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隋朝改革地方机构问题的几点辨析

隋朝建立以后,曾经进行过一系列改革。其中表现在地方行政机构方面,主要是:在开皇初期,隋文帝杨坚罢去五百余郡,以州领县;大业年间,隋炀帝杨广并省州县,又改州为郡。由杨氏父子前后进行的这一改革,一扫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机构的混乱局面,把存在了六百余年的州郡县三级制变为郡县两级制,简化了重叠机构,减少了官员设置,整顿了官僚队伍,加强了中央集权,应当加以肯定。然而有一些专著和文章对这一重大事件的叙述却语焉不详,不够准确;或者出于某一观点的需要而否定这一改革的效果;或则出于个人的好恶而置隋炀帝在其中的作用于不顾。凡此,笔者认为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宗旨,故撰拙文以为辨析。     

隋唐五代时期的成都

南北朝分裂的局面,由隋朝把它统一起来了。开皇三年(公元五八三年),隋文帝取消了郡一级的行政区划,变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因为这时的州郡,数字大大增加,北周末年,县为1,124个,郡为508个,州为211个。这样一个郡只领一两个县,实际上成了多余一级的政区,所以隋文帝把它撤销了。到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又改州为郡,和秦朝的郡县制很类似。大业五年(公元609),全国共有190个郡,1,255个县。成都县仍为蜀郡的治所。     

唐代前期洱海区域的部族

从汉武帝时期经略西南夷地,在洱海区域设置统治机构,初设数县,分隶益州郡和越嶲郡,后汉以此数县属永昌郡,到蜀汉就成立云南郡,领八县。此所谓洱海区域,主要是指蜀汉、西晋时期的云南郡地。当汉、晋时期,洱海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比其他区域落后,王朝统治势力也比其他区域逊色,而该地人民反抗统治的斗争则最为强烈。但是屡次反抗都     

小议隋朝的机构改革与整顿吏治的措施

西晋灭亡以后,黄河流域成为各族统治阶级争夺政权的角逐场。国家四分五裂,体制极度混乱,官僚机构重叠,郡县“倍多于古”。在方圆不到百里的地区,数县并存;一个不满千户的地方,要由两个郡分管,甚至出现了“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的泛滥现象。随着州、郡、县地方行政机构的无限制的增加,便形成了以士族豪强地主为主体的庞杂的官僚群。“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唯以苛剥百姓为乐,蛀得封建国家千疮百孔,大厦日倾。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针对这种腐败现象,首先采取了裁减地方行政机构的措施。开皇三年…     

隋朝监察制度述论

隋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局面 ,典章制度 (包括监察 )方方面面需要鼎故革新之处很多。隋制集汉魏以来监司变化之大成 ,革除前代弊政 ,在文帝开皇年间和炀帝大业年间进行了两轮改革 ,特别是隋炀帝“三台”之制多有创革。隋制对唐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往学界重唐轻隋 ,其实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 ,隋制更具特色     

评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

本文对明清之际的“改土归流”问题,不作全面探讨,仅就土司制度的晚期——清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贵州设立土官统治的历史情况从文献纪录看,贵州的建置,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春秋之时,在今贵州境内有牂牁古国。战国之际,则有雄据西南的夜郎国。汉时亦为夜郎,后置牂牁郡,其东属武陵郡,其北属犍为郡和巴郡。至唐,对待边疆地区,则采取在各族首领所辖领域的基础上,设置羁縻州或边州,大者为都督府,其次为州,小者为县,并任土酋为都督,刺史等官,世袭。当     

秦朝郡县关系考论

战国时期各国普遍以县作为基层行政机构,县在行政、经济、军事上有较强的自主权和相当大的独立性。秦统一后,在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县为郡所统辖,而郡却不具备将所辖县的综合实力彻底纳入自己的统辖之下并取而代之的能力。究其原因,除县具有一定的经济、行政自主权并贮备有大量的武器、军备物资和战国以来形成的战斗传统外,在基层还存在着浓厚的农村公社遗存。秦朝郡对县的失控,也是国家对地方的失控,从而在起义军的冲击下导致其速亡。     

隋代的禁纬和焚纬

隋代开皇十三年,文帝曾经“制禁纬候图谶”,炀帝大业元年又下令“焚燔纬书。”这在有隋一代,当然算不上是重大事件,因此,在有关隋代的史著和论文中对这个问题很少涉及或没有涉及。但是,这两次禁绝谶纬却是自东汉以来风靡盛行的谶纬之学沦丧的捩转,     

元代地方立法问题研究

元朝地方立法体现出中国古代地方立法的一般特征和元朝自身的时代特征。在元朝国家治理中,地方核心机构是行省,中央中枢机构是中书省,两者成为地方与中央所有行政、立法和司法工作的中心。元朝地方立法受制于这种国家权力结构。地方上行省成为地方立法的中心,中央中书省成为立法的中心。行省之下设有道、路、府、州、司县等地方五级行政机构,其中道、路成为地方立法中最活跃的主体,承担着地方大量立法,府、州、司县主要是提出立法动议和法律草案。当然,同时拥有本辖区内立法的权力。此外,元朝地方立法中还有军事管理机构——枢密院的行院及相关机构和御史台的派出机构——行台及监察御史等。元朝地方立法主体可以分为机构与官员两类,从立法程序上看,有本级机构制定生效与报请上级立法机构审查裁定后生效两类。元朝地方立法体系体现出元朝立法上中央的统一性与地方的分散性等特点。     

九品中正制再探

本文从所得州、郡、县中正官实例 ,分析认为 ,九品中正制中正官之设置似应为州有中正、大中正 ;郡、国设中正、大中正、小中正 ;县、邑设中正、大中正、小中正。梁初仍实行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与坞堡的存在有关。     

