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与“统合儒释”思潮

对柳宗元学术思想的讨论,近年来有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他与佛教思想的关系。柳宗元曾有“统合儒释”的提法,这不单是他个人的思想,还牵涉到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儒家的思想关系问题。本文拟对柳宗元统合儒释的观点,兼对唐代儒佛两家思想的矛盾与交融问题,试作剖析和评议。     

巫——儒的早期萌芽及社会形态

第一章:术士说和司徒说中国两千多年间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儒学,但儒家不等同于儒学。统而言之,当“儒家”用于指称一种理论体系时,儒家和儒学便是同等价值的同义词;辨而析之,儒学只是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者创立提倡的思想理论。儒(儒家)的概念比儒学概念的外延要宽的多,其萌芽与形     

晚明儒家天主教徒孝观重构

晚明的儒家天主教徒代表了儒学和天主教教理两种文化对话和融合的士人群体,天主教化儒学则是其耶儒互释和融合的以儒学为思想本位的思想体系。在梳理了中国传统孝道思想以及分析了利玛窦对中国孝道思想的批判后,最后详论晚明儒家天主教徒对传统孝观的天主教化改造。文章认为这种改造后的孝道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坚持儒学本位的耶儒融合。     

论柳宗元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在中外以及港、台的论著中,皆较多地注意到了韩愈和李翱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并推韩、李为开宋明理学之端绪,不无道理。但对于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几乎很少涉及。在唐以后他的学说似乎断了线,这是不公允的。其所以如此,国内可能是泥于宋明理学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者柳宗元不相类之故。本文试图探讨柳宗元思想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以就教于诸同志。唐中叶以后,政治上藩镇割据,国势日蹙;思想上释、道、儒三教鼎立,佛盛儒衰。鉴于此情,一些思想家便要求改革时弊,振兴国家。出现了黜佛、道而兴儒学的思潮。这个思潮     

儒家学说的萌芽和形成

<正> 儒家学说和儒家学派的形成,有一个长期演变、发展过程,本文拟对这个过程作些分析研究。一、对“儒”字、儒学研究的历史回顾“儒”字是什么意思呢?孔子所创立的学说为什么被后人称为儒学呢?以他为首所建立的学派为什么被称为儒家学派呢?对此,前人已进行过一些解释和研究。     

儒家的隐者--李柏思想构成探析

李柏被称为"关中三李"之一,是一位儒家的隐者.他在思想上对儒学(包括理学、心学、关学)的有关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体悟和阐发,特别是对儒家的隐逸思想有诸多发挥,这实质上是吸取佛道思想的结果.他以儒为本,兼取佛道,有揉合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倾向.李柏的学术思想在明清之际的关中乃至全国都有影响.     

柳宗元是儒学的伟大改革者

柳宗元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凡是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或者读过一些古书的老人都知道的。至于柳宗元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知道的人就要少得多,学术界的认识也不很一致。在十年动乱时期,表面上把柳宗元捧得很高,把他封为“法家”,实际上并没有理解柳宗元,把他的形象歪曲了。应该说柳宗元是个儒家,是“孔子之道”的忠实追随者。但他不是个墨守成规的儒家,是个儒家的改革者。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可以说是个伟大的改革者。柳宗元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至少不应比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低。     

试论荀子的法治思想及与西方实证主义的某种契合

荀子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末期,所以,在他的思想中,融合了诸子各家之长。尤其是在批判诸子以及儒家学术之中,通过辟枉以解说天人关系,解蔽以揭示真理观,批儒以隆礼重法。荀子的这些思想对后世儒学影响深远。其天人观,真理观以及隆礼观甚至达成了与西方现代实证主义法学的某种契合,则更可谓先秦时期最具法治光芒的思想。     

