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审美进阶与"感—情—理"结构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需要从理论上提供普适的解释,以实现与不同国家、文化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目标。审美是人类基本的生命体验,也为跨文化沟通提供了可行性路径。以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耳目之悦、心意之悦和志神之悦等观念为基础,结合人类审美共通感等理论,去探讨中西文明交流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理论问题和实践路径,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审美经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存在从"悦耳悦目"到"悦心悦意"再到"悦志悦神"的审美进阶,其遵循"感—情—理"的审美结构。在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应达到共感、共情、共理的审美效果。     

论“与时俱进”的集中体现和重大意义 ———纪念江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发表一周年

与时俱进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新概括,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集中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旗帜.强调与时俱进,在理论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防右反"左".     

意识流反阐释

长期以来人们对意识流语体有一种误读,认为意识流语言文字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文本中抽取出来,是可以解读的.本文试图通过对"逻各斯"理论的驳斥和从文化和语言建构方面剖析意识流这种语体的不可译性,最终从后现代主义批评理论角度揭示意识流语体反阐释即为阐释,反解构即为解构的思想.     

论网际空间的"使用-满足理论"

"使用-满足理论"是一种强调受众主体性的传播效果理论.网络的出现,使受众的主体性得到了张扬,网络"使用-满足"现象表现得特别明显.受众使用网络主要有四种目的一是获取有用的信息,二是宣泄自己的情绪,三是进行情感的交流,四是参与娱乐或打发时间.这些需求都能在网络上获得满足.网络"使用-满足"现象有助于解释"使用-满足理论"的社会和心理根源;也有助于分析"使用-满足"现象所产生的效果.     

"科学时代的戏剧""——重读布莱希特

布莱希特的"叙事剧"理论和实践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称之为叙事的、反亚里士多德式的、反心理主义的戏剧叙事,是一种开创现代戏剧的尝试,即为现代"科学时代"提供一种戏剧.他不断探索戏剧的创新形式,追求旨在哲学认识的审美方法,如叙事化、陌生化、历史化等,都源于他的审美原则和主要着眼点,即"旧"与"新"的区分.在他看来,...     

关于文艺研究中"中华性"的学理思考

本文从学术背景、实际的理论蕴涵以及可能性,对"中华性"命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对新的文论建设提出了一种期许.     

醉酒型危险驾驶的实质出罪可行性研究——以160份停车场内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判决书为样本

本文以160份停车场内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判决书为样本进行量化研究,发现我国醉酒型危险驾驶一律入罪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抽象危险犯理论适用存疑;二是醉酒型危险驾驶行为裁判罪责刑不相适应.该抽象危险犯行为存在实质出罪的可行性:一是从概念上进行廓清,区分出罪与实质出罪;二是醉酒型危险驾驶行为的实质出罪理论具有可适用性,并得到了司法实践的认可和接受.结合域外立法有益经验,我国应明确可操作性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实质出罪标准:一方面,引入情节是否严重的考量,以符合刑法总则的"但书"精神;另一方面,增加可以实质出罪的情节规定.     

陈独秀是“二次革命论”者吗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和领导者,陈独秀对中国民主革命分"两步走"进行理论阐述和大胆设想,他不是"二次革命论者".     

"两个必然"理论:反全球化视野中的新探索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狂飙式推进,反全球化运动也如影随形并呈燎原之势.反全球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社会主义队伍,积聚了社会主义因素,为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条件.反全球化运动的趋势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全球化替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可能性,昭示了马克思的"两个必然"理论的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     

使回应运转起来:线上互动中的多维问责与有效回应——以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为分析对象

回应民众诉求是基层官员的内在责任.要求官员履行回应责任的主体有两个:上级行政主体与基层民众.这两个主体既是对官员回应行为进行问责的主体,也是官员有效回应行为的外部驱动力.通过对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的跟踪观察和分析发现,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使用使民众诉求表达和村干部回应有了一个透明而开放的载体.这激活了对干部回应行为进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条件,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在实际运作中又分别发展出多种形式且彼此有机关联的问责方式,并形成问责合力,驱动了有效回应行为.这种回应机制在本质上是"多维问责式回应",多维问责是有效回应的驱动力.基层官员基于多维度的问责压力而选择采取有效的回应行动.问责的多维性决定回应的有效性.问责的多维性越强,问责的压力越大,回应的有效性也越高.高强度的行政问责和高强度的民众问责下更容易驱动官员的有效回应行为.在实际政治运作中,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强度并不总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其表现强度的差异性生成不同强度的问责压力,从而组合生成不同路径的"多维问责式回应"行为以及不同程度的有效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