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社会政策的演进及启示

欧洲社会政策是在欧洲现代化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以社会公正和国家干预为鲜明特点的政策体系,它经历了一个从救济型、生存型、政府主导型向普惠型、发展型、多元主体参与型的演进过程.欧洲社会政策的演进规律及其特点,对于完善中国社会政策体系,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邓小平政策观探析

政策观是指关于政策的制定、执行、检验等问题的基本观点。 邓小平的政策策略思想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与策略思想。它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展起来的,而此前则是其酝酿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民主革命以及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政策主张,这些主张是毛泽东思想的有     

新时期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新思路——基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视角

政策执行理论已经进入了第三代研究,以西方理论分析中国政策执行实践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则为西方理论契合中国实际找到了突破口：它完善了政策执行研究方法、扩大了政策执行研究单元、揭示了政策执行本质,在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培育具有公共精神的执行对象、发展科学的执行方法、形塑有效的执行监督等方面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当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还不够完善,需要在完善协商民主制度、优化协商民主程序、丰富协商民主形式、培育协商民主文化等方面加以努力,才能为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的工业改革和方针——同日本的初步比较

舍克(S.Shirk)在分析当前中国的工业改革时,尽管认为它是“以效率为主”而不是“以组织为主”的改革,但是,她还是指出,中国人可能很快会以日本而不是以西方为榜样。中国在提倡多种工业联合企业时,已直接吸取了日本的经验。中国的政策与经验的许多特点具有或已经     

试析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美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总的战略目标是,企图独占中国,使之成为它的附属国。美国把控制中国作为它支配亚洲进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这一总目标,美国在战后至1947年初,实行了以马歇尔调处为基本内容的,援蒋内战与政治解决的双重政策,以期达到扶蒋溶共的目的。1947年初马歇尔调处失败后,它又转为全力援蒋内战的政策。1948年秋,中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转入了战略决战。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胜利结束,国民党赖以维护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被基本消灭,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中美关系的主体将从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的关系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与美国的关系,这时,中美双方的政策分别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关系如何?本文拟就此作以初步探讨。     

1937-1941年英国对日绥靖政策研究

从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对日本政策的主基调是绥靖,其根本目的是试图以牺牲中国等远东国家的利益来避免英日武装冲突。这一政策是英国长期与日本在远东相互勾结的延续,也受到美国对日本妥协政策的影响。它助长了日本法西斯的嚣张气焰,也使英国自食苦果。但它并未导致第二个“慕尼黑阴谋”,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初探

０年代末以来，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为基础的新贸易理论的发展为国际贸易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中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更由于与实际经济政策的紧密联系而受到极大的关注。本文分析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博弈理论基础，介绍了它在实践中的应用，最后对该理论在中国的贯彻与实施提出了一些建议     

简论我国民族人口政策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是中国人口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和民族理论为基础, 以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人口现实为依据, 简明而又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的基本内容, 同时论述了党和国家制定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的依据, 以及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行计划生育的可行性     

竞争政策与多边贸易体制下的中国贸易政策

文章以竞争政策为主线 ,论证了竞争政策与入世后中国贸易政策的选择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这样几个观点 :(1)以开放促竞争 ,将中国独特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2 )竞争政策是入世后中国贸易政策选择与发展的出发点 ;(3)竞争政策并不排斥贸易保护 ,中国应该选择实施以竞争政策为基石的适度贸易保护政策 ;(4)以竞争政策作为中国贸易政策的出发点有利于消除“发达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等“灰色”影响。     

变迁路径·演进机制·体系框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才政策的历史演进分析

中国当代人才政策以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为历史起点,以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为广阔的生发平台,历经恢复重建、改革破冰、市场转型、战略推进四个主要时期,走过了一段跌宕起伏、精彩不凡的演进历程。本文认为,当代人才政策在变迁路径上呈现出断续———依赖与转轨——渐进式平衡的特征,演进机制上是以解决人才问题为内在驱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理论为理念先导,在与人才政策实践的互动中实现的政策演进,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政策体系基本框架。     

政策取向生育率模型及在江苏的应用

鉴于生育政策在决定中国妇女生育率水平高低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为进一步认清现行生育政策对未来人口发展形势的影响．本文建立了政策取向的生育后果仿真模型并运用它对江苏未来妇女生育率进行了估算．     

