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的动态演化

运用收入转换矩阵和惯性率指标,文章对1989～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的动态演化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转轨时期,我国居民收入的相对地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部分居民的经济地位存在改善机会。收入流动整体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高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位置呈现固化趋势,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地位比较脆弱;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总体状况优于城市,农村的顶层缺乏流动,而城市的顶层和底层都较缺乏流动。改革现有分配制度,打破高收入群体的固化状态、以教育投资促进低收入群体改善收入地位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应是我国未来社会政策的主要方向。     

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

通过收入均值法和百分位转换矩阵法,对中国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现阶段,中国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差,存在较明显的收入代际传递现象;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显著高于西部地区;(2)对于各地区内部而言,处于收入分配两端的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都较为封闭;高收入组群子辈收入向下流动的趋势逐渐增强,低收入组群子辈收入向上流动的趋势逐渐减弱.     

我国区域城镇居民收入流动比较研究

改革过程中实施"区域差异改革"策略导致东中西部遵循不同的发展轨迹,因此,分区域考察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流动格局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对区域城镇居民收入流动分析发现:第一,东部和中部的收入流动水平在1993-1997年间达到最高,随后不断下降,西部地区在2000-2004年间达到最高峰后出现下降。第二,从不同收入阶层地位的动态演化来看,各地区中等收入阶层经济地位具有不稳定性;相比中部和西部,东部的顶层缺乏流动性,同时底层居民表现出较强的向上流动水平。第三,进入2004年之后,中西部地区收入流动的绝对值及其福利的增长速度都高于东部。因此,创造机会平等的公共政策,打破限制劳动力跨区流动的制度障碍,建立完善的福利保障制度,以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从而实现居民收入总体向上流动比例大于向下流动比例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子代教育、社会网络与收入代际流动性

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收入代际良性流动能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对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均能促进收入代际向上流动,前者作用较后者更大,二者交互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子代受教育水平是城乡居民、东西部地区及中低收入家庭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而社会网络对农村、中部地区及中等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面向教育和社会网络,城乡居民应结合地域及自身资源,充分借力教育促进子女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中部地区和高收入群体要提升子代教育质量,提高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彰显度;低收入家庭亟需迈向中等收入群体,继而融合教育和社会网络力量以达到收入代际跃迁。     

社会流动与居民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

提出理论假设,构建Ordered Logit模型,基于3 109份问卷调查数据,对社会流动与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户籍流动对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籍与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对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收入向上流动对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居民绝对收入越高,城镇居民相对收入越高,其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越高。(3)教育流动对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实现代内教育流动的城镇居民和低收入居民,其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依次高于农村居民和中等收入的居民。(4)个人的职业与职务等级越高,其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越高;职业与职务向上流动对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研究结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促进社会流动(户籍流动、收入流动、教育流动、职业与职务流动),特别是促进底层群体向上流动,不仅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能够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     

我国城乡不同收入居民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研究

采用欧洲五维度健康量表对不同收入城乡居民的健康状况进行测量,五维度存在中/重问题的比例随着收入的降低而增高,疼痛/不适是不同收入阶层在五维度方面的主要问题。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低收入阶层在五个维度存在问题的比例均高于其他收入阶层。相同收入水平下,女性人群有健康问题的比例较男性高。收入阶层越低健康相关行为越差,农村居民的健康相关行为与城市居民相比较差。经济收入对居民健康有较大的影响,低收入阶层存在较多健康问题。政府应该完善健康保障制度,强化医疗救助政策,提高健康公平性。     

市场化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

收入流动反映长期收入差距变迁,代际收入流动更是关乎普通民众阶层跃迁,这是关系经济长期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问题。以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和全国1%人口抽样数据为基础,研究市场化进程对于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期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流动性一直在下降,根据不同指标,下降幅度约14%~21%;截面数据研究表明,全国层面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66~0.69,流动性较低,子代收入水平与父代收入水平高度相关。（2）市场化程度对代际收入流动有显著影响,代际流动性的区域差异非常大,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越强,阶层固化现象越弱。（3）机制讨论初步表明,市场化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活跃市场主体增加就业流动性等渠道提高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对于全面理解我国跨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社会阶层流动等重要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     

