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权力与商界小说的话语实践

近20年来,中国商界小说空前兴盛并彰显出表现现实的独特能力,从话语与权力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这一现象的产生是权力"合谋"的结果,其中经济权力的介入至为关键。经济权力的影响与渗透首先借力于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商人阶层的崛起,其次是通过大众媒介干预社会审美趣味,此外还表现在对作者创作的实质性操控上。这推动了商界小说由文学场域的弱势话语向强势话语的转向,伴随这种转向,商界小说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日益凸显其话语力量。     

中国电视的话语变迁与文化建构(1958-2019)

电视话语是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生成的表达系统,并且不断建构着文化形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本文试图以文化研究的视角、话语研究的理论框架讨论我国电视文化的变迁。将电视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当中,勾勒出我国电视发展60年来的话语变迁脉络,并揭示特定话语类型背后的生产运作机制:从"政治实践"主导的话语到体制内外交织渗透的"纪实"表达;从市场化初期"娱乐话语"的野蛮生长到专业化精耕细作"审美话语"的价值导向,电视媒介的生产机制构成了媒介话语实践的主要方式。从"话语"与文化的角度切入电视历史的研究,理解电视媒介的"话语实践"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后新历史主义与怀旧──20世纪末小说的一种历史消费时尚

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对于既往历史话语的反拨／颠覆性释读,随着世纪末怀旧情绪的时尚化已经宣告终结,并由此开始进入一个所谓后新历史主义小说时段。在大量后新历史主义小说文本里,新历史主义小说曾经一再渲染的历史的丑恶与衰败景象,被取而代之为一种"美丽往事"的伤感性叙述;在此,历史不再承当认知的核心义务,而主要是作为一种审美的对象被加以消费的。历史话语在后新历史主义小说那里获得更多的是认同而非批判。     

移动传播场域的话语冲突与秩序重构

移动传播的"去中心化"和"去边界化"改变了社会构型和传播逻辑,驱动移动网络空间的话语转向。话语祛序的媒介实践改变了话语冲突的生成机制和意识形态形塑的主要路径。新技术、新文本、新场景颠覆了移动场域的话语权结构。移动网络空间的符号抗争改变了话语冲突的隐喻机制。基于文化自觉和国家治理的多元话语主体建构命运共同体、新型主流媒体通过"四态"建设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内外合力重构话语体系是移动传播场域弥合分歧、秩序重构和价值引领的可行策略。     

“剩女”话语与媒介文化

"剩女"这一话语在我国当代大众文化中的迅速走红,与各类媒体的偏好和持续塑造有关。事实上,"剩女"话语并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媒介中呈现的"剩女"形象和现实社会中未婚男女的实际并不相符;媒介建构"剩女"话语是男性媒介话语权运作的结果;"剩女"话语被受众广泛接受与我国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和择偶观念密切相关;"剩女"话语传播背后是民粹主义盛行的中国传媒文化。媒介在建构和传播媒介话语过程中的失实和偏颇,不仅造成大众对事实的错误认识和评价,也有碍我国媒介文化的创新发展和国民素质提高。迎合和阻遏商业媒介低俗化冲动的力量同样来自受众,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会倒逼大众媒体创造和传播专业健康的媒介文化。     

道德评判之外的性别思考——“三言”中两篇同母题小说的文献比勘及其意味

在"三言"中,由于作者性别观念的差异,同母题宋代话本小说<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与明代话本小说<蔡瑞虹忍辱复仇>表现出不同的性别话语.     

大众媒介话语的原型沉淀——以突发性公共事件为中心

大众媒介话语作为经过现代媒介进行传播和言说的表达方式,有其特定的"客观性"、"个人主观性".而在话语的深层结构、形式以及叙述模式中,它又烙上了代表民族思维、历史文化、心理接受与背弃等方面先天的"规则",即原型.原型沉淀在大众媒介话语的表述中,并在隐的方式上影响着话语的形式和表达.     

