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篇小说《笨花》的艺术风格

本文通过对《笨花》的文本分析,以“花”和“笨”为一径,从叙述时间、叙述节奏、人物塑造、内容处理等方面,论述了《笨花》浑厚、朴拙、方正,又灵性充盈的艺术风格,从而肯定了《笨花》独特的艺术价值。     

君自故乡来--《呼兰河传》与《原始风景》比较谈

从叙述角度、叙述内容、叙述话语三个角度对萧红后期代表作<呼兰河传>与迟子建前期作品<原始风景>进行比较,可以窥见两部作品的共性及其成因--童年经历的深刻影响及其童年视角的选择,叙述内容的亲历性及其东北地方特色,叙述话语的清新及其感伤的怀旧气氛.     

抽象上升到具体在《资本论》叙述方法中的运用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资本论>研究方法的实质.从抽象范畴到具体范畴的逻辑叙述顺序,可以使人们由表及里,又由里及表地弄清复杂经济形态的结构,全面地认识经济形态中各个层面的经济关系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最科学的叙述方法.马克思的<资本论>与黑格尔的<逻辑学>在方法上有着某种明显的内在联系,有着一种批判的继承关系.马克思的<资本论>叙述方法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着本质的区别.     

论《宠儿》的后现代叙事艺术特征

<宠儿>是托尼·莫里森的颠峰之作,二十世纪下半叶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其中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是多聚焦组合式的叙事结构,小说将内聚焦、外聚焦和零度聚焦巧妙地进行搭配,优势互补,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叙事效果;其次是娴熟地运用多变的叙述话语,使小说的叙述话语既保留了传统的话语技巧,又有了创造性的突破;第三是在小说叙事时间上的重构.莫里森在具体的文本中运用不同的叙事节奏和叙事技巧,从而使读者对作品的历史性阐释成为可能.     

启蒙神话的祛魅与改写——论董之林《热风时节》中的历史叙述

作为十七年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热风时节》不仅取消了既往文学史写作中的启蒙元叙述,而且还凭借历史叙述的线性结构、零散化叙述,以及"复调"叙述等形式,在打捞和拼接历史碎片的叙述还原中,祛魅并改写了文学史写作中的启蒙神话。     

图像叙事:空间的时间化

如今,有关各类图像研究或者宣称"图像转向"、"图像时代"到来的文章越来越多,但很少有涉及图像叙事的理论文章,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陷。本文首先论述了图像的空间性与时间性,接下来对图像叙事的本质做出了探讨,认为图像叙事的本质是空间的时间化,即把空间化、去语境化的图像重新纳入到时间的进程之中,以恢复或重建其语境。最后,本文概括出了单幅图像叙事的三种模式:单一场景叙述、纲要式叙述与循环式叙述,并对每种模式的特点及其运作机制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论《现代文学》小说的叙述视角艺术

台湾<现代文学>杂志小说在叙述结构、叙述视角和叙述语式等层面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通过引入"隐含作者",让"隐含作者"与全知叙述者对话,使叙述者变成"不可靠"叙述者;让全知叙述视角与其它叙述视角进行平等对话,完成了复调小说的创造.内视角的灵活运用超越了叙述视角的限制,将有限引向了无限.第三人称外视角小说一方面实现了逼近生活原生态的艺术理想,另一方面也制造了大量悬念,增强了作品的艺术张力.     

"叙述转向"之后:广义叙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近20多年来,许多领域经历了"叙述转向".从历史学、心理学开始,在各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叙述转向,甚至经济学、法学、人工智能等"准科学",都开始采用叙述分析作为研究模式.这个转向对当今学术思想影响深远,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人类如何把经验转化成知识,更是关系到人类心灵对自身活动与身份的基本态度.本文认为,当代叙述学应当从当今叙述转向的大局面着手,把视野拓宽到各门类叙述已经取得的成就,着手建立一门广义的理论叙述学.为此,本文试图提出"最简叙述"定义,提出几种根本性的叙述分类方式,并且试图提出无论哪种叙述都遵守的几条原理.     

