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谢诗歌境界之比较

本文从意境理论入手,在分析陶渊明与谢灵运诗歌 艺术特点的基础上,认为陶诗的特点是“自然”与“真”,是“自然天成”,是“无我之境 ”,是一种“意境”;而谢诗则在描绘山水的基础上,注重声色,注重物象,追求形似,是 一种“物镜”。文章还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浪漫陶诗与魏晋佛教(上)

浪漫陶诗与魏晋佛教有着多方面的联系，从内容题材到语言形式，陶渊明的多篇浪漫诗文都可以找到源自魏晋佛经的凿凿证据。事实证明，“亦真亦幻”的自娱型陶诗所具有的“玩心高明而又脚踏实地”．“言在八荒之表而情甚亲切”的浪漫特色，很大程度是受了魏晋佛教的浪漫想象的影响。     

也谈陶诗语言风格的形成原因

在陶诗研究中,论其平淡、自然语言风格者不乏其文,但对这种风格形式的原因则探讨较少。朱自清先生指出:“陶诗显然是接受了玄言诗的影响。玄言诗用的似乎正是‘比较接近说话的语言’”,“陶渊明正是用这种语言作诗”(《来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卷,《肖望卿〈陶渊明批评〉序》,重点系笔者加。     

古代创作动力论的生命学阐释

创作动力论是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层面,并自成系统。古代创作动力论的真正根源, 是作家的生命需求。“发愤著书”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说和“著文自娱”说是古代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动力形式。这三种动力形式都与作家生命密切相关:“发愤著书”是作家生命压抑之宣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作家生命本质之实现;“著文自娱”是作家生命节律之需要。     

浪漫陶诗与魏晋佛教(下)

浪漫陶诗与魏晋佛教有着多方面的联系,从内容题材到语言形式,陶渊明的多篇浪漫诗文都可以找到源自魏晋佛经的凿凿证据。事实证明,“亦真亦幻”的自娱型陶诗所具有的“玩心高明而又脚踏实地”、“言在八荒之表而情甚亲切”的浪漫特色,很大程度是受了魏晋佛教的浪漫想象的影响。     

寓精深于通俗浅切之中──评《三李诗鉴赏辞典》

苏武曾夸陶诗是“似质实绮，似瘦实腴”，王安石也称赞张籍乐府是“看似，寻常实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也就是说，陶诗和张籍乐府，表面上香来似浅切平淡，实质却丰腴而又华彩。能把精深之思、绵绣之文以平淡通俗出之，如大巧之拙，大智之愚，这非大手笔则无法臻至。文学创作如此，文学鉴赏又何尝不是如此？一篇好的鉴赏文章，不仅需要对作者创作思想乃至文学主张的准确把握，还需要对其创作构思乃至遣词命意的体察和阐释，甚至还要发掘作品中固有但作者并求意识到的文外之旨和题外之意。它不仅需要扎实的古文字和文学功底，也不仅需要史…     

谢灵运之评价与梁代诗风演变

一在南朝诗坛上谢灵运曾被看作是个典范性的人物。《宋书》本传说他“每有一新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徧(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可见声誉之高。以后齐梁人论及刘宋一代文学,虽每常以颜(延之)、谢并举,但大抵更为推崇谢灵运。不少人的诗歌创作,都受到他的影响。以富于独创性著称的鲍照,有不少篇章是明显地模仿谢灵运的。谢脁的诗也在很大程度上有着谢灵运的影子。《南史》卷三十三说齐武陵王萧晔“学谢灵运体”,《梁书》卷五十称伏挺“善效谢康乐体”,这些都是谢体诗风靡一时的证明。诚然,也有人对谢诗提出过批评,如齐高帝指责谢诗“放荡作体,不辩首尾。”但从他推崇潘岳、陆机、颜延之来看,似乎也只是不满于谢诗的结构散漫,而且他的批评     

陶渊明《读山海经》的幽愤与娱情

陶渊明《读山海经》是一组兼有咏史与游仙内容的诗歌，通过咏史表现了诗人对社会“淳风日尽”的幽愤，通过游仙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生活缺憾的补偿。咏史与游仙统一在诗人“自娱”的创作目的和审美标准基础上，从而给组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带来了多样性，也给陶诗的美学思想带来了丰富性。     

一生多半在车船--李笠翁“苦游”四海

李笠翁一生不断搬家和出游，自谓“一生多半在车船”，当是实录。单说长游，就有五次：最早的一次是康熙三四年间游粤；紧接着是康熙五至七年游京师连着游晋秦；回金陵住了一年多后，于康熙九年游闽；又隔一年，游楚；最后是康熙十二至十三年第二次游京师。此外，笠翁还在68岁高龄时，于贫病交加之中作了一次湖州之游。在别人，外出大都是“乐”游；而在笠翁，则是“苦”游。在别人，是衣食无忧，到外面长见识，增阅历，或观赏大自然的美景；而在笠翁，则是去“就食”，即像牧民“逐水草而居”找饭吃。别人是“吃饱了饭”去游玩“消食”；而笠翁却是“饿着肚子”出游“找食”，自谓“为饥驱而走四方”。当然，“苦”中有乐，“饥驱四方，遍历名胜”；同时也有收获———除“化缘”得“食”之外，还收获了诗文，也收获了友谊。但是，笠翁出游，“苦”是主打，“乐”是陪衬；“苦”是正业，“乐”是副产品。     