中国城镇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测度与比较

根据房价收入比、住房可支付性指数和剩余收入法的不同适用性,对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可支付能力及其时序变动、区域差异和收入阶层差异进行了测度与比较.结果表明,最低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能力无法在住房市场中实现其住房需求;中等收入及以下各阶层住房支付能力呈下降趋势,且区域差异持续扩大;中国城镇住房供应结构不尽合理,各收入阶层与相应住房类型匹配性不完善,中低收入阶层城镇居民面临着较严重的住房压力.     

基于房价收入比计算的农村人口分化研究

运用文献法和归纳法,梳理国内学者研究城镇房价收入比和城镇居民基于住房的分层后,可发现国内学者从农村房价收入比和从住房角度研究农民分化很少。计算农村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5个收入组的房价收入比,估算5个组别家庭现实中自建房需要的大略时间,然后将农村高收入组别家庭收入与城镇的中等收入组别家庭收入做比较,可判断高收入组别家庭在城镇购房的可行性。基于农村适婚年龄和低收入户的建房时间比较可判别农村低收入家庭实现自建房的可行性。基于上述判别,将农民分成主要家庭成员在城镇购房居住阶层、在农村建新房居住阶层、放弃在农村建新房居住阶层3个群体。得出结论:农村人口分化的根本原因是收入的分化;3个阶层的选择体现出农村中以"小"为中心的文化氛围;优质资源单向由农村流向城镇,造成恶性循环,不利于农村和全国整体经济的长久发展;放弃建房人口在住房分化中向上通道基本闭塞。     

家庭收入对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基于CHNS数据的发现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对我国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行为与其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表明,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与其家庭收入之间具有U型关系,换而言之,低收入家庭居民和高收入家庭居民更容易选择非正规就业,而中等收入家庭居民则倾向于正规就业。此外,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与其受教育程度之间呈现稳健的负相关关系;相较于男性和城镇居民而言,女性和农村居民更有可能选择非正规就业。     

征地拆迁对农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荆门市城郊农村的调查

在城郊农村阶层分化背景下,征地拆迁本质上是对土地增值收益在农村各阶层间的再分配过程,它涉及到阶层间的博弈关系,必然对农村各阶层的状况、阶层流动和阶层关系产生影响,重构农村阶层结构。征地拆迁对农村各阶层的影响因各阶层的权力、土地和社会关系差异而不同,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有的阶层实现了向上流动,而有的阶层则在经济、声望和职业地位等方面都下降了。征地拆迁中的阶层博弈既促成了精英阶层内部的利益联盟,也产生或加剧了其他阶层与农村体制精英的对立关系,农村阶层关系愈发紧张。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研究——基于绝对收入流动性的视角

利用CHNS的六轮农村居民收入调查数据,从绝对收入流动的视角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及其来源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并且长期内的收入流动性程度要高于短期.(2)以1996年和2003年为拐点,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三阶段趋势特征.同时,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与同期相对收入流动性的变动趋势相同.(3)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主要来源于农村内部各家庭间收入地位的变动,收入增长的贡献程度次之,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绝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有限.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居民收入——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

选取了1999年至2008年我国30个省市农村数据,分别构建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短期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能够产生直接的经济效应,促进农民增收;动态面板数据的结果则表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所带来的农村交通设施条件的不断改善,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民收入的长期稳定增加。进一步地,将两类模型的估计结果予以对比分析发现,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短期效应将高于长期效应。     

经济集聚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基于川渝地区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对比分析

