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焦竑

焦竑(1540—1620),字弱侯,一字淡园。南京旗手卫人。他是王学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与泰州学派诸代表人物所提出的有关人欲的认识,和清初王夫之所提出的“天理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的命题两者之间,在宏观上有着一定的联系。他又是在王学由盛而衰,知识界束书不读、空谈心性期间,以博览群书,长于考据著称的杰出学者。清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正是沿其波而起,一扫悬揣之风,奠定了清代考据学的基础。他对于当时和清初南京地区知识界也具有重大影响。 今年是焦竑诞生450周年,逝世370周年,特就焦竑一生几个重大方面,抒以已见,,以为纪念,     

宋学不尽义理论

汉宋之争是中国学术史尤其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学界一般认为，宋学主义理，汉学主训诂，但这个预设的理论框架是主观的。汉学、宋学虽有消长，但并非全然对立。汉宋之争始于清，但清人治学并不分汉宋。考据学者多主张本根在义理，戴震也惑于汉宋之间；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学者，解经虽重经义阐释和发挥，并未摒弃训诂和考据。汉宋之争的本质是研究方法的主从之别，二者并无天然的鸿沟，更不存在这样两个对立的学派。清代汉宋之争的原因与科举制度关联度很高。     

顾炎武与清初学风的转变

清初学界,名家并起,群星灿烂。综观当时学术趋向,大致有三端:旧有的理学以及新起与理学相对立的事功之学和考据之学。事功之学与考据学是有矛盾的,但在批判理学的活动中,两者却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思想家们为解决“当世之务”,常常要到古代经、子中寻找救弊之方,因而考据方法就成为征古通今的桥梁。顾炎武是当时这种学术路径的代表人物之一。     

如何应用与看待考据

考据一称考证,是自汉以来学者所普遍使用的一种整理文献的技能或方法,至清而成为专门之学——考据学。关于考据的兴起、发展以至成为专学等问题,我已在《清代考据学述论》(《南开》学报1983年第3期)一文中有所论述。现再就考据的基本方法及如何看待这一门学科略陈臆说。 (一)     

论中国古代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决定了此后经史之间难以割舍的因缘关系;汉代是中国经学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史学标榜“成一家之言”之时,这一时期经学对史学思潮有重要影响,史家崇经意识非常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宋明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化经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经史之学从清初提倡穷经经世和以古筹今的实学思潮,到清中期后兴起的今文经学派的援经议政和治史明道,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而乾嘉经学为考据而考据,史学也多由经学而入,受汉学藩篱所囿,只有浙东史学继承了清初经世思想。     

中国传统考据学的结构、功能和误区(上)

考据,又称考证。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一种基本的操作技能或方法,考据即以理性的精神,审视、验证和鉴别历史文献之真伪和历史记载之虚实。 说到考据,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清朝时期的乾嘉学派,尤其是那些对传统考据学知之不多的人,往往把考据的专利归入清代学者的名下。这多少是一种误解。     

论顾炎武易学思想与清代易学转向

处在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通过对汉宋易学的检讨,提出了重卦不始于文王、卦爻外无别象、图书之学为道家易、复程朱易以存易等重要的观点,彰显顾炎武以复古和辨伪为主要内容的易学特色。顾氏的易学复古和辨伪所提出的观点,未必完全符合先秦儒家易学,但确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功。顾氏在易学研究中倡导的求实精神和考据方法,引领清初辨伪和复古的的易学思潮,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自此,易学研究开始转向,易学考据之风和汉易复兴已成为易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当然,顾炎武易学复古是回归原典不是恢复汉易。     

浅谈清代兰州的书院

书院在我国教育史上是别具一格的学校。它多半由私人或地方自筹经费,以德高望重的学者为“山长”、“洞主”,自定学规,在教学上注重自学,注重“穷理”,以学“为人”为主旨,讲求修身、处事、接物。书院也是当时著名学者会萃之地。一些著名学者,曾以书院为收藏图书,著书立说,聚徒讲学,宣传学术主张之所。如果主持书院的学者属于某一学派,这个书院也常成为这学派的活动基地。有的书院也议论朝政。它在我国学术     

清初与乾嘉时期学风的嬗变及学者治学特点

清代学风的变化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清初 ,出于对明末空疏学风的反动 ,大师们所提倡“务实”、“经世致用”的学风 ;二是乾嘉时期 ,考据学派提倡“实事求是” ,但稽古不问今的学风 ;三是道咸以后 ,面对外侮内忧 ,“经世致用”学风的复活。本文着重对清初与乾嘉时期学风产生及变化的原因进行探讨 ,并具体分析研究了两个不同时期几位主要代表人物治学宗旨、方法、内容的异同     

考据学渊源考辨

考据学,“是一门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它的工作范围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包括音韵、文字、训诂、版本、校勘诸学;狭义的是专指考订历史事实的然否和书籍记载的真伪和时代。”考据学究竟成立于何时?史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台湾学者李宗侗主张:“唐以前,史学多注意书法而疏于考证,至刘知几《史通》始讨论及此。”顾颉刚指出:自唐疑古者刘知几、啖助至宋欧阳修、程颐、朱熹、程大昌、王应麟等人,随着“每一问题因讨论之多而理由日益充足,考据学就渐渐地成立了起来。”李宗邺认为,明朝李时珍、宋应星等“开考据风气于先”,到清初“考据学才正式成立”。我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史学的兴盛与发达,考据学经历了一个由产生到成立的过程。拙文拟就这一时期的考史著作、考据方法和内容诸方面略陈管见,质之高明。     