清奇——试探隋炀帝诗歌的一种风格

隋炀帝的诗集中有一些好诗,尤其有一些好的写景抒怀诗,这是为当代学界同仁所普遍认识并已着手研究的。在此,笔者拟就炀帝这部分诗的风格略抒一管之见。炀帝的写景抒怀诗有一种共同的风格,这就是清奇。所谓清奇,有清新奇丽两个层面,而在其不同的诗作中有着不同的展示。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     

陈朝政区地理札记二则

以往学界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行政区划的研究多采取截取时间剖面进行静态考察的研究方式,文章在陈朝行政区划的两个问题上通过动态考察的方式,结合政治史的视角,得到了与前人观点不同的结论。研究发现,在江北之地入齐后,陈朝为安置鲁悉达部曲,在江南设置了新蔡、高唐、齐昌三侨郡,隶属于北江州,一直延续至太建北伐后部分侨郡尚存在,这在以往为学人所忽视;侯景取淮北后,大量改易行政区划,传统观点认为泾州与石梁为一处,认为泾州当是阳平郡,与石梁异处,这一调整一直延续到北齐和陈朝对淮南统治时期。研究结果对《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等著作的传统观点进行了商榷。     

郡国大中正考论

郡国大中正考论罗新本九品中正制是通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选官制度，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研究成果亦甚众。对于其组织结构，至今史学界几乎均有一共识，即：其时州设大中正，郡国设小中正。大中正（或州都）乃州中正，小中正即郡国中正（１）。然而，此“共识”有...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的郡区制与早期地方治理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主要实行以郡区制为主的地方管理体制。郡区制是包括郡、百户区和村的一种三级地方行政管理体系。郡的出现以百户区为基础，郡法庭是构成郡政府的最重要的司法和行政机构。百户区由数个村组成，是郡之下的行政单元，百户区内设有百户区法庭负责处理民事案件和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村是地方基层组织的一部分，村民大会是村内共同的民众集会。村庄共同体是中世纪英格兰乡村基层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以郡区制为表征的地方治理彰显了中世纪英格兰三级治理、特定区域治理以及多向化治理的地方治理模式，对于诺曼征服以后的地方社会治理影响深远。     

曹雪芹祖籍“襄平”地望考

《曹玺传》中记述曹玺“著籍襄平”,曹玺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据此有人认为曹雪芹祖籍即襄平,也就是今辽阳。但据史书记载,襄平、辽阳在西汉时是同属于一个郡的两个县,东汉时已不属于同一个郡管,但仍是两个县名。北魏时襄平之名仍存,而辽阳之名已废。从晋朝到北魏时,襄平已由原来的县名演变成州或治所名,而辽阳在辽代才重新建置,而此时辽阳与汉时辽阳辖区已不同。襄平之名是北齐时废的。从襄平的历史沿革来看古襄平应指今之中固、铁岭、新民、抚顺、沈阳、锦州、辽阳、唐山、丰润等地,故那种把曹雪芹的祖籍说成是辽阳的说法是不科学的     

省直管县改革研究

2009年财政部发出推进省直管县的改革意见,改革推行后,对省、市、县三级政府既有利处,又有弊端,改革后可能出现两种趋势:"分省"、"合县"。从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和县级政府四个层面分析省直管县产生问题的根源,并对应的提出继续推进省直管县改革的对策。     

河南省乡镇机构改革的动力机制研究

1998、2001年和2005年下半年,河南省基于缓解地方财政短缺的压力和减轻农民负担的考虑,主要围绕着“撤并乡镇、精简机构、分流人员”进行了三轮乡镇机构改革。在前二轮改革中,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之间互相推脱分摊改革成本的责任,结果都变成了虎头蛇尾的“假改革”。在第三轮改革中,省委、省政府强化了相关配套措施的跟进,统筹协调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着力解决改革中所引发的各种复杂矛盾,最终形成了有效整合、协调一致的合作型博弈机制,可称得上是善始善终的“真刀真枪改革”。下一步,我国将重点进行市、县两级机构改革,为防止出现低效率的重复博弈,建议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这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省一级则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河南省乡镇机构改革的动力机制研究

1998年、2001年和2005年,河南省基于缓解地方财政短缺的压力和减轻农民负担的考虑,主要围绕着“撤并乡镇、精简机构、分流人员”进行了三轮乡镇机构改革。在前两轮改革中,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之间互相推脱分摊改革成本的责任,结果这两次改革都变成了虎头蛇尾的“假改革”;在第三轮改革中,省委、省政府强化了相关配套措施的跟进,统筹考虑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着力解决改革中所引发的各种复杂矛盾,最终形成了有效整合、协调一致的合作型博弈机制,仅用3个多月就解决了长期困扰河南农村发展的“老大难”问题,因此称得上是善始善终的“真刀真枪改革”。下一步,我国将重点进行市、县两级政府机构改革。为防止出现低效率的重复博弈,建议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这项复杂而艰巨的改革工程,省一级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历史时期丹江口库区城市发展简论

丹江口库区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起点。历史时期库区的城市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先秦两汉是沿汉城市的发展阶段 ;魏晋以至元代是山区山寨坞堡与城市集镇交替发展时期 ;均州成为新的城市中心 ;明清时期随着汉丹水运的发展 ,形成府州—县—乡镇多级城镇网络     

论孙吴对岭南的统治

在汉末争夺斗争中，交州最终归孙吴所有。孙吴对岭南的开发治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交州开始归顺孙吴，并开始了对海东四郡地方势力的整顿，而且建立起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在第二阶段，孙吴铲除了士燮家族势力，实现了对交州的直辖管理，交州社会发展有了很大变化。第三阶段，分交州置广州，新设了很多郡县。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孙吴统治之下的岭南社会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也为该地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