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与应对

丁伟国、安添金、何宁撰文指出,2012年12月,美联储在世界众多国家的质疑中推出了第四轮以扩大一定数量货币发行、减少银行储备注资压力为内涵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于2013年10月宣布继续维持不变。作为一种非常规的扩张性政策,“量化宽松”自2009年3月首轮实施至今的近五年来,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美联储的“零利率”低水平运行将导致全球流动性货币泛滥,使之逐利于新兴经济体的各种资产,并催生价格泡沫出现。     

车贷免息背后的“陷阱”

正近年来,汽车金融市场日渐火爆,贷款购车者越来越多。不过,俗话说:买的没有卖的精,一些免息广告的背后往往暗藏陷阱。暗藏手续费"资金周转不开不要紧,我们提供零利率贷款,无担保、无抵押、手续快……"当下,不少4S店打出"零利率"或"免息"购车的广告。事实上,"零利率"贷款并不新鲜,它是汽车     

全球低通货膨胀运行的经验与启示

持续15年的全球低通货膨胀,主要得益于各国成功的稳定化政策。低通货膨胀带给货币政策好处的同时,也给货币政策带来挑战。根据美日等国家的低通货膨胀经验,一个国家最好不要走向零利率的边缘,同时采取预防性的政策防止经济陷入通货紧缩螺旋至关重要。此外,需要正确认识货币政策的作用。货币政策长期的目标应该是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这些经验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小承包大经营”的“中农化”政策研究——台湾“小地主大佃农”制度的借鉴与启示

中国台湾实施的“小地主大佃农”政策对于中国内地解决现阶段所面临的农业问题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小地主大佃农”政策通过从政府主导、协会协调、“两个分离”、“双向辅导”和“一个平台”五个方面出发,有效解决了台湾所面临的农业问题.文章认为内地要解决目前的农业问题,可借鉴台湾的“小地主大佃农”政策,实施“小承包大经营”的“中农化”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除坚持政府承担所有成本、土地流转自愿、土地流转市场定价以及流转耕地务必务农四大原则外,还需要从支持政策、辅导政策和配套政策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     

激进还是缓进:寇松“前进政策”的提出及实施

侵藏急先锋寇松积极主张侵占西藏,周旋和谈,白厅则从英帝国整体利益出发,主张缓进.因此“身居高位”且性格倔强的寇松自然与白厅之间有诸多不同与不和,对藏“前进政策”即为主要表现之一.当然白厅最终采纳了寇松的“前进政策”,导致了1903-1904年英军攻进拉萨,达赖喇嘛出逃蒙古,俄国表现出不满.但拉萨事件后,白厅很快撤换了寇松印督一职,修补对俄关系.显然,寇松的“前进政策”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且白厅自始至终没有完全接受寇松的政策.之前相关文章多从中英双方、英藏双方的角度阐释寇松的“前进政策”,本文借鉴前人研究成果,主要探讨寇松“前进政策”形成的过程,当中又主要梳理寇松与白厅之间西藏政策的争辩,并简略谈及其实施.     

论当代法国民族问题及政策

2005年法国种族骚乱事件之后,法国社会民族种族冲突、暴力排外事件不断,民族种族歧视现象日趋严重,移民政策频繁调整.对此,世人不禁要问,一直以来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怎么了？是日益庞大的跨国移民所引发的文化的冲突使然？还是“共和模式”的“民族政策”之殇？本文从近当代法国人口民族构成的变化角度出发,探讨当代法国主要存在民族问题以及“共和模式”的“民族政策”.并一进步提出,造成当前法国民族问题的主要根源正是其“共和模式”的“民族政策”.同时,本文也对近几年来法国政府相关政策的调整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金融危机下各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比较分析

“零利率时代”是实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现实依据;当今世界推出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属于非传统货币政策的范畴,与过去的传统货币政策有本质区别;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预期利率效应、投资组合调整效应和财政扩张效应等三个渠道来发挥。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更多依赖于具体的措施,各个国家由于金融环境不同和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导致了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实施的差异性。     