"十七年"农村小说话语的分层与配置——以《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为中心的考察

"十七年"农村小说普遍存在着显性的政治话语与隐性的民间话语分层与配置的情况,但不同的作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分别代表了话语组合的三种方式:《三里湾》是政治话语和民间话语的有限融合;《创业史》是政治话语和民间话语的深度融合;《山乡巨变》是政治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分层结合.这些"差异性"的产生既与作家的主观因素有关,又与时代的客观因素有关,真实反映出了作家创作时的矛盾和焦虑心情.顺便提及的是:民间话语的开放性遏制了那个时代作品中常见的过分政治化的倾向.     

论新时期小说中的视觉书写

该文基于新时期开拓性作家刘心武小说中的视觉书写,进一步考察这一时期男性话语中的女性镜像,认为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女性镜像并没有大的改变,即女性是促发男性成长的阶段性工具,女性被想象为男性心灵复原的慰藉者.而新时期的女性写作在与男性话语"合谋又冲突"的镜像突围中,则表现出更繁复、更斑杂的色彩.同时,新时期小说的视觉书写也显示...     

十九世纪俄国小说儿童叙事中的“视点”问题研究

"视点"问题是叙事学中最核心的问题.以乌斯宾斯基视点理论的四个层面:意识形态评价层面、话语特征描写层面、空间和时间层面及描写的主观性/客观性("心理")层面为理论基础,分析十九世纪俄国小说中的儿童叙事"视点"问题,将儿童叙事中的叙事声音与叙事眼光的问题加以区分,将形式与内容问题分析相结合,使视点问题不再限于"看"之表层的言说当中,不再囿于"儿童视角"的简单阐述当中,将作者的观点、作者的艺术技巧、儿童的情趣融入到小说的整体叙事当中,再现出十九世纪俄国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     

新时期乡土作家的创作原则及其文学史意义——以莫言、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为例

"故乡是血地"是莫言小说的根本创作原则,它表明莫言在小说创作中极为尊崇长期在故乡凝结的厚实的生活和生命体验,并藉此开拓出自己文学的博大境界。对于新时期以来卓有成就的乡土小说家而言,这种创作原则具有普遍意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样几位成就巨大的陕西籍作家的代表作品也是秉持这一根本创作原则的。莫言、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的这一根本创作原则与鲁迅、茅盾等现代作家主要践行的"现代性"话语创作和以赵树理、柳青、浩然等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主要从事的"党性"话语创作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因此上获得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成为观察和衡量百年文学史上乡土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和重要尺度。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小说语言观阐释

汪曾祺是新时期小说语言观从工具论向本体论转变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理论话语、评论话语与创作实践互相支持,在中国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汪曾祺有关"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观念包含了"语言即内容"、"语言即文化"、"语言即风格"等不同认知维度.剖析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观,可以管窥语言学转向背景下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一个侧面.     

近代大众传媒与晚清谴责小说

晚清谴责小说是在近代大众传媒的语境下产生的、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新小说".大众传媒的出现,并不仅仅是传播技术的革新,而是作为文化和文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已兼具"目的"和"手段"双重甚至多重意义,并代表着一种权力和意义对晚清谴责小说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话语以及叙说方式等进行着无所不在的渗透.这使晚清谴责小说的文本本身与传统文学的面貌不同,需要在大众传媒的视阁下才能给予科学的分析与评价.     

