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富农与富农经济简论

富农是中国近代农村中一个重要的劳动者阶层,它是从农民、商人或地主转化而来的。富农在农村人均耕种土地较多,他们通过自耕、雇工耕种或出租等方式经营其土地。富农既是剥削者又是受剥削者。富农经济是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中国近代农村重要的经济力量。     

土家地区的土地革命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湘、鄂西特委领导民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苏区的土地革命运动是随着武装斗争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逐步建立而广泛开展起来的。1．湘鄂边区在土地革命前，绝大部分土地为地主豪绅所占有，勤于耕种的各族农民没有或很少有土地。以永顺、龙山、桑植、大庸等县为例，将近2／3的土地和山林为只占全部人口不到1／10的地主富农所占有，桑植的“八大诸侯”，是当地有名的土豪劣绅；永顺塔卧有9000亩田地属瞿、田、丁几家所有；桑植、永顺边境的官坝，有2／3的田和大部分山林被一家大恶霸占有。广大劳苦农民…     

中苏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富农政策的异同及现实启示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富农及富农经济都是中苏两国在农村工作的重点。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可以发现,两国的富农政策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总结两者的利弊得失,对我们今天农村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启示。     

苏南土改中的划分阶级成分和反封建问题

划分阶级成分是土地改革中极其复杂而又重要的工作,是决定土地改革运动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苏南农村土地占有关系复杂,地少人多,平均占有量少,工商业及副业发达,又兼有田底权、田面权之分,义田、义庄、义仓、义宅比较普遍。因而苏南农村虽然也存在封建剥削,但在表面上阶级矛盾得到了缓和,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心不强,给土地改革的发动带来了困难。针对苏南农村的特点,苏南区委对各类阶级成分的划分制定出了详细的规定,通过农民与地主面对面的激烈斗争,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斗争过火和错划、漏划的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苏南区委对此偏差进行了纠正,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苏南土改通过划分阶级成分和反封建斗争,消灭了地主阶级,摧毁了苏南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开始了农村经济建设的新篇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胶东地区的土地占有与使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胶东作为山东省较为发达的地区,在外来资本的影响下,土地占有与使用关系既沿袭着传统的方式,又渗透着资本主义的因素。土地占有者的规模普遍较小,农村各阶层使用土地各有特点。出租地主略占多数,富农阶层较多地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自己耕作土地的形式是中农阶层的最主要选择。     

党的土地政策：民主革命克敌制胜的法宝——1927—1931年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演变回眸

旧中国土地占有制度极端不合理：百分之五的地主富农占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广大贫农雇农无地或占有少量的土地。在封建土地占有制度下,广大农民受着地租、高利贷、商业资本、苛捐杂税及其他超经济的残酷剥削,长年从事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     

毛泽东"保存富农经济"思想述评

从30年代中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保存富农经济的策略思想构成了毛泽东在富农问题上的主线.这既有情势方面的因素,又有政治上争取主动、经济上加以利用的需要,更有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思考.它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胜利道路的重要理论成果,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人们更为深刻地感悟到其思想价值.     

苏南土改与现代化传统问题

土改前的苏南是当时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它的工商业水平、农业的商品化与现代技术水平、教育水平等方面较之其他地区都相对高一些。苏南经济社会具有浓厚的由传统小农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特征,人民生活相对富裕,社会相对稳定。1949年7月-1952年7月,苏南地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全部进程分为准备、动员、开展、结束四个阶段。在开展阶段,土改运动由前期的政策控制型转变成后期的暴力进行型。苏南土改对富农经济、工商业、农村商品经济成分和技术成果、公益性和社会保障性社会成果等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近代苏南现代化成果与新中国现代化运作的对接,对我们从政府有效行为、产业传统和公众经验传统这三个视角来研究现代化有很大启发。     

略论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经济依据

一九四六年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之后,东北地区的广大贫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其规模之大,形势之猛,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并且迅速取得重大成果,成为东北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发展如此迅速,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本文仅就土地改革前东北农村的土地占有状况、阶级关系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作一概要的分析。     

