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朝奉”考

明清时期的徽州 ,“朝奉”是对有社会地位者和富有者的称谓 ,尤其是对经商者的称谓。徽商中的投资人 (老板 )、经理 ,以及普通营业员都被称为“朝奉”。     

小议徽州学徒

明清时期的徽州俗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说的是徽州的男子到了十三四岁,便要离家外出当学徒学做生意。在经历了学徒阶段的学习和磨练后,这些徽州子弟正式走上经商之路,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经商营生,铸就了明清两季徽商的辉煌与荣耀。     

徽州乡镇志中所见明清民间救荒措施

明清时期,徽州一直粮食奇缺,但它有较完备的救助系统。明初,徽州主要由官府实施备荒和救荒措施,但明中叶以后官方的备荒和救荒系统趋于式微,而民间的社会救助系统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社会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民间备荒行为在平时以建设义田和社仓、义仓为主,而救荒措施除了散粮赈济,还包括施药、施棺等措施。明清徽州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实施民间社会救助,一方面是由于官府的奖劝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宗族的有效组织。     

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与新变——兼论徽商的衰落问题

近代以降,徽商经营从首重盐业转变为以茶为大宗,徽州茶商在徽商中呈崛起之势。相较于传统徽州茶商,近代徽州茶商的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经营中心从广州转至上海,二是经营方式从重运销转向重产制,三是与金融资本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不能简单视为传统徽商的中兴,它既是传统徽商实力之延续,也是徽商在近代的蜕变与新生。近代徽州茶商的发展表明,徽商在近代并没有彻底衰落,更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在一些行业仍然保持着较强实力甚至还有所进步;但与明清徽商相比,近代徽商竞争力之削弱以及在中国商业版图中地位之降低是不争的事实。     

民国时期旅外徽州人所办刊物与改造徽州社会的舆论动员

明清以来的徽州是一个高移民社会,以徽商为主体的旅外徽州人与故乡始终保持着良性互动的关系。民国时期,旅外徽州人面对家乡社会的衰落,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和使命感,他们通过组织同乡团体,创办刊物,发表各种改良言论,为革新徽州面貌进行舆论动员。这些刊物以建设新徽州为使命,高度关注徽州的教育和烟赌等社会问题。虽然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旅外徽州人的很多改良建议流于形式,但是对徽州新思想文化的孕育与传播仍然起到了一定作用。某种程度上,旅外徽州人在用一种批判的态度表达对乡土的敬意。     

税制变革、基层行政与近代徽州茶叶贸易

晚清政府为应对日益加重的财政负担,将传统以田赋为主的税收逐渐改为以工商税为主,税收制度和税收性质发生明显改变,对徽州茶叶贸易产生较大影响。清政府为解决军饷而创设的厘金等税收制度,既有国家规定的征税数额,同时也包括地方官员在此基础上长期形成的陋规溢收,导致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至民国时期仍然如此。茶商对商业会馆、善堂等自愿捐输的慈善行为,逐渐演变为官方强制性的任务;基层繁杂的行政运作体制,使得茶商在寻求正式规范中的官府行政资源解决商业纠纷时,既耗费金钱又耽延时日,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商业贸易的进程,也是影响近代徽州茶叶贸易乃至中国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徽商的人文精神与明清徽州社会

徽商的人文精神蕴含着儒教精神、血缘伦理和重商心态等极为丰富的内涵。儒教精神强调社会责任,血缘伦理强调家族责任,重商心态主导舆论方向。徽商内蕴的人文精神又被外化为"儒行"、宗族组织和重商文化。这些对徽州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几份契约文书看徽州宗族的社会调适

从现存的“清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吴永福立罚纸笔据”等徽州契约文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清中期至民国初徽州宗族在处理宗族内部和族际问题时,调适缓解处置矛盾、维护宗族和乡村安定的一些社会实态。徽州宗族在相当长时期内,其社会调适和乡村社区管理是有力和有效的。     

古徽商经营理念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启示

古徽商的经营理念和经营体制给现代经济生活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通过对徽商的发展过程、经营原则、经营方式等方面的深入研究,认为古徽商商业运营的理念和在商号管理、商号运营中所蕴藏的传统商业文化,反映出几百年来徽州人打破地域限制到全国各地去经商的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其公平守信的经商原则、以义取利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民间商会组织的强大功能等,为现代中国企业的经营发展提供了许多值得汲取的宝贵经验。     

