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戒史观散论

在中国古代史学自身的发展中,曾经形成过神意史观、循环史观、英雄史观、鉴戒史观、进化史观等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其中,鉴戒史观历时弥久,几乎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的中心内容。历史观是历史学的核心问题。“只有当我们能够提出一个确定的史观时,历史才能得到一贯性。”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对鉴戒史观提出以下几点思考。一、鉴戒史观:古代史家对史学社会功能的基本估价。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与估价,是我国古代史家十分关注的问题。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     

对我国封建史学基本特点的初步认识

本文作者认为,形式的多样同内容的贫乏之畸形关系,史学从属于封建政治、经学及神学渗透史学,这是我国封建史学的基本特点。它极大地限制了史学本身的发展,磨灭了从宏观上研究历史、探讨古今变化的治史宗旨,使史学走上了“史纂”、“史考” 的狭窄胡同。     

从二十六史看传统史学

以往学者曾对二十六史进行过大量的具体研究,本文则变换视角,从对二十六史的宏观考察出发,看传统史学究竟具有何种精神及特征.本文认为,从二十六史源流可以看到尊重历史的强烈意识、制度化的史学活动、执著的史家责任感;从二十六史体例可以察见传统史学的政治鉴戒功用、社会管理功用、大众教育功用;从二十六史内容可以察见传统史学既保存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展示了封建社会的面貌、容纳了珍贵系统的史料、启迪了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又宣扬了许多封建糟粕,必须给予科学的批判总结.     

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两个阶段

中国传统史学以孔子为界,可分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孔子以前,史学发展主流以记录为主,可称为“记录史学”,史官是唯一的历史记录者,记录分记言、记事两种主要形式。在孔子以后,史学发展主流以编撰史书为主,可称之为“编撰史学”。“彰善瘅恶”、“取鉴资治”成为编撰史书的指导思想;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相继形成;史官之中出现了记注史官与编撰史官的分工。中国传统编撰史学有成熟早、著述多、历时久等优点;又有发展缓慢、长期停滞、难以自发地进入更高发展阶级等缺陷。     

先秦史学批评述论

本文认为,先秦是中国史学批评的萌芽阶段,探讨这一阶段史学批评的状貌,有助于理解中国史学批评的发展路径和特点。此期关于史学价值之认识,有鉴戒得失、惩恶劝善、可资施政、有裨修养四说;关于史书编撰要素,有“事”、“文”、“义”三方面的探讨;关于史家素质,确立了“学识渊博”和“书法不隐”两条“良史”标准;关于批评自身之审度,触及了广义论辩的目的和特征,并无意中揭示出“知人论世”之科学方法。此期史学批评还有三个特点:往往与综合性学术批评混在一起;深受儒家学说影响;极为关注史学的政治功用而未重技术方法。     

“五四”运动与史学革命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同时也是一次以民主、科学为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在这次新文化运动中,不仅在我国思想界、文学界……等方面发生了伟大的变革,同时也在史学界发生了有史以来一次最伟大的革命。史学界的这次伟大革命,就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许多先进分子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研究中国的现状。这种景况不仅使史学研究摆脱了传统的史学研究羁绊,而且使史学研究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使我国史学研究逐渐走上科学的道路,是史学的一次伟大革命。近代思想家、史学家梁启超曾经这样说过:“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新史学》第54页)然而两千余年中国之封建史学,实质上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梁启超的这种观点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他明确地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对于二千余年的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系     

两宋正统史观的历史考察

中国封建正统史观至两宋而趋于理论化;以“居正”、“一统”、“严夷夏之防”为核心内容的两宋正统史观不仅反映出宋代史学思想的演变和史学政治功能的强化,而且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剖析两宋正统史观是解读传统史学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     

梁启超进化史观的演变

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创始人和奠基者。他在史学领域里最重大的贡献,是运用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对封建史学进行系统而深刻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最早地树起“史学革命”的旗帜,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资产阶级历史进化的理论,开创了崭新的资产阶级新史学,使历史学从封建史官中解放出来,成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手段和工具。梁启超新史学理论——即他的进化史观,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早期的进化史观;进化史观的成熟;进化史观的完备与倒退。     

略论宋代士大夫的“史学自觉”精神

明道、经世 ,这种史家最富历史责任感和时代感的主导意识 ,在宋代文人士大夫身上表现得异常浓郁和突出。他们从当时的社会情势出发 ,把关注社会现实的报国激情倾注于笔端 ,以期通过研究历史 ,思索解决社会危机、维持社会和谐与安定的途径和方案。他们在史学领域中建构的经世致用的鉴戒观 ,以道德为本位评判历史的义理观 ,有因有革的历史变易观 ,无不凸显出他们关注社会历史命运的“史学自觉”精神     

试论司马迁的怀疑精神

怀疑精神作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功不可没。司马迁把“尊疑”、“传疑”、“阙疑”作为治史原则，表明了汉代史学的趋向成熟；而“善疑”则要求史家学识、求实、严谨完美的结合；疑与信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则促使了治史的深化。可以说，膜拜正统、伏首权威的封建史学由于注入了怀疑精神才放出了异彩，《史记》就是其体现     

以史论政：宋代四川史家的前朝史研究——以范祖禹、李焘为主线的考察

宋代取鉴史学发达,四川史学成就突出。北宋以范祖禹为代表,他通过对唐代史的论述,阐述其反对变法的政治主张;南宋则以李焘为代表,他系统总结了六朝时代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经验,并为南宋政府设计了恢复中原的诸多方针、策略。史论日益成为四川史家普遍采用的史学形式,以史论政则又成为宋代蜀中史学经世致用的重要表现。     

