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的商业道德和经商之道——以临潭回族商人的商业行为为例

临潭回族商人是中国回商的一个缩影，它的精神追求和商业道德就是穆斯林的经营之道。临潭回族商人为甘南藏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得益于伊斯兰教重视商业、提倡积极入世的价值理念。     

古代商人阶级的形成及其治生之学

春秋时代，随着宗法制解体，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古代第一个商人阶级相应形成。作为商人阶级的代表，范蠡、白圭等人总结商业经验和规律，形成了一套不同于管仲富国之学和孔子富民之学的新的经济理论商人治生之学。它在理论上独特的创新价值值得重视和研究     

明清时期晋商门面设计中的文化情态

明清以来，门面设计作为创造商品附加值的特殊手段一直深受晋中商人的重视。本文试从字号、匾额、楹联、门面装饰等设计元素出发，揭示晋中商人是如何通过商业门面这种独特的语言来宣扬商业伦理道德，渴求社会认同，塑造“良贾”形象的，进而展现晋中商人的价值追求、角色心理与文化情态。     

中国古代商贾家训探析

商贾家训就是作为父兄的商人对其子弟的教诲、训诫。在宋明以前，虽然在贵族仕宦和儒者的家训中充满了鄙视商人的观念，但不少商人却能自尊自重、敬业乐业和传业子弟。这是古代商业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思想基础。中国古代商贾家训产生于先秦。经过两汉、隋唐时期的沉默，宋代因土商结合而发生转折，明清时期达到高峰。一、中国古代商贾家训的发展最早明确肯定商贾家训价值并加以提倡的，是春秋时期齐国的著名政治家管仲（？一前645）．齐国有重视商业的优良传统，其开创者姜太公就当过商人，在肉铺里“鼓刀扬声”（屈原：《天问》）．割肉叫卖…     

明清时期商人文学创作特点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商人阶层也逐渐壮大。他们与文人墨客交往频繁。出于好儒或者谋取利益的目的,有许多商人加入到了文学创作的队伍中,并且大量刊刻文学作品。这一行为,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作品的传播,也使明清时期文学创作的形式和精神内容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一时期,商人文学创作主要有重视人文和自然、轻利尚义、僭越礼制以及感情细腻等特点,能够深刻反映出明清时期商人乃至社会的精神风貌。     

汉萨商人在英国的活动及其对英国社会的影响

13世纪，德国汉萨同盟商人凭借优势进入英国，并逐步掌握了英国大部分对外贸易。当英国作为民族国家兴起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之时，汉萨同盟却走向衰落，汉萨商人也在16世纪末退出了英国。汉萨商人对英国产生的影响不应忽视。他们向英国国王的贷款，缓解了国王财政拮据状况，抑制了国王与各阶层的矛盾，有助于社会稳定。他们从事英国羊毛和呢绒出口贸易，有助于促进英国羊毛和呢绒的生产，有助于英国与国际市场对接。在汉萨商人带动下，来到英国的德国资本和移民，还为16世纪英国采矿冶炼等“大工业”部门的兴起做出了贡献。     

《石点头》作者的商人情结

《石点头》作者有浓厚的商人情结。作者在"劝诫"本意下,塑造了富商大贾、小商小贩、"士而商"者等一系列商人形象,这些商人仗义重情,令人敬重,不再是重利忘义、坑蒙拐骗、骄奢淫逸的代名词,他们开始追求自身的社会价值。同时,小说还描绘了繁荣热闹的商业场面。究其情结原因,主要在于"士"对"商"态度的转变、商贾势力的强大和追逐名利的世风。天然痴叟对商人的情结,也体现出他对商人职业重要性的认识,对商业活动的特殊性认识,尤其是对商人价值观所隐含的历史进步性的正确的认识。     

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的新式商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传统社会处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的商人地位快速提升。重商主义兴起，商人的思想意识、心理结构、行为方式等也随之发生改变，部分转型为新式商人。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是新式商人发动领导的首次大规模爱国运动，商人们在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他们最终选择了退出抵制运动。     

我国商业之最

最早的商人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商朝遗民被周公迁至洛阳。由于他们失去了土地，无以为生，只能靠做小买卖来维持生计。日子久了，做买卖便成为他们专门的职业，人们后来把做买卖的人都称为“商人”，将做买卖的职业称之为“商业”。     

论中世纪西欧的市民生活与市民文化

公元１１世纪，西欧出现了城市振兴的历史局面，在中世纪的这种“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城市市民阶级缓慢地形成了，他们的主体是商人和手工业者。现实的工商业活动赋予城市市民阶级以崭新的生活内容，并形成了与中世纪基督教精神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他们崇尚现实生活，崇尚实用观念，追求个人的幸福与自由，正是这种新兴的市民文化，孕育了早期的资本主义     