论祠堂画像的模块叙述、单元叙述与模糊性叙述——以武氏祠堂前石室(武荣祠)及相关画像为例

祠堂画像最小的叙述形式为"叙述单元",不同的"叙述单元"构成不同的"叙述模块".各叙述模块在叙事意义上既具有独立性又构成联系,形成了"同构"的叙述状态和"连续"的叙事形式,并构成祠堂画像之"叙述整体"即立体叙述空间.祠堂画像各叙述模块既是墓葬主人于叙事意义上的空间延伸,也是墓葬主人于叙事意义上的叙述延展,每一个叙述模块都象征性地表现或展示着墓葬主人具有时间意义的不同的空间存在.祠堂屋顶画像不能简单地以"天上世界"来概括,它是陆地、水中与上天的模糊叙述体.祠堂画像由不同叙述模块所构成的立体叙述空问的构图形式和叙事方式,反映了汉代特定历史时期对生命永恒追求的崇拜和信仰,是这种成熟的崇拜形式和信仰方式的视觉表现和图像再现,相同和类似的视觉表现和图像再现,还存于在汉代以"铭旌"为载体的画面构图上.     

"三言"与《十日谈》叙述语式与语体比较

语式为文本由叙述方式的运用而构成的形态模式, "三言"的叙事法基本上是以一事为枢,串联多事,记人一生的"纪传体",故事多曲折而且完整,体现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传统;<十日谈>却没有承接西方叙事文学在史诗、戏剧、长篇小说形成的塑造性格的语式传统,大部分文本是只叙一事,不注重写人物的一生,叙述时间和故事发生时间都比较集中,篇幅不长.语言形式与语体变化的意义并不是只局限于语言学、文体学本身.它实际上更多地含带着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等观念方面的色彩.     

论《红高粱》的叙述视角

《红高粱》中的"我爷爷"、"我奶奶"标志着莫言小说叙述视角的创新:一方面,叙述声音与叙述眼光不再统一于叙述者,而是由故事外的"我"提供叙述声音进行历史想象,故事内人物"我父亲"从亲历者角度回忆历史,这既对先辈传奇人生及其意义做出了不同的经验处理,又让抗日故事与爱情故事交错展开,凸显先辈的旺盛生命力;另一方面,叙述者"我"的现实与叙述焦点"爷爷"、"奶奶"的历史拼贴在一起,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相互交错,建构了现实与历史的对话。     

时间与叙述——观察“殖民地”文学的一种方法

什么是"时间"?什么是"叙述"?不是本文追问的问题,却是本文观察台湾日据时代、香港和澳门地区文学"殖民经验"的一种方法。叙述本身既是一个时间的过程(自我的时间),也是对过去时间(历史,或他者的时间)的呈现和意识。每一种叙述,都是不同时间的重迭,当叙述开始时,这两者的时间(自我的时间与他者的时间)即处于相互交集的状态。台、港、澳这三个空间的相似处,是它们都曾从原来的"时间"脉络中被切割出去,进入"他者"的"时间"之中,并从此在"他者"的"时间"中展开另外一条叙述与构建"自我"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他者"融入了"自我","自我"包含着"他者"。新质的东西混杂着旧的因素,不可变的东西蕴藏在可变的东西的底层。这就是所谓的"殖民经验"。它被充分地表现于这些地区的文学之中,构成了"海洋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人面向海洋、对外交流的先锋。这些文学作品,记载着"海洋中国"在"时间"转换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政治与文化冲突或融合的记忆和梦想。     

论史传对古典小说的浸润——以《左传》为例

作为最早成熟的史传作品,<左传>对古典小说产生了明显影响.<左传>高超的志怪艺术及其从中表现出来的开创性描写,给后世志怪小说以直接启示,使它成为后世志怪小说的重要渊源.<左传>还是古典小说重要的素材渊薮,一些古典小说在素材的选取上与<左传>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其中许多情节就明显地借鉴和模仿了<左传>.许多由<左传>开创的叙述手法如"记言中断法"、化实为虚法、行人辞令艺术等,也被古典小说很好地继承.     

