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机制研究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关键就在于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建立完善的筹集机制应确立科学的筹资标准,明确政府、集体及个人的责任,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文章结合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主要从筹集模式、筹集标准和筹集渠道等方面对养老基金筹集机制进行分析。     

对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考

一、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意义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和人口老龄化现象的日趋严重。中国农村传统养老模式的保障功能正在弱化。2009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这标志着我国农村养老事业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此文件发布之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迅速在全国各地展开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我国实行取消农业税、农业直补、新农合政策之后的又一项重大的惠民政策。在筹资结构上,新农保采用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式;在支付结构上,采取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新农保覆盖率要达到40％,到2015年要实现全面覆盖。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于确保农村居民基本生活、调节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农民消费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新农保制度”叫好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接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会议,全面安排和部署这项工作,标志着中央又一重大惠农政策正式出台。“新农保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行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养老待遇,闰家财政全额支付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二是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办法,地方财政对农民缴费实行补贴。     

数字

2300元 据达州调查队调查，开江县近期出台了《开江县村三职干部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以提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对在职村三职干部，县财政给每人每年补400元，自缴不低于财政补贴的2倍或者按全县单位职工平均工资20％的1．5倍缴纳养老保险费；务工农民缴所选费额的40％，用工单位补60％，每年缴费金额不得低于1200元；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型及福利效益分析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其需求曲线是由农民对于私人部分的需求和公共部分的需求两部分组成。但由于农民保险意识淡薄，收入有限等因素，造成农村养老保险的需求不足的状况相当严重。本文通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需求和供给曲线变动对社会福利效益的影响的分析，阐述了增加农村养老保险需求，提高社会总福利的途径。     

收入、预期寿命和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效应

本文在考虑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典型不同缴费基数参保者寿命存在异质性的情况下，通过内部收益率的计算考察典型不同缴费基数参保者之间的养老金收入再分配效应。首先根据省级宏观截面数据估计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典型不同缴费基数参保者退休时的平均余命，再据此分别计算和比较不同参保群体的内部收益率。 研究发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总体上呈现微弱的正向收入再分配效应。虽然低缴费基数参保者内部收益率略高于中、高缴费基数参保职工，但其内部收益率因相对较短的寿命而大大降低。这也提醒政策制定者在研究制定延迟退休、社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等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参保职工内部不同群体间的平均预期寿命差别，对低收入参保者予以特别关注。     

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不能忽视“孝文化”

2009年,我国在各个省市开始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2011年,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开始在全国各个地方的农村轰轰烈烈的展开。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实施确实为广大农村老年人带来了福音,但对由于孝文化的削弱而引起的精神养老缺失,却是新型     

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分析

 针对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有限,并且对不同就业类型人员采取有差别的制度安排等问题,一些学者认为,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实际上扩大了贫富差距,不利于社会公平发展。那么,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到底产生了怎样的收入再分配？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安排是否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和促进公平发展？本文以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数据为基础,采用统计模拟和精算方法,对不同就业类型人群、不同收入水平人群、不同性别人群、不同缴费年限人群以及不同寿命人群因养老保险制度安排产生的收入再分配进行测算和分析,得出相关的结论和启示。     

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不同类型人群养老金替代率的测算

文章采用统计模拟和精算方法,依据统计系统公布的数据,测算了不同就业类型人群、不同收入水平人群、不同性别人群、不同缴费年限人群以及不同寿命人群在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安排下的待遇差距.并得出了相关的结论.     

城乡养老保险统筹的农村家庭消费效应测度研究

城乡养老保险统筹是缩小城乡养老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其有利于改进农村家庭福利水平,进而会对家庭经济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和2017年两期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城乡养老保险统筹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研讨了背后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从总量上看,城乡养老保险统筹使农村家庭总消费增加10.6%;从消费结构上看,农村家庭发展型消费提升24.8%,家庭教育消费、住房消费、衣物消费和交通通讯消费也显著增长,这表明城乡养老保险统筹显著优化了农村家庭的消费结构,增进了农村家庭福利。第二,异质性分析发现：城乡养老保险统筹对农村家庭消费的积极影响在东北部、东部、中部地区较为明显,西部农村家庭影响不显著,这反映出城乡养老保险统筹的过程需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第三,机制分析表明,城乡养老保险统筹可能通过缓解农村家庭的预算约束以及降低预防性储蓄两条途径提高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研究结论可为政府部门进一步推动养老保险改革,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提供参考。政府应继续以城乡养老保险统筹作为新时期养老保险改革的重点,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优化城乡养老保险的支付水平和支付结构。同时,养老保险统筹要进一步考虑区域发展差异,做到因地制宜,通过城乡养老保险统筹,使得农村家庭在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消费问题解决之后向更高层次的消费水平迈进,从本质上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个人禀赋、社会信任与新农保参与研究——基于新农保参与过程选择的视角