论清代中国商人入越开发对越南社会的影响

清雍正以后开放洋禁，以广东、福建籍商人为主体的中国商人从水陆两路源源不断前往越南，他们广泛分布于越南各地，涉足越南商业、矿业的各个领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商品流动和货币互通，成为越南税收的重要来源，并加强了两国人民的联系、文化交流和政治互动，对清代越南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儒商的兴起及其现代启示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自由商人在此时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更为引人瞩目的是，这支自由商人队伍主要由儒商组成，他们以其特有的素质和经商才能作用于当时的历史时期，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我们今天以新的启示。     

民国时期与内地贸易的维吾尔族商人研究

民国时期,维吾尔族充分发挥了他们善于经商的传统,与国内外商人开展各种形式的贸易活动。与内地贸易的维吾尔族商人,通过在新疆与内地商人贸易或直接到内地开展商业活动等形式,积累了雄厚的资本。然而,国外资本的入侵、战乱频繁、交通不便等因素又严重影响了他们商业活动的进一步拓展。民国时期与内地贸易的维吾尔族商人,对边疆的稳定、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丰富多彩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西方奴隶社会的商业政策

中国奴隶社会时期推行过重视商业发展的政策，重农抑商思想是在进入封建社会后才逐渐形成的。西方奴隶社会的商业政策比较复杂，政治上存在过压制商人的行为，主要表现为禁止商人参政。经济上往往对商业采取鼓励和保护政策。     

有偿的互动:明清商人善举考

明清文献记载了大量有关商人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事迹,也塑造了较为完美的商人形象。他人的劝捐和求助,以及商人自身所遇是商人获取善举信息的主要渠道。促使商人产生善举行为的原因可分为外部因素和商人本身因素,如财富观、社会人文环境,商人对安全、尊重、名望的需求等等。对施救者(商人)与求助者(其他群体)而言,善举是一种有偿的互动,双方各取所需。在常态过程中,他们可进行良好的互动;而一旦求助者超出了界限,无休止地索要,商人们便会选择逃离,甚者因此家道中落。     

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

明代士大夫能够认可商人、商业的社会功用,肯定经商治生满足家计的合理需求与资国通货的正当价值。还有士大夫从“尽心”视角出发,着眼于商人在裨益社会人生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主张四民“异业同道”,阐发“义利相通”理念。他们以是否践行社会“公义”作为考量商人道德事功的尺度,尤为看重其理财经世才能。此外,一些士大夫鉴于商品经济过度膨胀导致的不良后果,对弃农趋末、竞财嗜利等不良世风亦提出严厉批评。总的来说,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表达出他们试图协调农商混合经济使之与帝制体系相适共生、互洽并荣的思想倾向,这种态度也是合乎中国帝制农商社会常态发展逻辑的体现。     

“边缘商人”的特点及其作用──析西欧庄园制下的商业生存方式

一般认为西欧中世纪庄园时代是一个无商业的时代,但是,如果我们放开眼光来看,在浓重的抑商氛围中却活跃着一批边缘商人,以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为代表。这些商人的存在同他们本身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有关。这些商人有着共同的特点,或是地处几大文明的交界处,或是在社会中处于夹缝地位,因而使得他们不陷入任何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笼罩之下,从而走上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道路。他们的存在既满足了封闭的庄园对部分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需求,同时又把西欧同阿拉伯、拜占廷等商业发达地区联系起来,为日后西欧的商业复兴奠定了基础。     

商人与经济史、文化史及文学史

经济史、文化史、文学史的研究对商人及其作用关注不够,文学史的研究更有待于拓展视域和空间。通过对明清时期留有文墨的商人的研究,我们可以进入到经济史上部分商人的心灵世界,他们不再是抽象的"商人"。商人对文化史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如戏曲、园林建筑、文物收藏等,这些贡献又延伸到文学创作之中。明清时期商人不仅参与文学创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生态。研究商人与经济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关系,可以丰富经济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更有助于深化对文学史的认识。     

清代闽西商业发展研究

分析指出，清代，闽西的商业开始有了较快的发展，商业性农业逐步发展起来，与之相适应的手工业也逐渐繁盛，商品流通趋于活跃，闽西商帮的商贸之路也逐渐拓宽，闽西商人的身影活跃在全国各地。同时伴随商业的不断发展，闽西商人的地位也逐步提升，他们也开始积极参与家族、宗族事务和社会公益事业，在地方乡族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紫钗记》和《威尼斯商人》中的女性形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下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人文思想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在《紫钗记》和《威尼斯商人》中塑造了一系列反封建传统的新女性形象,从人性和人的价值角度探寻女性的处境和命运,为女性提出了作为“人”的生命欲求,呼唤人性的解放。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女性观是他们人文关怀的最伟大、最集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