澳大利亚留学实施电子签证

综观当今留学市场和各留学大国,澳大利亚颇引人注目。它以最快的更新速度,寻求更大的留学突破,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签证政策数次调整变化,并针对亚洲留学市场,实施了电子签证,为中国学生提供了留学方便。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设立与日本侵华政策

近代以来 ,日本奉行的对外政策是以朝鲜为跳板侵占中国的东北部 ,进而吞并全中国的“大陆政策”。为此 ,日本与沙俄展开了激烈争夺。日本作为日俄战争的战胜国 ,继承了沙俄在中国东北攫取的权益。设立满铁是以股份公司的形式作为伪装 ,执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的对外政策     

略论不抵抗政策的影响

不抵抗政策虽然暂时维护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的统治,但它的产生和施行伤害了自尊独立的民族精神,因而促使了民众和政府的离心,削弱了政府的统治基础,导致了这个政权的衰弱乃至崩溃。这一政策更直接纵容和滋长了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吞噬中国的野心,为其无所忌惮地肆虐东三省埋下了伏笔。进而中国领土和主权的独立遭到了严重践踏,远东军事政治格局亦为之破坏。     

论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是迄今乃至将来相当长时期内人类社会的个人私事,是有史以来统治阶级的一项比较开明的政策也是近代以来世界大多数国家以宪法和法律加以规定和保护的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在社会主义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对它的内涵和外延做了全面的科学的正确的解释,使它的上述性质带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特点。     

清代中前期清廷的蒙古政策

以康熙朝为代表的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是研究清代宗藩体制变革的重要对象,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的特点在于:它在继承中国封建王朝传统宗藩体制的基础上对内藩政策实行着"中国化"的变革,实行着封建王朝"天下观"下的"中国意识"的萌芽与发展.清代中前期通过强化清中央政权对蒙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统一"而非"一统",加强了蒙古各部同清中央政权统治下各民族的融合.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的历史贡献在于:它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基本上完成了对内藩的"统一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将清朝"天下观"下的内藩、属国作了很好的"内、外"之厘定,为实行"中国"由传统儒家意识下的"天下"向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之转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完成了对蒙古等边陲区域的统一工作.     

两岸统一进程中语言政策制订依据及实施选项

推动实现中国两岸统一已经提上国家议程。语言政策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必须对两岸统一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势做出前瞻性预判和规划。基于“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两岸统一进程中的语言政策将形成“一体化”与“多样化”两种选项。“一体化”语言政策指以大陆现行语言政策为标准在中国台湾地区实行与大陆地区同等的语言政策,它能够集中体现“一个中国”原则和助力统一后的社会治理,具有牢固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多样化”语言政策指两岸实现统一后在确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国家法定地位前提下在中国台湾地区可以实施与大陆地区不同的语言政策,它能够辩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符合“一国两制”方案的民主协商原则,符合两岸统一进程的渐进性和间接性特点,具有能“通”则通和能“用”则用的社会共识基础。     

儒家思想与民族政策

民族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它关系着国家的统一、稳定 ,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国古代进入封建社会的各民族政权 ,最终皆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 ,在确定国家政治体制及民族政策时 ,无不以儒家思想为依据 ,特别是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政权 ,大都采用灵活务实的民族政策 ,在大力推进政治儒学化的过程中 ,不断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化进程 ,这不仅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民族团结 ,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同时也延续和保存了儒学传统 ,使中国数千年来始终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     

决策的困惑和人口均衡政策——中国未来人口发展问题的探讨

中国未来人口的发展表明，从一孩向二孩人口政策的过渡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也是风险和利润怎样均衡的问题。根据中国的人口国情，运用人口经济学理论，本文提出了人口均衡政策的新观点。这一观点可以服务于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同时它也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可能的变化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基础     

那拉氏集团与义和团运动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失败而告终,没有能够挽救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瓜分危机。此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继续上升,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日益发展壮大。与此同时,集结于那拉氏周围的封建顽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也在不断加深,并在“废立”问题上激化起来。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危机下的产物,但它毕竟发生发展于清政府直接统治下的中国社会,那拉氏政府的政策必然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剖析清政府的政策,也是我们研究义和团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认为,那拉氏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政策大致可以分为纵容、利用和叛卖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