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宪法思想评析

孙科领导了“五五”宪草的拟定,并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展现了其宪法思想。这些宪法思想是他在继承孙中山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其政治实践和中国实际情况的产物。孙科的宪法思想是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基础,以实现民主宪政为目标,以致力于地方自治能力的提高为制度建设根本的思想体系。重视宪法的经济性是孙科宪法思想的重要特征。     

《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设计之中央政制的比较分析

《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是张君劢依据“政协十二原则”起草而成,它在中央政制的设计上匠心独具,以“五权之名,行三权之实”,打破了“五五宪草”的制度架构,经过修改后,成为《中华民国宪法》的底本。本文将《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与“五五宪草”及《中华民国宪法》进行了对比分析。     

论人民权利的立法价值取向转变——从“五五宪草”到《中华民国宪法》

民国宪政道路比较坎坷,从"五五宪草"到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关于人民权利与自由之争,体现了立法价值的进步。"五五宪草"制定过程中,吴稿与张稿之争体现了不同的立法出发点,最终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选择了吴稿,体现了宪法间接保障主义的精神,但在《中华民国宪法》中却选择了自由主义倾向的宪法直接保障主义,而从限制主义到宪法保障主义也是宪法制定中最有争议议题。其转变虽然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立法者对宪法中人民权利认知的深入,是时代的进步,意义深远,对当下宪法公民权利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大法官释宪制度在近代中国的形成及其初步实践

1946年旧政协起草的宪法草案对五五宪草进行了较大的修改,效仿美国将司法院明确规定为最高审判机关,并赋予大法官以宪法解释权.但是,由于最终公布的宪法文本上对这些规定作了文字表述上的调整,而司法院组织法也维持了既有的司法院体制,在司法院之外仍然存在最高法院,因此大法官并不审判具体案件,仅抽象地进行宪法解释,从而转向了欧陆式的违宪审查制度.     

在宪法视角下,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读《江泽民文选》三卷札记

学习研究《江泽民文选》中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特别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确立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入宪反映了时代要求,体现了党依法执政的理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入宪技术上要求人大启动宪法解释程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宪法原则和宪法规范需要漫长的法律化和程序化过程。     

三民主义入宪探析——从“吴氏宪草”到《中华民国宪法》

1933年吴经熊以个人名义发表《吴经熊氏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其中的第一条规定,引起了争议。①1936年公布的＂五五宪草＂中该条并未作任何改动,再次招致激烈批评。耽于抗战,该草案未正式通过。1946年重新修订宪草时,经过多方角力,最后达成妥协,该条更改为＂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宪草第一条所引起的争议以及最后的改动反映了各党派以自身立场为出发点的利益考量,也折射出社会各界对民主宪政的普遍期待以及对防止重蹈专制独裁之路的高度警觉,同时还体现了时人对国民党党治的不满以及对三民主义的不信任。     

"五五宪草"之立法技术分析

从"五五宪草"的制定过程及结构、内容和外部形式看,其立法技术,包括体制技术、程序技术与表达技术,均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其立法理念与立法技术之间,充分体现了"理性"与"经验"、积极功能与消极功能、法律发展现代化与本土化相结合。"五五宪章"不仅为当代立法提供了参考与借鉴的经验,而且为中国的宪政建设提供了有益的资源。     

从“梁启超宪草”看民初中间势力的政制抉择

出身清末改良派-立宪派的梁启超在民初立于官僚派与革命派之间,秉持温和、稳健的政治主张,成为中间势力之代表人物。梁启超拟定的宪法草案接受有限度的内阁制,寻求立法与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他一方面反对新兴革命派势力要求国会独大,主张给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固有势力保留一定的权力空间；另一方面又反对袁世凯的行政专权与独裁。“梁启超宪草”所体现的温和主张为民初政治转型提供了一条理想路径,虽然在实践中未能被贯彻,但仍不失其重要意义。     

联邦主义的和平宪政诉求——“国是会议”与“国是宪草”评述

民初在国家混乱之际,部分社会团体和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政治事务的热心,决定在上海召开全国性的社会团体会议,共商国是。上海"国是会议"得到了全国各地社会团体的支持,并且通过了"国是会议宪草",为国人描绘了一幅组建联邦国的政治蓝图。国是会议反映了地方精英和平宪政诉求,"国是会议宪草"部分内容后来也为国家正式宪法所吸收,从而在近代宪政史上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宪法位阶的环境法：南非宪法环境权条款及其启示

近年来,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环境权入宪成为各国立法保护生态环境的一股潮流。在非洲,已有26国对环境权进行了宪法化的规定,是环境权入宪的主力军,其中以南非宪法环境权条款最为完备。南非宪法第24条赋予每人皆有无害于健康与幸福的环境权利,规定了国家通过合理立法和其它措施履行环境保护义务。不论是条文内涵还是法律规则,南非宪法环境权条款均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可以为我国环境权入宪提供有效的立法借鉴。     

李大钊、《言治》与天坛宪草

为了反击民国制宪中的右翼保守主张,推动民国第一部宪法的民主化,李大钊等领导的北洋法政学会以《言治》月刊为基地,围绕国会体制、孔教入宪、宪法颁布权等制宪热点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有力地推动了天坛宪草的民主化（该宪法草案因在北京天坛起草,史称天坛宪草）.天坛宪草虽因袁世凯政府的极力破坏而没能颁布实施,却是中国民主制宪的伟大尝试,是中国宪法思想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李大钊等推进中国民主法治的珍贵记录.     

