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川边藏区近代教育研究

在清末“新政”“兴学”和川边“改土归流”的大背景下,川边当局设立关外学务局和劝学员,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划分学区,“强迫”当地藏族子弟入学,注重普及初等教育,重视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拨付较为充足的教育经费,采取结合当地特点的教学课程及课本等措施,使川边藏区近代教育开始起步,并有所发展.清末川边藏区近代教育所取得的成绩及其原因,存在的问题,则可为今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之借鉴.     

清季赵尔丰川边藏区经济改革述论

十九世纪晚期,边疆危机加深,赵尔丰奉命经营川边藏区,在川边藏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土归流运动,旨在增强清政府在川边地区的控制力以稳定边疆。改土归流内容广泛,影响深远,其中尤以经济方面措施成效显著。赵氏以鼓励垦荒,大力发展农业入手,积极兴办工业,并不失时机的整顿边地金融市场,改革传统徭役制度。赵氏经济改革措施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某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减轻了边患,为川边藏区的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0世纪上半叶川滇边藏区职业教育发展述论

20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对川滇边藏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不仅屯垦、练兵、设官、通商、开矿,还大力兴办教育,既办普通学校,又根据《奏定实业学堂通则》的规定,择宜兴办了实业学堂;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为培养生产建设人才,开发边疆民族地区资源,补充抗战物资力量,采取措施发展职业教育.与其他地区相比,川边藏区的职业教育产生较晚,发展规模不大,培养人才有限,但它在藏族教育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一些办学形式和特点,对于当今藏区职业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近代内地会传教士叶长青与川边社会——以《教务杂志》史料为中心的介绍探讨

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传教士叶长青(James.Huston Edgar,1872～1936年)是清末民国时期川边传教布道的重要人物,著述颇丰,在人类学、地理学、考古学、宗教学等方面有一定建树.他还对川边嘉绒藏族和白石崇拜宗教信仰进行过考察.经研究考证,他的中文名字为叶长青,国籍为澳大利亚.从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第四章第五节"川边"内容的出处来源看,编辑存在有疏漏不当之处.     

清末川边改革新探

清末川边改革是一个历史过程,和清末西藏实施新政密切相关。清政府在川边进行改革,既是为了抵御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也是为了解决川边存在的问题。从进程上说,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内容上讲,它包括政治上改土归流,建置府县;经济上鼓励垦荒,兴办厂（场）矿;交通上修筑道路,办理邮政;文教卫生上创办学堂,设立官药局,改革旧的风习等。这一切有利于川边地区的杜会进步。     

论近代川边治理与国防安全：从赵尔丰到刘文辉

风云激荡的近代“川边”,历任主政者的川边治理成效殊异：赵尔丰籍“平康三策”,锐意进取,开拓出广阔的川边境域,成功践行“固川保藏”方略。尹昌衡藉个人英雄主义维持短暂的绚烂;其后走马灯式的镇守使无法掌控川边局势,失地溃败;颇具政治韬略的刘文辉,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稳固川边,促使西康成功建省。34年的川边治理为现代西南边疆治理留下了鲜活的经验教训,川滇藏结合部需要新的边疆治理统筹。     

清代乾隆年间成都将军对川边地区的治理

乾隆年间,先后共有七位将领担任成都将军一职。七任成都将军在川边地区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清政府的一系列边疆教化政策;继续实施朝贡贸易政策,协助派遣川边地区土司轮流觐见;及时传达清朝中央谕旨,宣扬中央相关政策;统筹规划川边地区的驻兵进行屯田,以促进地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都将军在治理川边地区时推行清政思想,采取刚柔并济、恩威并用的治边措施,增强了川边地区民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维护了川边地区的社会秩序,创造了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在成都将军设置之初,两金川地区平定之始,成都将军针对川边地区的治理,多侧重于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川边地区的屯兵驻防、清政府政策的推行等方面;在川藏边区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时期,治理侧重点则在于以前期的治理为基础,逐渐处理和完善两金川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加强了清政府对该地的统治。     

双语教育:清末川边藏区兴学之关键——兼谈清末川边藏区双语教育的基本模式

20世纪初,清政府在川边藏区进行了以改土归流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其中,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语言问题,因此,藏汉双语教育成了改革的重要内容。当时双语教育的主要模式有:师资培养模式和普及教育模式。事实表明,两种模式是川边兴学的关键,对目前藏区的双语教育具有启发与借鉴作用。     

清末屯垦政策在川边藏区的实施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文章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国家政策为切入点,利用大量历史文献及档案资料,分析了清末中央政府在川边藏区实行的屯垦政策。根据分析,认为此次屯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川边藏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限于自然环境的制约,清政府对此次屯垦活动持较为理性的态度,开垦力度有限,使之总体上未超出当地自然环境的承载力。     

A Review on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Sichuan Frontier Areas in the Modern Writings of the Foreigners

In the 32nd year of the Guangxu period in the Qing dynasty ( 1906 ) , a position of“minister for managing frontier affairs” ( bianwu dachen) of Sichuan and Yunnan was set up .It was responsible for man...     

