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元好问的词

元好问作为金元之际的文学大家,其词作常以比喻、用典、想象等多种手法表达其经世之志、丧国之悲、身世之恨、悯民之情等多种人间挚情,体现了诗人悲天悯人的情怀。     

《稼轩词》“美人”的文化意蕴

《稼轩词》的“美人”是娇艳妩媚之传统佳人,又是诗人缥缈绝尘之梦中知音、心中家园;是作者自身性别角色异化的替身,又是诗人美好内在世界的对象化;是诗人心灵慰借、躲避风雨的港湾,又是生活中诗人贬斥、驱使、遭受非人待遇的奴仆。她们无论是确有所指的佳丽,还是作为自我际遇之借代、江山之喻体、精神之象征,都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于人类生命价值的崇高期待。     

元代诗歌的创获与发展——袁桷诗歌创作论

袁桷作为元大德、延祜年间的文坛领袖,其诗歌对元代诗歌的确立与定型有着重要作用。他在诗歌理论和创作的实践上改变了宋末诗风,其古诗具有重视兴象、意象高古之特点,歌行体表现出清新绮丽的诗风。袁桷在诗歌渊源上以汉魏建安诗人和唐人李贺诗为取法对象,对元代诗风形成了很大的影响。     

论高启对李白的接受

高启作为＂明代第一诗人＂,以博学工诗的聪明才智与兼学众家的创作追求,卓立于元明易代之际。其诗一改元末诗坛绮靡缛丽之诗风,展现出超凡脱俗之意趣。高启的个性与李白颇为相似,其诗风亦相类。高启不仅接受了李白的人格,更是通过创作实践来接受李白的诗歌。     

论佛教思想对古代文论中“虚实”范畴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虚实”作为核心的元范畴源自老庄“有无”论，早期受到道家哲学和玄学思想的渗透与作用，唐宋时期在佛学禅宗的影响下，其含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推进。佛学之“境”、“空灵”和“妙悟”三个方面影响到当时文学创作和批评，通过诗人和批评家之“桥梁”使虚实范畴由此获得新的启迪和推进，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羽“怀友诗”考论

张羽《怀友诗》23首,写于至正二十七年被困苏州之时,所记元明之际23个诗人,除很少几人外,多数湮没在元明之际的战乱之中。元诗在江南的终结和明诗在江南的开始,离开了这些湮没的诗人,其链接就不完整。他们遭际是元明诗过渡时期江南诗人命运的缩影,其生死存亡,亦可备一代之诗史。     

试析教育家吴芳吉教育实践的轨迹——为纪念吴芳吉诞辰110周年而作

吴芳吉作为爱国诗人早已享誉华人世界,而他作为教育家尚无人为之立论。从吴芳吉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渊源落笔,从人生观、认识论的高度,论述诗人、教育家吴芳吉教育实践的思想内容。     

李调元与学人之诗及性灵诗派

清代学者兼诗人李调元在世时诗坛即有以他为性灵派诗人之说。李调元虽喜爱袁枚的性灵派诗,但他们仅在晚年始有短暂交谊。李调元是学者,其诗有学人之诗的倾向,但又具有诗人之诗的特点,在乾隆时期的诗坛卓然自立,在清诗史上有一定影响。将他与袁枚在诗论、诗学渊源和诗歌创作等方面进行比较,可证实李调元不属于性灵诗派,并有与之对立的状态。我们尚应对其诗论与创作进行深入的研究。     

元好问山水景物诗的艺术特征

金代杰出的鲜卑族诗人元好问,以“一代宗匠”独步金元诗坛.他创作的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诗歌,尤其是他的“丧乱诗”,奠定了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此外,他的山水景物诗,独创一格,可与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孟浩然的作品媲美。纵观元好问的山水景物诗,佳篇丽句萃若林,意之所在,随物赋形,“上者可以惊心动     

试论《雁门集》的“诗史”性质

在古代少数民族作家中,元代的萨都刺是最知名的诗人之一。在元代诗坛上,他的诗作光彩夺目。以致后来有人推之为“有元一代诗人之冠”。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活动,记录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也记录了元代中后期由盛而衰的历史进程,被誉为一代“诗史”。按“诗史”之称起于评杜,杜甫诗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和社会生活。萨都刺诗则记录了元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进程,其中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也有社会生活的反映,本文即拟就这两个方面进行一些考察。至于诗人以诗歌记载自己的生平和行踪,虽然也有“诗史”意义,但由于篇幅有限,暂不涉及。     

从《论诗三十首》看元好问对唐诗的认识及其意义

元好问在其《论诗三十首》中，通过对唐代诗人的评析，表现出对唐诗“初、盛、中、晚”分期的认识，是明人高木秉所言唐诗“初、盛、中、晚”阶段论的先声与桥梁；在对这些唐代诗人的评析中，元好问不仅准确评价了具体诗人的特点与得失，还从整体上表明了唐诗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特点，具有一种唐诗发展史的意义。这些对唐代诗歌的评价，充分展示了元好问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独到眼光，以及博识、智慧的评价风格。     