经济集聚和乡村振兴作为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重点问题和现实诉求，二者能否"相得益彰"备受关注。虽然现在脱贫攻坚任务业已完成，考虑到"贫困陷阱""顽固贫困"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等关键问题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实现传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破除连片特困地区的相对贫困桎梏和防止返贫的关键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文章在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探讨了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认为经济集聚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对邻近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对称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同时具有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特征。作者以西部经济最活跃、贫困问题相对突出的川渝地区218个区县为样本，将反映地理和经济特征的空间权重矩阵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对全部样本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民的增收减贫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存在路径依赖和"滚雪球"特征，具有长期的正向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可以显著促进农民增收，但其短期效应并不显著，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仍然是较长时期内地方政府必须加以重视的工作重点。对传统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两类地区分样本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典型的空间非对称性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的特征，经济集聚不仅不能有效促进边远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农村居民收入状况的恶化。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认为在肯定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积极作用的同时，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后脱贫攻坚时期，既要不断增强经济集聚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又要重视经济集聚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在减贫效果上的差异，合理调整政策，有意识地将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和深度扶贫政策相结合，切实做到持续改善贫困县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     

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个体健康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利用2006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以18岁及以上的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运用残差虚拟似然法（RSPL）来分析农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个体健康异质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不同县的农村居民个体健康的异质性以及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和年龄对其健康的效应的异质性。（2）对于低收入水平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减弱收入对其健康的正效应;对于中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加剧年龄对其健康的负效应。     

河北省实现“消费导向”型经济发展的瓶颈分析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也是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建立"消费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成为我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从影响河北省居民消费的因素入手,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消费倾向、财产性收入、社会保障等角度分析实现"消费导向"型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模型的估计及实证分析

该文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和ELES模型,对2000-2010年的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支出情况进行模型估计,得出收入和消费的依赖关系: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纯收入)的多少直接影响人均消费性支出的规模;城镇居民中消费和收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而在农村这一滞后性表现得相对微弱。在此基础上估计出各类消费品的支出及其构成,并求得边际消费倾向、需求的收入弹性以及价格弹性等。最后提出,应该进一步有的放矢地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以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意愿,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沉淀消费潜能探析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在当前收入水平下的沉淀消费潜能释放,对于统筹西部地区城乡发展和培育新兴消费市场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消费潜能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对消费潜能概念进行界定,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沉淀消费潜能展开测算评价。研究认为,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是指农村居民尚未得到满足的合理性消费需求;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沉淀消费潜能整体规模较大,但人均消费潜能较小,云南和广西的农村居民沉淀消费潜能总规模最大,青海总规模最小,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沉淀消费潜能存在显著的省域差异。西部地区农村应通过建立特色乡村产业、推动非农产业发展、提高工资性收入比重、促进教育资源的均等化等措施,把西部地区农村的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应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对消费环境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倾向,才能充分释放消费潜能。     

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式对家庭生活福利的影响——基于陕西、河南两省城乡随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0年陕西、河南两省城乡居民迁移状况随机问卷调查数据,以农村家庭为研究单位,按照家庭主要劳动力职业变更情况和居住(就业)地变更情况,将农户分为四种流动模式:本地农业生产型、本地非农业生产型、季节性乡城迁移型和城市居民化型.在对四种类型家庭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评价了不同流动模式对家庭收入和生活满意度两个方面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家庭不同流动模式均能够有效提高家庭收入,进一步影响家庭生活满意度,但农村本地非农业生产型家庭和城市化型家庭收益较大,虽然临时性的劳动力流动增加了季节性就业迁移家庭的收入,但是不完整的家庭生活使得季节性就业迁移家庭生活满意度较低,进一步指出促进富裕且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农村家庭城市化是提高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改善农村居民家庭生活福利的理想选择.     

加速转型期北京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探析

跨入21世纪以来,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全面进入加速转型期,城市居民之间、农村居民之间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距不断扩大,本文从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阶层的加速分化和个人经历以及家庭背景的不同等方面探讨了加速转型期北京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