政策营销沟通的有效性分析——以凤凰古城“一票制”政策事件为例

本文针对政策执行准备阶段政策沟通失效的问题,引入全新的政策营销理念,依据政策营销沟通有效性一级和二级评估指标的分析框架对凤凰古城“一票制”案例进行剖析.发现该政策沟通的“效率高,效果差”,属于典型的传统“单向度信息沟通”方式,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官僚制结构的诸多障碍下传统单向度灌输宣传方式.所以将“整合营销沟通[1]①”的4C's策略运用到政策执行准备阶段的沟通过程中,进而通过政府与政策受众进行有效的双向互动沟通来获取政策受众对政策的理解与接受,保证政策有效实施.     

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分析——基于Z市的实证

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指通过中央银行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增加基础货币的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干预方式,使金融市场的环境更宽松,在经济衰退萎靡时期,是各国复苏经济与重振产业的主要手段。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给世界经济蒙上了萧条的阴影,许多大国为化解萧条的局面纷纷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经济增加速度放缓,中国为应对外部需求疲软、内部消费萎靡和产能过剩等危机,从2014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出了降息的信号后开始加入量化货币政策。这种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规模最大,GDP增长贡献最多的房地产市场是否效果明显一直饱受争议。本文基于Z市1998年-2012年的相关数据构建了实证模型进行检验,采用逐步回归法对具体影响因素进行筛选分析,结果显示,城市房价受利率等金融货币政策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反住宅投资额与第二产业的发展推动了房价的上涨,具体表现为房地产规模的扩大及实体经济的强化。因此,单纯依靠金融政策救市的思路需要转变,通过发展实体经济、加速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提振产业层次、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等手段来挽救房地产市场更有效。     

刑事政策与刑法的二重协奏——1949年以来中国刑事政策的演进与刑法的变迁

刑事政策的演进意味着国家通过刑罚权的运用,在配置罪与罚的问题上一直在作选择,而这种选择的结果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刑事立法.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形势的变迁,刑事政策亦审时而变,经历了由“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再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演进历程,相应地,刑法也经历了一个制定后不断修正的完善过程.立足于刑事政策与刑法的互动关系的史实分析可知,刑事政策的理性化有利于指导立法的理性化,立法因时制宜回应政策的变化也有助于刑事政策的作用充分而理性地发挥.     

国政方向与政策制定:韩国文化产业政策史研究

从金永三政府到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等历届政府制定文化产业政策的过程和特点看,韩国文化产业政策经历了以规制为中心向支援为中心的转变.韩国各届政府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其国政运营方向息息相关,金永三政府的“世界化战略”、金大中政府的“克服IMF体系培育新知识产业战略”、卢武铉政府的“科学技术立国战略”、李明博政府的“先进化战略”都成为各自确立并推进文化产业政策的法律制度、行政组织、财政预算的核心依据.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创新驱动机制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大转型期,宏观上支持中国长期增长的各项要素禀赋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转向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创新驱动的内容包括产业创新、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制度创新、战略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驱动机制就是以改善供给为实现路径,在政策导向上实现一系列的转型:在政策激励方面实现从“投资激励”向“创新激励”的转变,在政策内容方面实现从“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转变,在创新人才培育方面实现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措施包括: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大力推动产业创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推动结构创新;加强建设产学研体系,积极推动体制创新;优化创新创业环境,重点提升文化创新.     

广西产业“负成本”低碳转型探讨

提高广西产业竞争力,需要同步推进产业“负成本”低碳化转型.因此,有必要在原有产业发展政策的基础上构建促进广西产业“负成本”低碳转型的政策框架.广西产业“负成本”低碳转型政策框架的核心是低碳技术能力提高,低碳技术的开发和能力建设需要跨部门或跨行业的相互合作,同时需要制定针对创新和技术变革的产业配套政策.     