心灵与自然的融合——古代诗词中黄昏意象赏析

中国古典诗词中有许许多多的意象描绘 ,如 :明月、高楼、秋千、芳草等 ;黄昏意象作为一种典型的情感符号 ,内蕴是丰富深刻的 ,积淀、丰富了千古文人的审美情趣。诗人们“以情观物”、“寓情于景” ,即将诗人之情投入自然之景 ,使自然之景融会诗人之情 ,在心境与物境的交融中 ,达到心灵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透过黄昏意象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人们丰富、凝重的心灵世界     

再论骑驴与骑牛——汉文化圈中文人观念比较一例

驴、牛和马是古代的坐骑,但在中国、朝鲜、日本的传统诗文和绘画中,“骑驴”、“骑牛”或“骑马”却有着特殊的象征意味。唐代诗人孟浩然作为一个布衣诗人,他的骑驴在后代形成了一个典范。朝鲜古代文人接受了这种传统,但结合其自身的生活而选择牛为坐骑,其蕴含的精神同于中国诗人之骑驴,都是和骑马相对,表现了在朝与在野、出与处、仕与隐的对峙。有趣的是,尽管在日本诗人笔下也有骑驴的描写,但却消释了驴马相对的政治意味,仅仅是出于对中国诗人外在标志的模仿。从三个国家汉文学中有关骑驴和骑牛的描写中,可看出汉文化圈中文人观念的形成、演变以及东亚文学世界中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     

中西传统与新诗的现代性

声音、翻译和新旧之争,是新诗现代性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借助诗人本人的翻译这一中介,中国新诗作者立足于中国本土语境,使新诗有了自己不同于旧诗的新的形式,新的声音、语调和思维方式.中国现代诗学对中国古典诗学的批判与接受,是在中国诗人接受了西方诗学影响的背景中进行的.20世纪中国许多诗人的"夭折",其中很大的原因,即在于他们没有始终以"诗人"自命,没有将书写"诗人之诗"作为自己终生的使命.     

间性理论的原生态--从孟子的"以意逆志"说起

孟子提出说诗者面对诗作要"以意逆志",也就是解诗者要以意去迎取诗人之志。但孟子却没有明确论定说诗者所用之意,是说诗者之意,还是诗作者之意,这就留下了文本的未定点,引发了千古不绝的争论。本文以诗的文本作为不同主体间的经验世界的对象,认为对文本底蕴的把握,既要以诗人之意去迎取诗人之志,也要以解诗人之意去迎取诗人之志,并在作为对象存在的诗—世—志的多重文本间,达到对于文学文本的体验与认知。此中既有主体间性,又有文本间性。可见,"以意逆志"说中正含有间性理论的原生态的丰富存在。     

王冕墨梅图及其题诗的审美内涵

王冕（约1287-1359）,是元代后期杰出的诗人和画家。他的墨梅图堪称精品,图上所题梅花诗与之交相辉映,共同体现了作者作为儒者心怀天下的精神。王冕追求梅树的自然之美,一百余首梅花诗,作为诗人言志抒情的主要载体,在审美境界上,蕴含着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与艺术魅力,对后世影响深远。     

论陶渊明对中国诗境的七大开拓

陶渊明是中国诗史上第一位杰出的田园诗人、隐逸诗人、平民化诗人、哲理诗诗人、儒道释融合而臻化境的诗人、首开平淡自然之风的诗人、首创无我之境的诗人。这七大开拓 ,奠定了陶渊明古今一流诗人的崇高地位。陶诗也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堡垒、精神归宿和心向往之的最高艺术境界。     

“正是终有一死者更早达乎深渊”——海德格尔诗人之天命观刍议

海德格尔的诗人之天命观是其诗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内含着诗人之“世界”、诗人之“返乡”及诗人之“倾听”,隐含着对传统艺术理论的反动和纠正。蕴涵着哲学与诗学的融通。关注诗人之天命,旨在以“它者”的视角,消解传统艺术理论中对创作主体认知的僵化和凝固。     

唐代小说中的诗人群像

唐代文言小说是诗歌时代的小说。唐代小说在进行人物个性化塑造时 ,特别强调他们的诗才 ,不论是被作为作品的主人公或是次要人物 ,他们大都是敏捷的诗人 ,是诗人的化身。在这多层次、多类型的诗人形象中 ,有前代和当代实有之诗人 ,有虚构的诗人 ,有歌妓婢妾、宫女嫔妃 ,有神仙方士、有鬼魂精怪等 ,它们成为了唐代小说中最光彩夺目、最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这充分反映了唐诗文化对唐代文言小说的影响和渗透 ,唐代小说是唐代气象的又一载体     

跨时代的大诗人但丁

但丁之卒到今天六百多年了。六百多年来,欧洲文坛经历了无数变迁,其名家之多,象灿烂的群星,其名著之众,如浩淼的烟海。但作为“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作为向中世纪封建文化猛烈开火的第一声、六百年历史长河里的前排人物,却是意大利的民族诗人但丁。他是一位“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恩格斯指出:“封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