1935-1947年间四川省的边区治理情况研究

民国时期四川省的边区治理是随着抗战前国民政府逐步控制川政而开展和实施的。因而1935年后四川省边区治理的理念、策略和措置均深受国民政府西南边疆政策的影响。“边民”“夷务”等内涵的界定表明川省政府有意模糊边区各族之间的差异性。但是边政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则总体上并不成功,显得被动和游移,缺乏主动性。这些均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影响下四川省边区治理的时代特征。     

创新是四川藏区扶贫开发的新选择

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四川藏区如何持续推进扶贫开发工作,乃是当前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急需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首先阐述四川藏区的地位及扶贫开发的历程,然后分析四川藏区扶贫开发工作的现状,并明确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模式选择,最后提出新阶段四川藏区扶贫开发工作应采取的对策措施。     

国家构建视域下的边疆地区政治整合

国家构建是现代国家走上现代化、民主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边疆的客观存在与具体状态的呈现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家构建的效果。为了将边疆地区更好地纳入国家管理的序列当中,使其形成最为基本的国家认同,达成基础的政治共识,需要运用政治整合的手段来进行推动与转化。这种政治整合行为需要权威的政府或政党进行主导,并且通过合理有效的路径达成政治整合的目标。边疆对于现代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于内部而言,它是国家稳定与安全的节拍器,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于外部而言,它是国际间交往的门户,是区域安全与发展的桥头堡。在国家构建的整体视域下,通过合理的路径针对边疆地区进行政治整合是强化政治共同体意识的需要,是维护边疆稳定乃至区域安全的需要,是促进边疆发展乃至国家现代化的需要。通过特定的政治权威来推动对“异质性”较强的边疆地区的整合,从而形成基本的国家认同,达成基础的政治共识,接受有序的政治安排。这就要求政治主体克服边疆地区固有的社会文化与民族心理之“分化”趋向,现实距离与情感距离之“疏远”态势,达成资源禀赋与多元一体之“整合”目标。     

边界与国民:现代国家边疆建设中的双重型构

近现代以来欧洲民族国家模式在世界范围的拓展,带来了国家主权边界的清晰化,以及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公共事业等国家力量在边境两侧的差异化实践。中越边境峒中镇段的经验表明,伴随有效的国家边疆建设介入边界地区,边民的国家意识逐渐被清晰化的边界和差异化的国家力量所形塑,边民在适应清晰化边界的过程中,国民身份与认同逐渐超越边民身份与认同。由此,现代民族国家完成从物理边界到国民身份的双重型构。     

西周蛮夷“要服”新证——兼论“要服”与“荒服”、“侯服”之别

古文献所说东南方一带的蛮夷对周王室负有缴纳贡品的“要服”的义务 ,以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来看 ,此说是完全可信的。西周金文可证 ,西周东南方蛮夷不仅如古文献所说要向周王室缴纳上等丝帛及以地方特产为主的贡品 ,而且还要缴纳禾谷并定期为周王室服役。缴纳禾谷及服役是古文献中所未谈到的。结合古文字与古文献资料不仅可以证明载籍中所说蛮夷“要服”制是存在的 ,而且还可证明东南蛮夷与西北戎狄以及中原侯伯对周王室的服属的确是有区别的。     

怒俅殖边:近代云南一次意义深远的边疆开发

民国初期 ,云南地方政府在滇西北怒江少数民族地区的设治经营 ,是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它对怒江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各民族的进步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阐述了“怒俅殖边”这一历史进程 ,认为它使怒江地区的民族关系得到明显的调整与改善 ;使怒江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 ;遏制了英国侵略势头 ,对巩固滇西北边防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四川省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与经济发展——兼论民族地区的人才引进

文章对四川民族自治地方人口受教育程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四川民族自治地方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有了较大提高,文盲率显著下降,技能型人口比重也有一定的提高,但相对于发达地区和经济社会发挥及全面小康的需要,四川民族自治地方人口受教育程度依然较低,特别是技能型人口缺乏,文盲率还较高,受教育的性别差异较大.对人口受教育程度与经济发展的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技能型人口比重的增加和受教育性别差异的缩小,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改进.文章通过对四川省高校大学生的调查,说明了民族贫困地区引进人才面临的约束及实现引进人才可能的方式.文章对进一步发展教育事业,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等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四川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安全保障机制研究

旅游资源开发一直被认为是促进四川、云南、贵州等西部民族地区地方脱贫致富的重要路径,然而过度的资源开发必将直接危及当地生态安全。四川地处长江上游,其民族地区的生态安全状况关系着长江流域以及整个国家的安全。本文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探寻四川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自然生态环境、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生态安全保障机制,以期切实有效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固边治边：近代边疆危机中的铁路功能

边疆研究是考察近代中国由传统天下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重要领域,而近代铁路因其与边疆危机的关系紧密正逐步成为边疆研究的重要切入点。19世纪后40年,中国的边疆危机愈演愈烈。清廷按照“由腹达边”的原则修筑了一批国防铁路干线,以期支援边防、拱卫中央,通过军事固边使边疆成为维护内地安全的屏障。进入民国后,随着时局的变化,以及现代边政学的兴起,国人意识到开发治理边疆、促进边疆发展和民族融合是缓解边疆危机、巩固国家统一的长远之计和根本途径,由此开启了新一轮筑路实践。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近代国人在应对边疆危机时对铁路的认识变化及实践,厘清铁路在近代边疆危机中的功能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