政策矫正:“公正感”与“外部性”的双重考量——兼论“政策协商”的公正性

当前,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公正价值偏离和缺失的现象,强调管制公正、分配公正而忽略矫正公正的现象屡见不鲜.矫正公正能够成立的首要条件是符合社会公正要求的公共政策的制度设计.同时,公共政策公正性的“应然之塑”和“实然之态”与政策的社会公正感和政策外部性密切相关,对政策公正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二者作为政策公正考量的二维向度,通过公正感危机和外部性困境对于政策非公正的映射,反衬政策公正价值的偏离和缺失.本着矫正公正的理念,提出政策协商的建议和思路.     

“大一统”思想下的民族自治政策

“大一统”思想是古代中国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制一直秉承的国家观和民族观.“大一统”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共同的治国理念和政治追求,“大一统”思想内含的民族因素使得中央政府在坚持华戎同轨的思想基础上,又推行了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的政策,对于维持与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宏观调控政策对我国粮食价格长期均衡的影响

本文在对近年来我国粮食价格变动趋势及原因分析的基础上,利用VAR模型对我国粮食宏观调控政策对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认为,粮食价格调控政策对粮食价格波动具有显著冲击作用,并呈现出“蛛网理论”所说的周期性波动冲击;粮食补贴、储备和进出口政策对粮食价格的影响方向、周期和程度都不一样,并且三种政策存在一定的“抵消”效应;大豆价格波动的政策冲击效果与小麦、稻米、玉米不同,应该进一步考虑粮食的“市场化”和“国际化”问题,更多采用市场化手段对粮食价格进行调控,并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来保供应、稳粮价.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新路径——成都“联建”政策的法经济学分析

出于地震灾后住房重建的需要,成都市出台了“联建”政策,允许地震重灾区农民提供宅基地使用权,“联建”方提供资金联合建房,房屋建成后由双方共同经营管理或进行利益分配.“联建”政策的法经济学分析表明:“联建”模式解决了农民灾后住房重建的资金来源问题,避免了与现行土地法律制度的冲突,实现了制度约束条件下的土地使用效益最大化,其实质是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有效创新.     

论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

俾斯麦是波拿巴主义者.他从路易·波拿巴那里抄袭了波拿巴主义.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以民族主义为旗帜,以“铁和血”政策为乎段,驯服议会,发动王朝战争,建立德意志帝国.这是一个以战争为出生证书,以议会为装饰物的军事独裁政权,是十足的波拿巴主义君主国.俾斯麦用“鞭子”——“非常法”镇压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用“糖果”——波拿巴式的社会政策,收买人心,以巩固俾斯麦的统治.但是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同任何波拿巴主义一样,最终遭到了可耻失败.     

论日帝“满蒙”政策制造民族隔阂的惯伎及其危害

日俄战争后,日帝所推行的“满蒙”侵略政策中最狡猾的手段就是打着“保护”朝鲜人的幌子在东北各地设立领事馆和警察署,制造民族隔阂与对立,借此干涉中国内政,达到蚕食东北的目的.伪满洲国上台后,在“民族协和”的美辞丽句下推行民族等级和分化政策,通过界定“五族”不同的社会地位,加强其法西斯殖民统治.因此,日帝侵华期间在东北制造的诸多民族纠纷与冲突,应归咎于日帝的“满蒙”民族分化政策.     

话语与公共政策：政策制定的话语分析——以中国“新农合”决策过程为例

政策制定是一个围绕特定议题所展开的意义赋予与话语竞争过程,竞争的“获胜者”将主导政策场域,影响政策选择或变迁的方向。通过关注话语在“社会现象”到“政策议题”转化过程中的作用,可以构建出一个理解政策制定过程的解释模型。应用该模型考察新农合决策过程,可以发现,“地方互助”话语为重建传统合作医疗的政策安排赋予了合理性支持。而新农合政策的出台,是由于“国家投入”话语在众多政策倡导者的努力下,成功地与“扶贫”话语关联在一起,并取代“地方互助”话语而主导了合作医疗政策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