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士人的书卷精神与山水画的审美取向

两宋时期实行的右文政策和科举制度的完善、书院教育的兴盛、士人关注内心生活的价值取向等,为士人们书卷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时代背景.书卷精神典雅脱俗的审美品质渗透进士大夫们的生活,作用于他们的文化素养.成为他们审美活动的总体氛围,进而影响到他们对美的创造与欣赏.而作为时代审美主体的士大夫的艺术创造与欣赏的倾向,自会影响时代的审美思潮.于是,在士大夫书卷精神的影响下,宋代山水画呈现出诗化的倾向.在意境层面实现了与诗歌的相通.     

建安正始时期咏物诗的象喻性和价值观

建安正始时期,社会的动荡与政治的险恶促使了士人群体自我价值意识和生命关怀意识开始觉醒.诗人突破两汉文学传统,以感物取象、隐喻自我的象喻性方式选择咏物题材,并确立主体诉求化的人本性理念的文学价值观,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咏物诗歌在作家物象审美与抒怀忧郁的交融之中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气息和个性色彩.     

建安正始时期咏物诗的艺术特征

建安正始时期,社会的动荡与政治的险恶促使士人群体自我价值意识和生命关怀意识开始觉醒.诗人突破两汉文学传统,以感物取象、隐喻自我的象喻性方式选择咏物题材,并确立主体诉求化的人本性理念的文学价值观,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咏物诗歌在作家物象审美与抒怀忧郁的交融之中,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气息和个性色彩,并且对后续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晚明士人价值取向异动及其评析

晚明是一个反传统的时代,许多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价值观念,表现出相尚以利、治生为本的功利取向;率性而行、好货好色的道德取向;主情尚真、独抒灵性的审美取向;退避自守、适世悠然的政治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反映了晚明士人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有助于士人独立人格的建立,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也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晚明士人的价值取向也存在着逃避社会责任与追求个人绝对自由和享受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晚明士人社会历史主体意识的缺失。     

正始玄学与女性形象的转变--以阮籍与嵇康为例

玄学思想是正始时期思想和哲学领域出现的新现象 ,代表了正始时期新生的思想力量。正如刘勰所说 :“魏之初霸 ,术兼名法。傅嘏、王粲 ,校练名理。讫至正始 ,务欲守文。何晏之徒 ,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 ,与尼父争途矣。”① 在此 ,正始士人如阮籍、嵇康倾向于以庄老与玄学的眼光来观察与抒写女性形象 ,也是时代使然。正始时期有关有无、言意之辩贯穿士人的日常生活 ,并潜移默化地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影响。其中 ,与女性关系最密切、对士人心态影响较大的观点是重情色而无累于情色。这一观点直接来源于王弼“应物而无累于物”的…     

宋代瓷器审美“官民二分”体系的特征及成因初探

宋代瓷器是我国古代陶瓷艺术的高峰,其瓷器审美也是我国工艺美术与美学史上的完美样本。在对瓷器的审美追求上,宋代瓷器审美具有显著的"官民二分"特征,即以士大夫为代表的上层群体追求以素为美的审美价值取向和下层劳动人民追求洒脱表意的大众审美情趣的区别。宋代瓷器审美"官民二分"体系既是文人士大夫阶层同底层百姓价值取向与审美习惯的天然差异所造成的,同时也与当时发达的瓷业经济、宗法祭祀及理学观念的影响密切相关。     

先秦文化自觉的主体及其路径分析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化自觉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以及社会所处的政治与文化环境所制约。先秦士人是中国文化的自觉载体,他们从诞生之日起,就有了一种精神上、思想上乃至行为上的自觉与成熟。面对文化秩序上的礼乐崩坏的社会局面,先秦士人采取种种途径将他们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普及到社会中,以便能得到更深层次的赞同和更大范围的认可,从而达到群体自觉。正是由于士人的文化自觉,才使得人类文明的薪火绵延不绝。     

宋代应辟者的价值取向

与唐代士人相比,宋代士人对于应辟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最为突出的是不像唐代士人那般急切,对于应辟入幕也不像唐代士人那样有很高的热情.究其原因,这当与唐宋士风的不同有很大关联.本文通过对史料的发掘,时宋代应辟者的价值取向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中国士人园林文化的不朽经典——略论陶渊明园林的文化意义及其影响

魏晋时期士人园林兴起,陶渊明的园林以其自然朴素、充满隐逸情怀而独树一帜,成为中国士人园林文化的不朽经典。陶渊明结庐人境,从自然中发现美、书写美。赞美园田居的宁静与自由,集中体现了陶渊明的生活情趣与审美情趣。陶渊明的园林以隐逸之志为内核,以鄙夷俗世为风骨,在中国士林园林史上树立了令人仰望的高标。后世士人园林深受陶渊明的影响,继承了前者的写意特征,以渊明诗文为园林景点题名,成为制造园林意境的重要手段而长盛不衰。     

论丁玲早期创作中新女性形象的悲剧审美价值

丁玲早期创作中新女性形象的悲剧性决定了她们的悲剧类型是一种生存悲剧.借助现代悲剧理论的启示,分析丁玲笔下新女性悲剧的人文内涵与审美价值;指出缺乏在绝望中抗争,在死亡中求生的悲剧精神,使莎菲们的悲剧审美特质更多的是悲渺、悲郁,而不是悲壮与崇高.     