历史的解构与重构：泛化“封建”的话语分析

“封建”泛化与封建话语的形成有关。该话语构造了现代史学的知识空间、表征结构与作为进化的直线时间观，与《易经》为代表的民族史学思维格格不入，但却渗透于现代汉语变迁的整个历史过程，并取得能对中国文化进行诠释和支配的话语权。由此，用“封建”作为中国历史的断代词语，或者给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现象进行定性，都只是没有任何历史和文化根据的当代话语游戏而已。     

荀子与史学批评

《荀子》积极总结历史经验,强调鉴史价值,评说各种现实社会问题,极其关注制度建设。不把治国寄托于人性之善,而宁可用制度去限制改造人性之恶。《荀子》提出的鉴史观念与方法,如“法后王”、“以近知远”、“详近略远”等对后世史家启迪颇多。《荀子》对《尚书》、《春秋》及孔子的评价,为传统史学长期沿用。《荀子》对“辩说”性质、技巧、方法、误区的探讨,对后世史学批评影响深远。     

魏晋画论中的鉴戒说及其离异

本文探讨了魏晋画论中鉴戒说的形成、完善及其在达到高峰后，又经历的从离异到转化的过程。文章指出，曹植的《画赞序》是第一篇直接论述绘画的著作，而将“教化”、“鉴戒”作用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看法，既较王充所见进步，且也体现出了“重情”的时代特点；何晏《景福殿赋》所言是“椒房之列”的画，题材虽狭，“存乎鉴戒”的功能则一；陆机认为绘画可比《雅》、《颂》，是重在“颂”而非“讽”，且“宣物奖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已超越功能论，上升到诗、画比较的美学层次；三、王羲之继而重视表现个性和艺术美，都对鉴戒说有所突破、超越。     

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

从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叙述不仅可以看到《诗》与《春秋》在时间上的前后承接,更重要地还可以看到它们在政治上所发挥的功能具有相似性.《春秋》取代《诗》而出现,意味着史已经从诗中分离独立出来.由《诗》到《春秋》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先秦史学的一种发展,而也正是因为先秦史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史书所具有的鉴戒特点,孔子方能干《诗》亡之后以《春秋》担当王道教化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孟子对《春秋》事、文、义三个方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已经奠定了大致的基础.而细究史所蕴含的这三个方面,因“事”而著“文”,由“文”而见“义”,传统史学似乎有以“义”为终归的倾向；然而“义”信必有待于“事”真,而“事”之不存,则“义”将焉附？“义”只有立于坚实的“事”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无限制的主观发挥与牵强附会.而《春秋》具体特殊的“事”与抽象普遍的“义”最终统一于“文”的载体,事、文、义之间各自存在着一种张力,三者密不可分.     

《经学辞典》指瑕

《经学辞典》指瑕丁鼎经学自汉代以来就一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干地位。历史上，它曾对我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史学、语言学、美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发生过多方位的深刻影响。本世纪初叶，随着封建王权的被推翻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经学被逐出了我国意识形态的正...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批判“四人帮”把辛亥革命篡改为“儒法斗争”“又一次高潮”的谬论

“四人邦”为了三搞一篡的反革命需要,建立了古为邦用的史学体系。他们炮制的《儒法斗争史概况》一书就是一个黑标本。它把春秋战国以来我国的阶级斗争史,篡改为超时代超阶级的儒法斗争史,胡说什么“儒法斗争贯穿两千多年,一直影响到现在”,把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时期革命与保皇的大辩论和哲学、史学等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说成是“革命派高举尊法反儒的旗帜,同封建买办势力及保皇党的尊儒反法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搏斗。近代儒法斗争出现了又一次高潮。”     

中国古代史学史分期新说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新兴专史,自李大钊、梁启超倡导以来,不过70余年,其间又几经沉浮,因此它的分期一直没有定论。本文以史学思想和史书体裁为标准划分中国古代史学史为四个时期:神意思想时期,英雄思想时期,鉴戒思想时期,进化思想时期。     

我国惩治贪污罪的历史沿革及其特点

(一)我国古代惩治贪污罪的历史源远流长。历代封建君臣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对于贪官污吏重惩不贷的律令和案例,可谓史不绝书。从我国封建法制史上看,贪污犯罪主要是指官吏利用职权侵吞、盗窃、骗取、挪用、毁损、浪费国家财物以及收受贿赂、强索他人财物的行为。所谓“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便是这种犯罪本质特征的生动概括,它表明,我国古代的贪污罪是官吏利用职权非法取得财物各种行为的总称,即指官吏贪“货财之利”的犯罪。西晋律学家张斐注《泰始律》说:“货财之利,谓之赃。”因此,我国古代一般又称贪污犯罪为官吏“犯赃”或官吏“贪赃”。     

论贞观史学

唐代是我国封建史学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而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史书修撰方法的变化,史学独具的特色和史观的进步性,尤其给唐代中后期和唐以后的史学以很大影响。今姑且称其为“贞观史学”,略加论述。一、修史方法的根本变革贞观年间,史书的修撰方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通过设置专门机构撰修国史(当朝历史)与前代史,实现了史书由私撰到官撰的转变。史馆,作为官修史书的机构,始置于北齐。在此之前。北魏节闵帝时曾设立修史局,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