论梁漱溟的儒学观

“五四”运动以来,梁漱溟怀着对中国和人生两大问题的忧思,强调行重于知,以“践形尽性”概括儒学的真精神;同时以西方生命哲学来诠释他的儒家哲学,开启了现代新儒家“援西学入儒”的先河。梁漱溟坚守儒学理性主义的传统,认为儒学在近代中国虽然遭受重大挫折,但是未来儒家学说必然重光于世界。     

论杜甫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影响

在中国文化史上,杜甫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不但继承了儒、道、佛的传统文化精神,而且又有所发展.儒、道、佛三家的思想都对杜甫的思想起过影响,但他的核心思想是儒家思想.他不仅仅实践了儒家的一些道德伦理观念,他还用自己的实践、行为丰富、充实了儒家思想的内涵,使儒家思想变得更加切实可行.这也是杜甫对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他将佛家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与儒家的仁者之心打通,而且把佛、道的清净心与对淳朴自然、和平宁静生活的向往贯通了起来.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哲学的重建——成中英新儒学述评

一、成中英是不是现代新儒家 成中英是不是现代新儒家?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黄克剑等人把他看作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而港台相当一部分学者却认为他不是新儒家。产生分歧的原因显然在于对现代新儒家概念的不同理解上。目前,要给出现代新儒家一个一般性的概念,看来很难。但我们可以揭示其基本特征,从而给这个概念一个大致的界定。 简单地说,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其它思潮相比,现代新儒学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坚持儒学本位立场,力图复兴儒学。这是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杜维明、刘述先等三代新儒家学者极为坚定的立场,是他们的共同思想取向,也是现代新儒学之所以为新儒学之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另两大思潮的马列主义、自由主义同现代新儒学的根本分歧也在此处。马列主义主张对儒学批判地继承,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则对儒学基本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和现代新儒学“为往圣继绝学”的心态和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代新儒学的第二个特征是吸纳佛学和西学,并对儒学进行了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近代儒学的颓废没落和中外文化的剧烈碰撞,这使现代新儒家必须也可能借助其它思想来更新发展儒学。早期,梁漱溟、熊十力由佛归儒。梁吸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形成了独特的东西文化比较思想;熊则建构了     

宋明新儒学"儒佛合一"说之检讨--兼论思想的兼容与创新

宋明新儒学实现了“儒佛合一”之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共识”,因为无论是就本体论思维、修养方法,还是心性论方面,都足以说明宋明新儒学没有达到“儒佛合一”;而宋明新儒家对佛教的态度,尤其表明所谓“儒佛合一”只不过是某些不求甚解者编织起来的一个美丽梦幻。这一错误的“共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在思维方法上的混乱和盲从。思想发展一般表现为思想的兼容,思想的兼容有载体兼容、补位兼容及诠释兼容等形式。思想兼容不等于思想合一,更不必然等于思想创新。     

简论董仲舒对儒学的齐学化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儒家学者,长期被历史学家称为“醇儒”,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一直受到儒家学者之推崇。但细检董仲舒之思想,虽有对孔孟儒学之继承,但更有对齐文化中各种思想之吸收,董仲舒的思想绝非对孔孟儒学的简单继承,而是将鲁文化之儒学与齐文化之公羊学、阴阳家思想融合为一的结果,也可以说,董仲舒完成了对儒学的齐学化工作。     

论汉宣帝对西汉儒学的影响

汉宣帝在西汉儒学发展史上功不可没,这表现在奖掖儒学、劝勉儒生、扶持儒经等方面,特别是他的临终安排,开启了儒家"周政"新风,为西汉元帝、成帝以下儒学社会化的全面展开作了准备。     

朱熹义利观评述

“重义轻利”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自孟子以来,没有一位儒家学者不讨论与此有关的问题,作为儒学的继承者朱熹自然也不例外。朱熹的义利观,主要本于孟子、董仲舒的思想,但他更注重从宇宙观的角度来论证,给予义利以理学的解释。这一特点,不仅丰富了儒家思想,而且使义与利增加了新的内涵,体现了儒学在宋代的发展、深化。儒家义利思想遇到新挑战     