悲美之源——论《源氏物语》的审美情趣

悲美作为最优先的审美价值取向源于《源氏物语》。小说以悲为美,熔写实精神与唯美倾向于一炉,把风雅、幽玄、物哀等美感特征编织在悲美这一文化网络之中,体现了日本民族特有的审美情趣     

面对缤纷世界的凝眸——简评孙朝成哲理短诗集《诗悟世象》

从哲理诗表现哲学观点、反映哲学道理的特点出发,论述孙朝成哲理诗《诗悟世象》的篇什,体现了诗人的价值取向、精神境界、审美情趣,认为孙朝成的哲理诗秉承古人的传统并有所探求,能将大千世界司空见惯的物象开掘出诗意,是哲理诗的升华与飞跃。     

魏晋士人对理想人格的探索

魏晋之际，政局纷纭如转蓬。正始、竹林、中朝三代士人为了协调个人与社会、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前后相继，以具体的时代背景为出发点，围绕人本体这个核心问题，从宇宙观到政治观，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构建了三种各具特色的人格模式，成为魏晋士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     

论悲剧美学视野下井上靖西域小说的审美意蕴

井上靖通过书写中国西域的历史题材小说把自己与这片广袤的土地联系起来。在他的笔下,西域这个形象是由本地区的自然环境、地缘政治、宗教信仰和民族交往共同建构的,这里发生的故事,下到单个的人物上到整个民族,都打上了悲剧的烙印。悲剧性是井上靖历史小说的基调,也是他创作的一种审美取向。这种悲剧性审美取向源于作家对西域历史的既成印象,也是他自身的一种人生无常,命运不可抗的人生观的表达。     

王国维与鲁迅的文化选择及精神悲剧比较论

王国维与鲁迅是近现代中国对生命个体存在的悲剧性觉醒较早的两位知识分子。他们带着深重的悲剧意识关注社会,省察自身的生存困境。他们自身的痛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的苦痛,他们复杂而艰难的精神探索加重了自身存在的悲剧性。而他们对外在文化精神资源的不同取向,则直接主导着他们关照自身精神悲剧的不同姿态,衍生出不同的生存意义和文化意义。     

论中国文学中的"复仇"叙事

复仇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 ,在中国叙事文学中以复仇为取向的创作形成了具有某种恒久意义和特定价值的母题显现形态。本文将中国文学中的复仇母题叙事归纳整合为三种模式 ,在对其进行“悲剧性”的审美认证和文学史价值评析的基础上 ,还予以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发掘和阐释。     

从唐人小说看中晚唐士人人生理想和价值观的变迁

士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中晚唐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发生了变迁。他们对“士志于道”的儒家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坚持,对侠独立人格的倾慕都是基于对生命价值、人性、个性的肯定和张扬,士人逃避现实,溺信佛道的消极心态,同样有着时代背景和士人自身文化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原因。对此,唐人小说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反映。     

文化传承视野下阮籍和嵇康述祖主题创作与人生价值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以述祖为主题进行的创作较为多见,作品记述了这一时期士人追思先祖的心路历程,同时承载了士人感怀时事及所寄托的人生理想,"述祖"主题创作彰显了士人安贫乐道、功成而不居的精神以及三不朽的人生价值理想,其中从阮籍和嵇康二人的述祖诗文作品分析,即向世人展示了名士在缺乏实践人生理想的具体环境中痛苦挣扎,或自认为才能不足,向往悠游闲适的生活,或"非汤武薄周孔",抵触仕进荣华.然而阮籍和嵇康二人其价值理想看似是对祖德祖风的悖反,实际上却是彰显家国天下情怀的一种特殊方式,他们胸怀济世之志,自任当世之责,循道践义,将中国古代士人为国为家的责任深埋于自身的立身处世中.     

明中叶吴中士人心态及其文化意义

明代中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作为明代新型士人的代表,吴中士人在这种转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大多卜居乡间,优游于山林市井,不再以公共政治事业作为自己的价值依归,但在有涉乡民利益时却能奋然而起.他们脱离了古代士人"仕"与"隐"的老套,完全以一种平民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庶民的代言人.他们关注自己的生命,沉湎于日常生活的享受,沉醉于文学艺术的审美境界,摈弃了以政教为主导的古典主义文艺观.吴中士人的这种身份和观念的转变,对明代思想文化的世俗化潮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民间——士人——官方——华夏审美意识的功能结构论纲

从功能结构的角度,华夏民族的审美意识可以区分为民间、士人和官方三个层次,民间审美意识的功能体现为对生活中的愿望的刻画和对这种愿望的想象式的满足,其审美对象来自对自身生活的内容和生活中的情趣的喜爱、同情与共鸣。士人的审美意识在功能上体现出借审美对生活的超越性,“雅”是其形式上的主要追求;官方审美意识是一个政权之权力与威信的展示,在功能上体现出严峻的道德意识、法则性和崇高感。而这三个层次又是一个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调节性的结构整体。正是这种结构整体性决定了华夏民族审美活动功能上的多样性和形式上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