苏南土地改革中的工商业问题

工商业问题是苏南土改中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着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对苏南经济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苏南土改所制定并执行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既符合当地的实际,又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和农业生产

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与减租斗争同步且相互促进。减租运动前,苏北区的土地占有比较集中,租佃关系十分苛刻,存在着减租斗争的紧迫性。苏北区党委注意在维护统一战线的原则下,通过贯彻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推进减租斗争。减租斗争引起苏北区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地主、富农受到相当程度的削弱,贫农境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在减租斗争的基础上,苏北区党和政府领导广大农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     

走马楼吴简中的限米与屯田

走马楼吴简中的吴国屯田资料表明,吴国的普通民户拥有自己的私田或佃种官田,并向官府缴纳税米、租米、布、钱等租税。诸如卫士、邮卒、传卒等常备兵种,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的金民、士等手工业者,在外地求学的贫苦书生(私学),以及因流亡而丧失原有田宅后又重新附籍的农民(还民),则被官府组织起来从事军屯或民屯。他们被免除部分赋税和徭役而缴纳限米。屯田者所缴纳的限米远远高于普通民户耕种自己的私田或佃种官田所缴纳的各项土地租税的总和。     

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

1950～1952年期间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步骤方面较之民主革命时期的土改运动有相当变化。在划分阶级成分方面有十一点新精神,在对待富农的政策方面有四点新内容,在土地财产的分配政策方面有六个新特点。新区土改的这些政策改进,基本保证了避免掠夺性的乱挖浮财,扩大了受益面,保护了农业经济中的商品经济和现代技术基础,减轻了社会震动。     

安徽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回顾及政策建议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安徽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所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回顾,提出了促进集体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作者认为,虽然安徽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仍然存在林权纠纷不断、林业金融发展滞后、资本下乡影响农民就业、森林保险短缺、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偏低、林业税费过重等问题,进一步深化林权制度改革客观上要求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林改精神,积极推进林地林木流转,加大林业信贷的政策性扶持力度,扩大森林保险覆盖面,引导林农参加森林保险,积极开展生态林规模化承包试点,减免林业税费,加大林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力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政治认同变迁轨迹及其逻辑——以农民土地权利变化为中心的考察

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土地权利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民政治认同感在各个时期的变化,结果发现：农民的政治认同经历了4个阶段,即土地改革与农民政治认同的生发阶段、＂集体化＂及＂人民公社＂时期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复杂变奏阶段、家庭承包经营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再生阶段、市场经济要素的嵌入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弱化阶段;农民政治认同的变迁有其内在逻辑,即改革开放之前,土地权利变动影响农民的生存诉求,从而影响着农民的政治认同感,改革开放之后,土地权利的变动影响着农民的利益最大化追求,进而影响农民的政治认同感。由此提出,应当从规范政府征地行为、加强农民组织化程度和谈判地位、规范土地市场秩序3个角度,保障农民土地权利,提升农民的政治认同感。     

毛泽东对王明“左”倾富农政策的抵制和斗争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中央占据了领导地位。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否定和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极力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毛泽东在遭到排挤和打击的困难情况下,仍坚持从实际出发,同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进行了艰难复杂的斗争。     

惠农政策下鄂中南地区农地租赁问题的调查与分析

鄂中南地区中等偏下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导致了本地农民非农就业的异地化,土地二轮延包的完善稳定并增强了农户的土地财产权力,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农户土地资产的增值。这些经济社会因素促进了鄂中南地区近几年农地租赁活动的迅速发展,同时也形成了租赁关系的亲近化,农户租赁土地租金的显性化和租赁合约以固定租金为主等特点。当然,也存在农地租约期限的不稳定性和租约的不规范性等问题。农地租赁具有保证农地占用公平和效率的双重功能,增进租赁双方和整个社会的福利,符合帕累托改进原则,代表着我国农地使用制度的发展方向。国家应该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补偿或者降低农地租赁的交易成本,促进农户土地租赁朝着自觉、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