宇给事劾倒杨提督”一案实乃一部大书深层意蕴的总纲     

金上京出土的铜镜

近年来,金上京会宁府故城(黑龙江省阿城县白城)及其附近,先后出土了逾百面铜镜,其中绝大部分为金代遗物。一九六四年出土的大双鱼纹镜(图一),直径四十三厘米,重二十四斤八两,为国内所罕见。镜子主纹为栩栩如生的两条鲤鱼追逐嬉戏,底纹为激起的浪花与层层波纹,又与镜子周边的蔓草纹相映衬,构成完整画面,真切生动,朴素大方,工艺精湛,成为金代铜镜的杰出作品。一九六九年出土的童子缠枝纹镜(图二),描绘一幅四玩童攀登缠枝花,香飘四溢,引蝶竞飞的生动画面,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镜面边缘有“上京警巡院”刻记。     

《战国城下町研究》简介

日本中世都市尤其地方城下町类型都市的研究,很受学者重视。《战国城下町研究》(大明堂,1985年共352页)一书著者小林健太郎,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很早就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并在方法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此书便是著者一系列研究成果的集成。全书分为序章、一、二、三部和终章五部分,标题分别为:“战国城下町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进程”、“国人领主级的城下市町”、“战国大名级的城下市町”、“战国时代～近世初期的地方中心居民点”和“战国时代城下市町与领国地域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