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2数据对新农保参与情况进行分析,运用农村居民参与新农保的年份考察其参保积极性。研究发现,个人禀赋中的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和个人收入水平对农村居民的新农保参与有显著影响:46-60岁年龄的参保积极性最高;身体处于不健康和非常健康状况的农村居民参保积极性不高;收入水平在新农保政策实施初期显著影响参保积极性,中后期影响有限。社会信任中个人对村干部和社会保障政策的信任度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新农保参与度,农村居民对村干部和社会保障政策的信任度越高,其参与新农保的年份越早,参与积极性越高。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新农保缴费档次,完善新农合政策,提升农村居民健康保障水平,提升村干部政治与理论素养,完善社会保障政策,提升社会信任。     

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省际迁移动因的实证分析——基于新劳动力迁移理论

利用200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的农村劳动力省际迁移数据,结合新劳动力迁移经济理论,对logit模型进行了扩展,加入了农村信贷市场、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农业受灾比例和老年抚养比,考察它们对省际迁移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村信贷市场越不完善、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越高、农业受灾比例越大和老年人抚养比越高的地区,农村劳动力外迁的比例也就越大。因此,在中国农村金融和保险市场不完善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迁移是农民分散农业风险和稳定家庭收入的一种有效方式。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

从转型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地区差距、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入手,通过建立Panel Data数量关系模型,深入分析了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表明:转型期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受影响程度最大,西部地区最小,但影响效应都是正向的;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公平性、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也不同,因此提出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村社会保障,提高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消费支出和生活水平。     

医疗保险、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

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保障人民健康安全,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从战略高度审视居民健康水平,把保障人民健康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优先目标。文章通过构建医疗保险、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的模型,采用2010—2018年CFPS五年的追踪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医疗保险、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医疗保险的参保类型会影响居民的健康水平,而在中国这样的传统型关系社会中,社会资本不仅对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还可能加强或者减弱医疗保险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具体而言,"新农合"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对居民健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城居保"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居民健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进一步地,结构性社会资本对"新农合"产生正面影响起到了阻碍作用,却充当了"城居保"扩大负面影响的缓冲剂。     

农村贫困、收入不平等与城镇化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200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

城镇化进程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计算中国省际层面2000—2012年城镇化率、农村贫困发生率和农村基尼系数,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中国农村贫困、农村不平等和城镇化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村贫困发生率随着城镇化率提高而下降,城镇化率每提高1%,农村贫困发生率会降低2.87%;农村收入不平等随城镇化水平提高呈弱倒U型变化。同时,不同地区城镇化对农村贫困、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呈现不同趋势。在未来城镇化战略中,实施农村减贫政策时应兼顾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降低农村收入不平等。     

“新农保”影响了老人的健康绩效吗?——来自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的证据

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2008-2011/2012年两期面板数据,使用PSMDD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评估"新农保"对老人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农保政策的实施对老人的健康既发挥了积极作用,又带来了消极影响。"新农保"能够显著改善老人的自理能力和减少患慢性病数,提高了老人的生理健康,但是却降低了老人的幸福感,使老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显著提升,导致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恶化。提高老人健康绩效的重点应在于对老人心理健康的照料和饮食条件的改善。同时,政府应注意到新农保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消极影响,提早预防和改进。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经验研究

基于1978-2007年的相关数据,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关系进行检验。研究认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且只是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新农保建设中的农民参保标准选择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分析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解决农民养老问题已刻不容缓。基于安徽省4县12个乡镇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Hedonic的多元Logistic模型,对于新农保试点过程中的农民参保标准选择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民参保标准选择受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认知状况与信息获取渠道及顾虑因素影响。因此应重点关注45～59岁年龄组农民的养老需求,高度关注主要收入来自农业的农民养老需求,进一步完善新农保制度,消除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忧虑。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在阐述农村产业结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从农村产业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角度研究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以江苏省为例,选用农村产业结构层次系数考察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衡量农民收入状况,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是农民收入增长变化的Granger原因,即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的加快。     

中国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研究

基于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对中国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重点关注新农保和新农合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性别、婚姻状况、是否有医疗保险、是否有亲人(除了配偶以外)或朋友能长期照顾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年龄和社交活动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部分显著。根据研究结论,建议老龄问题立法层面应考虑性别差异,适度提升基础养老金水平,进一步发挥新农合的医疗保障作用并加强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