东方主义视角下的韩国女性形象建构

东方主义视角下美国朝鲜战争小说中的韩国女性形象,是美国作者们依据自身经历和东方知识,通过"西优东劣"的权力话语言说来书写韩国女性,并以"真理"形式,塑造出看似个别其实包含着一种具有普遍偏见性的女性形象。与此同时,他们把这些形象作为媒介或隐喻,传递西方男性的权力话语,寄寓着西方男性与韩国女性是主人与仆人、权力与身体、我们与他们、文明与威胁的二元对立等级关系。     

论现代新儒家话语中的“民治”——以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为核心

反思旧文化,建设新中国,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理论任务.思想者应该在传统儒学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中构造出新的话语空间.在此种论阈内,思想者应以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为核心,集中考察"民治"这一政治(学)概念的缘起、内涵以及它与"民主"、"平等"、"自由"、"财产权"等西方式政治话语的内在关联,并通过剖析"民治"儒学化的表述,重新审视现代新儒学话语对传统政治话语实践的神话性祛魅以及对其新神话性的塑造.     

流亡与建构:申采浩的中国体验与近代想象

申采浩的中国流亡体验对于其思想发展和时代认识、知识话语与近代想象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初,作者在英雄传记和幻想小说《梦天》中以英雄话语、国民话语来建构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国家想象,并表现了他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到了20世纪20年代,申采浩从民族主义转向无政府主义,在一系列散文和小说《龙和龙的大激战》中以民众话语、阶级话语展现了他的东亚想象乃至世界想象.申采浩的小说表现出主体"欲望"的隐喻与象征、变形与超越,并以此获得对于现实世界的象征和想象,从而具有对传统叙事的解构意义.申采浩文学的近代想象研究对于深入探讨韩国近现代文学中的中国体验叙事的特征有着重要意义.     

主流媒体网络空间社会共识话语的建构

自媒体与智媒技术的不断发展带来日常生活媒介化,并衍生两大舆论场共存及网络空间话语纷繁芜杂局面,进而消解、侵蚀主流媒体网络空间社会共识话语的主导地位.主流媒体应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把握社会共识及其话语的要义,对网络空间非主流社会共识话语形态及其实质进行梳理分析,再从社会共识及其话语规律、主流媒体传统经验、日常生活媒介化新特征等方面着手,保障主流媒体网络空间社会共识话语的主导地位.     

论孙犁与"荷花淀派"的乡土抒写

孙犁影响下形成的"荷花淀派"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跨时代"的文学流派之一.他们的乡土抒写,在即时性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中,灌注和张扬具有恒久魅力的人性与人情.其内在精神蕴涵,既有传统美德的承传,又有现代人道主义精神.在叙事形式上,承续京派乡土抒情小说传统,善于在诗化、散文化的小说中,创造清新明丽的意境,形成优美、婉约的艺术风格.这样的审美形态在其流派活跃的年代,始终处在主流话语的边缘;而在其流派沉寂的年代,却又获得了恒久的艺术魅力与影响.     

论"新感觉派"的艺术创作风格

崛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曾被人们称为上海洋场文化中的一朵"恶之花".作为都市文学的一个分支,在审美追求上,它既不同于以"乡村幻梦"来反映"城市梦魇"的京派小说,更迥异于同时代以茅盾的作品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小说.新感觉派小说以一种独有的话语方式,对人类精神存在的展示,是源于新感觉派小说作家对社会、历史、生命以及自然的独特感受和艺术表达.它以其对怪、新、奇的现代性审美倾向的追求,给当时单调的传统主流文学园地吹来了一股异质的新风."新感觉派是中国文坛上第一支独立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其代表人物是穆时英和施蜇存.     

生产与合谋:当代青年的视觉文本转换

当代青年在支配权力话语中被建构为消费者、服务者、普通人形象,他们转而在日常生活实践面向、城市面向和新媒介面向中重构出时尚表现者的视觉意指.时尚表现者指涉意义生产者,他们与媒介和商品共谋,利用视觉符号再生产与社会的种种关系,即利用媒介提供的符号资源和商品提供的实在意义与支配话语实现符号的意义生产权.在视觉文本域中,这种意义生产权体现为视觉建构的文本转换:现实文本——新媒介文本——舆论文本.这个转换过程经历着从现实到虚拟,再回到现实,从而实现意义生产和价值增值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