关于荀子思想特征与地位的再认识

荀子是中国文化史、哲学史与儒学史上的大家,贡献卓著,影响深远。但是,对于荀子的评价和定位,历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宋儒及现代新儒家将荀子视为"不醇之儒",也有学者将荀子与思孟学派作为儒家的两极对立起来。为此,很有必要重新认识荀子的思想特征及其在儒家乃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与意义。我们认为,荀子是先秦学术思想史的集大成者,他针对时代提出的问题,较为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儒学与中国哲学。荀子是现实主义儒学传统的奠定者,在外王学,即统一中国及其制度文明的理论设计方面发挥了较为重大的作用;在方法论上,发展了分疏、析别的思想传统。其超迈前人的学术贡献表现在天人关系、人性学说、社会理论与礼治建构、认识论与逻辑学等多个方面。荀子同时开启了几道思想闸门,后世对他的不同评价说明他有着巨大的思想张力,对荀子的批评史也将成为荀学思想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家民族思想研究

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家民族思想是广博多元的。《徙戎论》尖锐地指出民族矛盾将是导致中国政权更迭的根本原因。王通打破了儒家以种族论正统的传统,转以王道与民心所向作为正统的标准,而不分种族出身。唐儒则把儒家民族思想引向文化层面的儒佛之争,最终逐步消解了华夏文化中心论。这些思想在儒学史上都具有首创意义,并在今后思想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探寻儒学的思想源头——"先秦儒学基本特征和思想精华"学术研讨会综述

先秦儒学是儒家学术的思想源头.这是由先秦儒学的基本特征和思想精华所决定的.首先,先秦儒学具有开放性特征,能够充分吸纳包容其他学派的思想,于是才有了后世儒学能够与道、佛、耶并行不悖.其次,先秦原儒精神中原本包含仁和礼两个方面,后世儒学中重于内在道德和强调外在规范两路即由此所开出.再次,先秦儒家的理想境界是天人合一、社会和谐与情意融融,这奠定了中国人精神追求的基本格调.最后,先秦儒家对中国古代文本的整理和保存付出了巨大的贡献,否则中国悠久的 文献传统根本不会形成.     

一言之误读与荀学千年之命运——论宋儒对荀子“性恶”说的误读

荀子是中国文化史、哲学史与儒学史上的大家,贡献卓著,影响深远.但是,对于荀子的评价和定位,历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宋儒及现代新儒家将荀子视为“不醇之儒”,也有学者将荀子与思孟学派作为儒家的两极对立起来.为此,很有必要重新认识荀子的思想特征及其在儒家乃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与意义.我们认为,荀子是先秦学术思想史的集大成者,他针对时代提出的问题,较为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儒学与中国哲学.荀子是现实主义儒学传统的奠定者,在外王学,即统一中国及其制度文明的理论设计方面发挥了较为重大的作用;在方法论上,发展了分疏、析别的思想传统.其超迈前人的学术贡献表现在天人关系、人性学说、社会理论与礼治建构、认识论与逻辑学等多个方面.荀子同时开启了几道思想闸门,后世对他的不同评价说明他有着巨大的思想张力,对荀子的批评史也将成为荀学思想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于1913年经《东方杂志》的介绍而传入中国,1919年至20年代初在中国哲学界广为传播,成为影响中国哲学界的“显学”之一。20世纪中国新儒家的儒化的生命哲学就是在柏格森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梁漱溟热烈地推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不仅在西方哲学史上是“迈越古人”,而且是替儒家学说的复兴“开了先路”。帕格森的生命哲学启迪他用这一新传入的西方哲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学,从而也用儒学来改造西方哲学而使之“中国化”(实为儒学化)。他在1921年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就是儒化的生命哲学的一部代表作。 目前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的论著至多只是简略地提到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对此作专题研究,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以推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