"期成宪草"探微--抗战时期民主宪政运动的重要成果

1940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修正草案>(简称"期成宪草")的提出,是抗战时期民主宪政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的爱国民主人士坚持抗战立宪并举,借鉴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首次尝试.本文运用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阐明"期成宪草"于当时必然流产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它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文章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国民党统治下的民国行宪之艰难,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团结各民主党派,领导中国人民推进民主宪政的斗争历程.     

政治宪法留下了什么？

英国的政治宪法学应当从关于政治宪法和法律宪法之间已显过时的对比中继续前进。将联合王国宪法作为焦点,分析作为政治与法律混合体系的当代宪治秩序,发现这样一种混合体系无论是相对于政治宪法模式还是相对于法律宪法模式,都可能是一种更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体系。     

论日本明治宪法对近代中国立宪影响的有限性

近代中国的立宪受到了日本明治宪法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仅限于1908年清政府出台的《钦定宪法大纲》。而《钦定宪法大纲》并没有予以公布,第一部真正予以公布的宪法性文件是1911年的《重大信条十九条》,但是,该"信条"已经转向采用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模式。民国建立之后所通过的包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五五宪草》、《中华民国宪法》等一系列宪法文件,已经完全摆脱了日本明治宪法所具有的钦定宪法色彩,主要的立宪理论是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以及欧美国家的共和国宪法的理念。所以,近代中国的宪法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充分借鉴了欧美国家的立宪经验;另一方面,又充分注重了中国的国情。日本明治宪法所具有的钦定宪法特色对于催发近代中国的立宪意识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     

共存而优先——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法理论

基于对英国宪制之一元化民主传统的认同与重述,贝拉米在《政治宪治主义》中构想了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治主义",以显著区别于欧陆及美国的相关政治宪法论述。贝拉米从权利冲突的性质入手,批评了司法审查的权利论基础,赋予了权利冲突及其解决以政治性质。在规范基础上,贝拉米接续了当下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念,对政治与权利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铺排并最终指向一种确保平等和参与的民主框架。贝拉米在理论上并未根本拒绝宪法政治,但认为常态政治本身就具有宪法意义和优先性。这样一种更为平和的"常态政治宪治主义"为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理论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为中国当下的宪治转型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考方向。     

白芝浩和他的《英国宪法》——白芝浩《英国宪法》译后

白芝浩是一位有着独特视觉的宪政大师，他的《英国宪法》也是宪政理论经典。该书探讨的是处于实际运行中的政治“活宪”，侧重对英宪中政治惯例的阐释。这种视角对于中国宪政研究和宪政建设是有相当启示作用的。     

孙科与“非常会议”

本文分析了１９３１年孙科在“非常会议”期间的种种表现，以及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想与蒋介石建立个人独裁专制的愿望发生的冲突，认为孙科是有政治理想的，在国家政治体制问题上，最早提出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在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呼吁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势单力薄，缺乏广泛的党内和社会的支持，无法在国民党内形成对决策有影响力的压力集团，无法成为国民党的重心，因而也就无法实现其理想。     

小选举区制与1946年国民大会代表选举

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五五宪草"中规定1946年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方式为小选举区制。这种选举方式是实现孙中山"直接民权"构想中的必要步骤;符合世界选举制度发展趋势;而且经过了严密的立法程序,故而有其合理性。但是,此种选举方式却可能导致一党专政,而对本已是一党政体的国民党来说,结果是更加强化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从而引起其它党派的强烈不满,导致政府合法性危机加深,并且引起了革命战争,最终使国民党政权垮台。     

新宪法是运用马列主义宪法理论的典范

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于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这部新宪法合乎中国的国情,具有中国的特色,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宪法理论的典范.它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宪法一词是从拉丁文“constitutio”翻译来的,有“规定”、“确认”、“组织”、“结构”等含义,最初应用于罗马帝国的立法中,所表示的是皇帝发布的“敕令”、“策令”、“诏书”等.在我国古代典籍中虽然也出现过“宪”的概念,如“天戒人臣,克有常宪”(《尚书》),“赏善罚奸,国之宪法”(《国语》),“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四书》),     

环境权入宪的理论探讨

随着我国环境危机程度的加深,如何保护环境权也成为学术和理论界热点关注的话题。在2013年召开的两会上有代表提出将环境权写入宪法,这既有利于填补当前出现的环境权救济的理论空白,也符合宪法发展的国际趋势。本文主要阐明了环境权入宪的法理基础与必要性,阐明国外环境权入宪的立法实践,立足于我国环境权保障现状,为环境权入宪提出合理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