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现状与优化策略

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一项重要制度.自2003年“非典”事件拉开我国行政问责制序幕以来,我国行政问责制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深入实施.本文以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现状特别是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最后就如何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提出优化策略.     

我国完善行政问责制之路径分析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刚刚起步。完善行政问责制,首先必须重视行政问责文化建设,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加强行政问责制配套制度建设的基础上,用法律形式保障以异体问责为关键、以全程提醒和全面问责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行政问责制。     

土地行政问责制对国有土地收益影响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由于土地行政问责制实施既能有效遏制土地违法行为,减少非法土地收益,又能够维持良好的土地市场秩序,增加正常的土地交易及收益。为了探析土地行政问责制对国有土地收益的影响,以湖南省为例,采用虚拟变量模型,以Stata为分析工具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实施土地行政问责制对土地收益影响显著,其影响包括2个方面:短期内,土地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抑制土地出让收益的增加,其中2009年因实施土地行政问责制使土地成交价款反而下降了约125.3亿元。但从长期来看,土地行政问责制规范了土地交易市场,合乎市场秩序的土地出让收入稳步增加。自2010年开始,湖南省土地行政问责制对国有土地出让收益增加效应开始显现,而且这种效应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强。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困境与现实对策

在非典危机中启动的问责制,已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逐步发展,由此形成的"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将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全面推行,行政问责正在成为中国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亮点;新生的行政问责制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并在实践中表现出一种不稳定状态;界定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并找出完善行政问责制的途径对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具有现实意义.     

论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度的构建

教育行政问责是当前发达国家提升公共教育资源使用效率、提高教育质量的方式之一。实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有利于提高教育官员的责任意识,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中国的教育行政部门问责也不断推展。借鉴国内外行政问责制及教育问责制的理论方法,研究目前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建构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的理论和操作框架,力求对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的发展发挥指导作用。教育行政绩效问责需要以科学评估为依据,以责任追究为最后手段。教育行政问责制要想取得实效,需要加强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配套改革。     

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础与产生动因

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制大力推行,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目前我国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社会的进程中,行政问责制实施还存在着很大的完善空间,尤其是在理论基础及产生动因方面仍需加大深入研究力度,进而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的效力。基于此,文章从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委托—代理等理论分析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础,同时,提出行政问责制产生的根本原因、直接原因等多方面产生动因。     

西方问责制研究及其借鉴

西方学者近十几年来对问责制的大量研究,其研究内容包括概念界定、类型分析、运行模式解析等问责制的相关理论,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体系.我国行政问责制研究起步晚,主要集中在困境的分析以及解决策略上,对其理论基础研究少,本土化问责制研究落后.问责制研究仍然是当前中国学术界的一个迫切任务     

建设责任政府必须完善行政问责制

阐述了行政问责制对建设责任政府的作用和意义,分析了当前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提出要从坚持权责相符原则、强化异体问责力度、明确界定问责客体、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等方面完善行政问责制.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与思考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行政问责事件频频出现于媒体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进程,完善行政问责制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本文从问责制建设入手,结合问责制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完善行政问责制的主要路径。     

行政问责制法律化的理性分析

为探讨行政问责制法律化的关键问题,提出其具体范畴应是着眼于对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政治责任、纪律责任和道义责任追究的法律化,对法律责任的追究只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加以进一步完善即可;通过立法明晰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的职责权限应是行政问责制法律化的重点;行政问责制法律化较为合适的途径应是完善行政组织法、完善有关监督行政的法律制度以及完善公务员法等。     

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困境及治道变革

运用理论分析和实例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困境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问责风暴盛行是当代中国地方行政问责制折射出的重要政治生态特征;问责风暴盛行的根源在于问责制法治化程度不高;同体问责薄弱、异体问责盛行为问责风暴创造了环境基础,问责法制的缺陷无法为行政问责提供制度基础,使得“由谁问”、“向谁问”、“问什么”、“如何问”等问题冲突频频;只有促动问责权向法治化方向发展、加强地方立法工作并重点建构党内问责制,才能走出地方行政问责的当代困境。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文本分析及其完善路径

通过梳理分析已出台的各级问责法规,指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呈现出问责机制日益规范、制度发力不断增强、问责类型不断丰富的发展趋势,但制度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异体问责缺位、问责对象不全、问责方式模糊以及程序设定不规范等问题,分析提出合理推进问责主体多元化、不断拓宽问责客体范围、进一步规范行政问责方式、进一步严格行政问责程序等措施,以不断完善行政问责制。     

国外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的经验及启示

"社会安全事件"是指涉及公共生活安全、社会秩序、政权稳定等社会安全领域,因人为因素而短时间内对众多社会成员利益造成严重威胁或损害,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应对的重大突发性事件。该类事件的特点、范畴和发生频率决定了其是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主要内容。当代行政问责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其在西方民主政治体系中经过长期的实践运行与理论总结,在行政问责程序、行政问责法律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制度作为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实施过程、法律规范、有效监督和权力制约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是能为促进我国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的。     

马克思廉价政府思想及其对大部制改革的启示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以巴黎公社的改革实践为基础提出了廉价政府的思想,主要包括建设精干型政府、服务型政府、节约型政府和有限政府的思想。在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时期,要以马克思廉价政府思想为指导,以精干、高效为原则,以提高服务水平为宗旨,以降低行政成本为目标,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重点,以法律制度建设为保障,稳步推进大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行政决策连带责任制度的内在逻辑与中国实践

我国关于行政决策责任的国家立法和党内法规已将责任追究的精神深深植根于政府运作的各个层面,相关制度建设引领着责任追究体系的未来方向。但是,这一系列制度因为连带责任制度的缺失而显示出明显的不完整性,离真正意义上的责任追究还有相当距离。因此,从中国行政决策责任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出发,为防止决策责任追究走过场,需要重点建设完善行政决策连带责任制度。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对象的类型化认定研究

由于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统一法律文本的缺失,中国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具有离散和繁杂的特点。由此造成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对象的认定困局。在构建与完善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过程中,必须注重责任追究认定实践中典型问题的化解。将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的构建重心放在集体决策、上级干预决策、经听证决策以及党政联合决策失误的责任对象认定上,防止行政首长借集体决策推卸责任,杜绝上级不正当干预决策,强化行政决策听证主持人的责任承担,健全党内责任追究制度。唯有如此,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对象的认定才可能准确到位,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的构建才具有针对性的现实意义。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完善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虽然源远流长,但是一直未形成明确的,行之有效的运行体系。作为2000年以来颇为引起关注的一项制度,行政问责制是公共行政基本原理的具体要求,体现了权责一致的民主政治发展要求,也是改善中国政治环境和促进我国政治与国际化接轨的现实需要。特别是2008年以来,突发事件、公共事故频发的情况下,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是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迫切需求。但是,我国各级政府在实施行政问责制的进程中存在诸多困境,急需加以制度化和法律化规范,并且完善配套制度。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诸多问题。完善行政问责制必须做到：坚持有权必有责,权责对等;强化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科学界定责任;完善法律法规,健全问责制法律体系;推进行政文化建设,形成问责的政治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