弗洛姆与萨特自由观异同管窥

文章就弗洛好与萨特自由观之异同进行了评析。在似同方面，二者都立足于个体本位上的自由，均认为现代人享有自由，但对自由却采取逃避的态度，说明现代人拥有自由的缺陷性和病态性，应帮助人类走上自由的正道。差异之处，首先，他们对自由概念的理解不同。萨特的自由本质上是一种意识活动的自由，并没有现实性；弗洛姆则把自由理解为个人人格、意志摆脱条件制约的独立；其次，他们对人类自由正道实现的途径存在分歧，萨特主张个人自由融入某种形式的集团共同意愿中；弗洛姆则试图用“爱”和“工作”来建立个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和谐关系中享有健康的自由。     

谢灵运诗体“理”略论

对于谢灵运山水诗的善于体“理”,长期以来,人们只是作为一种缺点简单地予加以否定。有的评论者,甚至喜欢由此将谢诗分割为前后两部分来评析,认为前半清新自然,后半陈腐滞涩。的确谢诗因其体“理”,破坏了他山水诗的完整性与艺术性。谢灵运的许多诗,不是让人们去品味,而是去理解。     

试论苏武的“和陶诗”

苏轼的一生曲折而坎坷,晚年贬窜岭南,是他政治生涯中颇为不幸的一段。在这期间,苏轼虽贫病婴身,居无定所,但仍写了400余首诗。在这些作品中“和陶诗”约占1/3,是我们研究东坡晚年政治态度、思想感情、人生哲理、艺水追求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本文拟对“和陶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作些探索,并进而寻究“和陶诗”出现的政治气侯和社会背景,诗人特定的内心活动与特殊的艺术追求,这对全面而深入地研究苏轼或许不无裨益。谬误之处,识者匡之。 一 苏轼最初写“和陶诗”是他在扬州知军州任时,据诗人所述是“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之际,但他真正“尽和陶诗”,却在贬岭南后。这些“和陶诗”内容十分复杂,涉及面也很广泛,把握起来难度较大;倘换一角     

论江淹在陶渊明接受史上的贡献

在陶渊明声名未盛的情况下,江淹在《杂体诗三十首》中成功地模拟了陶诗,较为准确地解读了陶诗,首次在题目中标出了最能代表陶艺术成就的题材———“田居”,并暗示了陶作为诗人（而非隐士）在五言诗史上的重要地位。江淹还第一次赞同并实践了陶著文章以自娱的观点,为打破中古时期以悲为美、以文章为不朽的格局作出了贡献     

“超女”“PK”是否进辞典无关紧要

日前，浙江省委书记在《人民日报》上著文，从开展群众工作层面，批评一些领导干部“不会说话”．工作中处于“失语”状态。“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     

“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开会

时下不管开什么会．总有人心不在焉：有的人任凭会议发言者讲得声嘶力竭、口干舌燥。他却始终似听似睡地闭目养神。直到会议结束；有的人津津有味地阅读各类小报的花边新闻．会议内容对他显然不重要；有的人则频繁地用手机处理各种“公务”与“私务”。尽管一些地方加大了处罚力度以减少此类现象的发生。也有一觉醒来丢了鸟纱帽的事例，但仍收效甚微。     

试析名墨逻辑思想之异同

本文从“名实”、“坚白”、“同异”三个方面，对名墨两家的逻辑思想进行了分析比较。在名实观上，名墨两家虽然都主张名实相符，但公孙龙的“唯谓”说将名实关系绝对化了，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倾向。《墨经》则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名与实“彼此亦可”，包含了一定的辩证思想；坚白问题集中表现了名墨两家逻辑思想的尖锐对立，公孙龙用感觉的分离来证明事物属性的分离，得出了“离坚白”的错误结论。《墨经》则主要通过诉诸常识，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盈坚白”观点；在同异观上，名墨两家相訾为少，相应居多，区别只在于对划分同异的标准等问题的看法上。     

农村自娱文化与互动文化对宗教的挤出效应差异

根据世俗化理论、俱乐部模型、精神合作社假说，本文利用在河南农村的调研数据研究了自娱文化、互动文化供给与村民信教之间的关系。分析村级和农户调查数据可得：对于村庄而言，互动文化供给增加比自娱文化供给增加能够更显著地降低村庄内信教比例；对于农户而言，互动文化供给增加显著降低了农户宗教选择概率与参与程度，而自娱文化供给则与农户信教呈现共生性。这说明，农村互动文化供给比自娱文化供给对宗教信仰的挤出效应更强。     

论陶渊明的诗格与品格

陶诗出现在晋宋诗坛上,这似乎是个奇迹,历代诗评家们对此都赞叹不已。宋代真德秀说,陶诗在《诗经》、《楚辞》之后而“为诗之根本准则。”①明人许学夷说:“惟陶靖节不宗古体,不习新语,而真率自然,则自为一源也,然已兆唐体矣。”“已兆唐体”者,是说陶诗已开唐诗之醇味;“不宗古体,不习新语”、“自为一源”者,则是说他的五言诗不摹仿前人,有着自身的独创性。从文学史上看,任何诗人都不能脱离前辈作家所提供的艺术积累而进行创     

“双悬日月照乾坤”的史实依据

李白“双悬日月照乾坤”诗句，喻指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的“二帝”（皇帝、上皇天帝）与“二都”（京师、南京）并存现状。《红楼梦》中，史湘云酒令引用此句，寓意与李白完全相同：小说故事社会背景中，有皇帝，也有太上皇；京师而外，还以金陵为南京。这明显不合清初史实，却是明代历史的写照。     

自言自语

捡拾零碎时间，在宣纸上任意涂抹，已成为一种“谈道自娱”，原本是宣泄心想的习惯却成为调解心态放纵神经的享受。澹泊人生功名之后，也就心无负担，笔无缚重，无拘无束，随意洒脱地“无章无法”，“肆无忌惮”地胆大妄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