叙述特征与文化意蕴——对《玫瑰的名字》的多重解读

<玫瑰的名字>的两重叙述视角使文本呈现为开放的叙述模式,传达了对知识和真理的独特看法,即真理存在于叙述和阅读的过程中.该作品通过虚构中世纪的凶杀和侦察故事,探究当代文化中知识和真理的言说问题,展现人类的文化境遇,具有鲜明的后现代文化意味.     

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中的叙事思想及其价值

哈斯宝评点《新译红楼梦》对"真/假"二元对立深层叙述结构的揭示,对"拉来推去"、"一语带过"等叙述笔法的探讨,以及用"史家臧否之法"来思考《新译红楼梦》不可靠叙述模式,蕴涵了丰富的叙事思想,是中国叙事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叙述学有“经典”与“后经典”之分吗?

国内外叙述学界有些学者把叙述学分为"经典叙述学"和"后经典叙述学"。这种分法是没有学理依据的。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叙述学从诞生直至今日,始终是在结构主义的框架内构建和发展的。从考察"后经典叙述学"相关论点入手,运用结构主义的一些基本理念,可以从三个方面讨论"经典叙述学"和"后经典叙述学"分类的不合理性:梳理"经典"与"后经典"说的主要观点,可见这种区分的不合理;从结构主义的基本理念来看这种区分的非合理性;辨析赫尔曼提出的"经典叙述学"的四宗"罪"。     

论叙述中人物所具有的结束功能

人物不仅在叙述中生成,是故事讲述人"讲述"的对象,他还具有为叙述服务的功能,是在讲故事活动中发挥多种作用的"叙述参与者".帮助作者结束叙述即为人物的功能性作用之一,具有此功能的人物可以是古希腊戏剧中"神圣的和解者",也可以是权威的喜剧缔造者,还可以是平凡的愿望满足者.     

《花间集序》与词体清艳观念之确立

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作为最早的一篇词论,历来备受关注,但学界往往侧重揭示其对词体软媚风格确立的奠基意义.其实由于面向"西园英哲"和"南国婵娟"的双重对象,<花间集>及其序言在审美倾向上具有两重性或折中性.<花间集序>从音乐特性解说"花间"的意义,清艳的审美价值从中已得到确认.<花间集>中所收录作品也与序言中所揭示的审美倾向不谋而合,这种作品与序言在审美上的一致性,可以从特定的时代和地域特征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文革叙述与风格实验——论北岛小说集《归来的陌生人》

诗人北岛(1949-)在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中曾有小说创作,作品多先刊载于地下刊物<今天>,而后发表于正式发行的刊物,1986年结集为<归来的陌生人>.本文以<归来的陌生人>为研究对象,由文革叙述与风格实验两方面切入,探讨北岛小说的主题意识和表现形式:透过文革小说的解读,窥探其创作心境的变化,并藉由文字技巧的析论,归纳其文风语言的特色.北岛的小说创作,与其同期诗歌的风格相近,都属于<今天>时期的精神产物,当<今天>代表的对抗意识和文学倾向,逐渐被官方媒体接受后,地下文学开始浮出地表,渗入主流文学中,并对1980年代后的文学产生潜在影响.     

论《通鉴》的“著生民之休戚”

"著生民之休戚"是<通鉴>两大著述宗旨之一.司马光明确提出这一命题,构成了<通鉴>史学的重要内容与特色.具体考察<通鉴>叙述"生民休戚"与"国家兴衰"的内在关联,论析司马光关注、重视民生诸问题,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社会现实提出的重大课题,由此构成了<通鉴>历史书写的重要内容,并进而揭示、分析其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