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术成就

清代山东“汉学”的流变表现为 :清初 ,受实学思潮影响 ,考经证史 ,经史并重 ,旨在经世致用 ,此时的“汉学”可称为“经世的汉学” ;乾嘉时 ,经世的宗旨变为单纯的考据 ,学者致力于“阐许以通郑” ,小学取代史学与经学并举 ,“经世汉学”也蜕变为“考据的汉学” ;嘉道以后 ,治学重点转移到金石文字 ,金石之学遂成显学 ,是为考据汉学的余韵。尽管各期“汉学”旨趣有异 ,但在经学、史学、小学及金石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文化政策视野下的清代汉学

清代汉学在清初批判宋明理学的思潮中形成,考据之风笼罩了有清一代,乾嘉之际达到鼎盛。通过考据,清代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与总结,这种集大成式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对古籍的整理、求实的治学精神、科学的治学方法等方面。究其原因,与清朝笼络与镇压的两手文化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到了晚清,汉学的盛极而衰,说明清代汉学存在一定的局限,反思其弊端,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让德行回归学术

讨论中国传统学术与当代学术的关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大体梳理一下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脉络。据相关学者考证,先秦时期除了作为最早学术分类的“六艺”外,还存在着“孔门四科”这样的分科性学术门类。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孔子教授门徒的四种学术科目。钱穆说：“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到明清时代,开始由考试科目或书院讲授科目．逐渐向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演化,形成了所谓“儒学四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与经世之学。曾国藩明确将“孔门四科”与“儒学四门”联系起来,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日义理,日考据,日辞章,日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以上考证参见左玉河《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一种简略考察》）     

继承与发扬考据之学的实事求是精神--杨润根《对传统解释方法的批判与反思》辨正

清儒认为 ,学问可以归为三类 :义理之学、文章之学和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哲学 ,文章之学即文学 ,考据之学即考证古代历史文化、名物典章制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从古人治学的最高目标说 ,义理之学是一切学问的统帅 ,戴震说过 :“有义理之学 ,有文章之学 ,有考核之学。义理者 ,文章考核之源也 ,熟乎义理 ,而后能考核 ,能文章。”〔1〕从治学的过程和方法说 ,考据之学是义理之学和文章之学的基础、方法 ,戴震的学生段玉裁就说 :“玉裁窃以谓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2〕二人的意见不但不矛盾 ,而且相互补充。考据之学的位置和重要…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横向考察——兼及中国学派的变异学研究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经历了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与中国学派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变异学研究的学科方法。国内学者多从纵向的角度考察这些学派与学科方法的更迭变化,忽视了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横向研究。横向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凸显的是比较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共性,这是对学科发展过程的深一层把握。从横向看,中西方比较文学在建构学科理论时存在着两个误区:过分注重学派建构与文学真理的诉求;学派固守疆域,文学真理压制了文学他化的灵性。中国学派提出了变异学研究,虽然也有学派疆域与真理残留的尾巴,但它突破了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局限,是国内比较文学有代表性的学科理论之一,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自学成才的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

黄云眉先生师宗先祖黄宗羲浙东经世之学,融汇义理、考据、辞章三种学问途径,将文、史、哲结合在一起。以史学为中心,通过考辨突出表现其史学求真与史识创见兼具的治学特点,从而经世致用。二百余万言的巨著《明史考证》,积先生四十年之功,既是超越乾嘉的考据名作,又是一部明史研究的专门论著,更蕴含着先生强烈的民族情怀和经世追求,必将成为永传后世的不朽经典。黄云眉先生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程千帆、冯其庸、卞孝萱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皆为先生之高足。     

"求真是"与新安理学、皖派考据学间的学术演变

学派意义上的新安理学在明初终结之后,徽州学界失去了自我防御的机制,这使得心学的流入变得畅通无阻。心学在徽州的大肆传播又刺激了朱子学者对新安理学的回溯,从元代新安理学发展出的"求真是"的理念又被重新提起,"求真是"理念又激发了考据学的苏生。明代中后期,徽州学界兴起的考据倾向一直延续到清初徽州朱子学者那里,并对皖派考据学"真是"主张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焦循《孟子正义》的诠释风格

焦循作为综合吴、皖而起的扬州学派的代表,其《孟子正义》把朱熹、戴震“经世致用”的诠释理念提升到“自觉”的理论高度,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一并实现了实证与创新并重、理论与经世并重的学术路线,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的穷经、明道、救世观,在诠释理论和诠释实践中得到双重落实,也由此而使之以既不乏创新与发挥,更注重实证与贯通的兼容并蓄、博大会通的学术特色,成为超越一般补苴拾掇的纯粹考据的典范之作。     

半个亭林,“半之中又失其半焉”——胡适、钱穆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阐发

钱穆、胡适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不同阐发,是他们治学思想歧异的具体反映。胡适主张治学只在求真,强调考据之学;钱穆主张学当经世,考据当以义理为归宿,反对考据与义理两分。     

南宋浙东学派与湖湘学派的学术交流与思想差异

浙东学派与湖湘学派,都是地域性特征很明显的学派。浙东与湖湘二学派在思想联系契合的同时,也有差异和思想冲突。浙东学派学术思想的最大特征为"尚事功""重史学"。湖湘学派最突出的思想特征是"经世致用"。胡安国重《春秋》,揭经世致用之旨,是"尚事功"和"重史学"的先声。浙东学派多人师从胡安国,或为胡安国的再传弟子,胡安国的思想内容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胡宏既注重在经史典籍中进行理论探索,又倡导经世实学,亦与浙东学派契合。湖湘学派在对待事功问题时,采取的是一种相对辩证的态度,既重视内圣成德,也不忽略外在事功,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特征。相对而言,浙东学派重视事功,朱子学派强调内圣,湖湘学派则介于二者之间。湖湘学派与浙东学派的思想差异在义利王霸和道统说两个具体问题上得到突出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