徽州刻书与徽派版画艺术探议

徽州刻书约起于唐末至五代时期,盛于明中叶,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为徽州刻书最为辉煌时期,至清中期渐渐衰微。徽派版画是源于徽州刻书中的插图艺术和墨谱,它由刻书和制墨的兴起、鼎盛、创新,逐渐形成独立的版画体系。徽派版画在我国版画艺术中,是一株引人注目的奇葩,无论其镌刻之精、遗存数量之多、艺术价值之高,皆精于其它派别版画。     

徽州民居身世源于东阳民居吗?

通过对形成独特风格建筑体系的条件,即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人才辈出的地理环境,与徽商同步发展的徽州建筑队伍、徽商的雄厚经济势力,以及徽州与皖南的建筑规制、模式、手法、渊源、志书文献记载,徽商活动的舞台等的分析,说明徽州民居身世不可能源于东阳。     

论徽州雕刻的艺术风格

在徽文化中徽州雕刻的艺术美令世人瞩目。徽州雕刻包括徽州地区的木雕、石雕和砖雕等民间工艺,它们广泛应用在徽州地区各村落的门套、屋顶和柱础等古建筑装饰上,使其建筑极具艺术之美。徽州雕刻是明清时期崛起的徽派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浓厚的地方民间特色。徽州雕刻在艺术风格上注重张力、构图饱满、图像抽象、雍容华丽,焕发出健康向上的气息,表现了徽州人对美好生活向往。     

论晚清徽商对徽州社会救济事业的扶持——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赈捐为例

明清徽州社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徽商印记,及至晚清,情况依然如此。光绪三十四年夏,徽州暴发特大水灾,徽商在灾荒场域之外迅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赈捐行动。旅沪徽商利用同乡网络组织居中协调,借助现代公共媒体,更新募捐手法,广发募捐公告,号召流寓各大城市的徽籍人士慨输资财,以纾解故土家园的灾难。徽州地方官绅颇为依赖旅外徽商,两者互为奥援,极大地提高了赈济效率。与徽商数额庞大的捐款相比,官赈已退居微不足道的位置,而此次赈捐所体现出的地缘色彩和募捐程式也为考察晚清义赈的演进提供了合适的样本。     

从徽州家谱看徽州家风建设——以绩溪家谱为中心

徽州家谱辑录了大量家训家法等文献资料。家训中有关做人、持家、志学、为官的家风建设,体现了宗族对族人做人处世的基本要求,折射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家庭问题上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徽州优良家风的传承不仅对基层乡土社会的宗族建设和内部结构的维系有精神支撑作用,对于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新时代家风的培育亦有重要意义。     

徽州俗字成因探微

徽州俗字来自于徽州古文书,其产生和发展具有复杂的文化因素。对徽州俗字进行研究对徽学、文字学都有重要的意义。徽州俗字的产生,既有一般社会历史因素,也有缘于行业用途等因素而形成的特有的书写变异。     

唯物史观与徽学研究的发展

作为一门新兴而稚嫩的学科 ,徽学的科学内涵、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建设还存在许多争议。对此 ,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遵循徽学研究的发展规律 ,实事求是地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和研究。文章认为 :徽学主要是以徽州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体 ,综合研究徽州整体历史文化以及徽人在外地活动的一门新兴学科。就学科性质和归属而言 ,徽学应当属于历史学中的专门史或历史文献学研究的范畴     

朱熹理学的传播与徽州和谐社会的建构

朱熹理学在徽州地区得到传播与实践,逐渐形成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新安理学学派。朱熹就是新安理学的创始人。朱熹理学的精义通过教育得以传播并渗透到世风人情、族规民约之中,对徽州地区和谐社会的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思想学说必然对社会文化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提供了一个例证。     

徽州文化视野下的乡村治理——以绩溪宅坦村为例

乡村治理的状况如何关乎转型期农民问题的解决。文章以安徽绩溪县宅坦村为例,考察了该村的乡村治理现状及其特点,认为它由于有传统文化的支撑才得以呈现出比较理想的状态,因而我国的乡村治理不能忽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