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兵部尚书民族性考论

金代兵部熙宗时始置,最初由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兼任其长官,其后始有专职职官设置,先设兵部侍郎,后置兵部尚书。已搜检出的30位兵部尚书中,女真人达20位,占居多数。出职、科举、归降、因功是金代兵部尚书的四种入仕途径,女真兵部尚书以出职入仕为主,汉人兵部尚书以科举入仕为主。同品级平调是金代兵部尚书职官迁转的常规程序,对于女真人而言兵部尚书大多呈现的是一种官职的调动,对于非女真而言代表的是官职的升迁。金代兵部尚书无论在身份、入仕途径、职官迁转诸方面具有较强的民族性。     

宋代吏部尚书仕履研究

通过统计宋代吏部尚书任职前的仕履状况,发现宋代吏部尚书中将近9成官员在任吏部尚书之前的仕履中曾有过吏部或者相关部门的历练,而且许多吏部尚书之前曾担任过吏部多种相关职务,尤其是担任吏部副贰／吏部侍郎的比例高于前代。宋代吏部尚书之前曾经担任过吏部相关职务者稍多于唐代,这正是吏部尚书这一官职经过唐、五代十国后不断发展变化、越来越完善、人选要求越来越严格的结果。官员任吏部尚书前是否曾经担任过吏部的相关职位,是其能否胜任吏部尚书一职的重要依据,也是皇帝和宰辅集团挑选吏部尚书人选的重要参考标准。通过对没有吏部相关仕履的吏部尚书的考察,发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朝廷的股肱大臣,虽无吏部仕履,但均具有担任吏部尚书的能力。宋代任命吏部尚书的首要原则是任人唯贤,其选任标准是相对公平的。     

唐初三省长官皆宰相──《论唐代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读后

《论唐代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一文认为尚书省长官从唐初起就不是宰相，此说不确。武德元年后到唐太宗去世，尚书仆射不加衔即为宰相，高宗继位后到武则天去世，仆射须加同三品等衔方为宰相，这是将三省长官以外官员加衔为宰相之法用到尚书仆射身上，使仆射仍为宰相之职。及至神龙、景云时，仆射有不加衔者即不能履行宰相之职。     

北朝尚书祠部考略

北朝的尚书祠部是隋唐礼部的前身,它仿自魏晋南朝,经自身整合改造后又为后世所沿袭。北魏祠部与仪曹始终并行,共同担负国家仪礼事务,后来祠部尚书例与尚书右仆射通职。北齐祠部成为尚书省唯一的仪礼机关。北朝祠部已经初具日后礼部的职能。北朝甚重祠部官员的人选,通常青睐具有良好素养的士族子弟。     

范缜是社旗县人

范缜是社旗县人惠国钟，杜道德范镇，字子真，我国古代著名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生于南北朝时期约宋文帝（刘义隆）二十二年至梁武帝（肖衍）天监十四年（４５０—５１５），出身寒微，少时好学，博通经术。先后仕齐、梁，任尚书殿中郎、尚书左丞等职。对于这位历史地位...     

“兵部尚书赵公成庆之墓”碑考

赵成庆是元代中后期重要的监察官,一生为官历经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惠宗六位皇帝,由正九品累官至御史中丞。"兵部尚书赵公成庆之墓"碑以及文献记载,其为官刚正,激浊扬清,不仅兼任过通奉大夫、资善大夫,并在至正年间任御史中丞兼兵部尚书等职,其对于元代中后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其后代至少十余人在明清两朝于多地担任要职,施政于地方,可谓功勋世家。     

张百熙与中国近代教育

张百熙(1847—1907),字冶秋,湖南长沙人。1874年中进土,早年授翰林院编修、侍讲,任山东、四川等地乡试考官,并先后任山东、广东两地学政。以后又历任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他一生热心教育事业,积极投身教育改革,是中国近作教育改革的先驱者。他既从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有见解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同时又身体力行办学堂来振兴教育事业。但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对这位教育家的研     

两汉谒者官制初探

谒者,与尚书、御史等官一样,是两汉时期的重要官职,它对维护两汉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对加强皇权,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来的魏、晋、南北朝、隋各代(北周除外)都承袭这一官号,而其职稍有变通,至唐则以中书省的通事舍人代之。东汉时,尚书台、御史台和谒者台被合称为三台。但是,多年以来,人们强调了尚书、御史在两汉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而对谒者这样一个同样重要的官职,至今尚未见有专文来讨论它。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率尔操觚,拟对谒者这一官职加以初步的探索,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诸位学者、专家。     

有感于陈寿的“三不喜”

《明史·陈寿传》中记载,陈寿,字本仁,历任户科给事中、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陕西巡抚、南京刑部尚书等职。他一生为官四十年,严于律己,恪尽职守,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以至于家贫无家可归,只得流离失所,甚至在死后也无钱下葬,深为时人所称     

太平天国的侍卫

《贼情汇纂》卷三,叙述太平天国官制,错误忒甚.今止校勘其中的一条,即:《同职官分表》:《职同检点官名目》中的《日干侍卫》."职同官",这个名目,虽然出自太平天国,但是根本不通.据《同职官总表》记载,有职同检点、职同指挥、职同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十种"职同官".今以《分表》中《职同检点官》为例.侍臣、掌朝门、掌朝仪、日干侍卫、左右史、引讚、通讚、总圣库、总圣粮、东殿尚书、东殿承宣、东殿仆射、东殿指使、东殿引讚、东殿掌门、典天舆头目、东殿大旗手十七种名目,各有自己的具     

关于榆林窟第25窟壁画藏文题记释读的两个问题

榆林窟第25窟壁画完成于吐蕃统治河陇时期,该壁画藏文题记中的shangshevi实际是汉文“尚书”的音译,是指总制河陇地区的吐蕃东道节度使。该壁画藏文题记提到的曹姓（dzevu）开窟人在吐蕃统治时期不可能担任僧政一职。     

东汉三公、尚书职权辨析

<正> 关于汉代官制,一个传统观点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为加强皇权,“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自汉末的仲长统首倡此意后,有关东汉官制的论著大体沿袭此说.唯1990年祝总斌教授《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问世,才明确提出了东汉的三公仍为宰相、尚书并未取代三公的观点.旧说明显地失之武断,而祝先生的新说强调了三公的作用,但对于三公的职掌似未能深入分析,对尚书的职掌与地位也估计较低.笔者认为,东汉的三公仍保留着丞相的职权,而尚书在一定程度上也行使着丞相职权.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三公与尚书共行宰相职掌.     

从《咏怀诗》看阮籍的政治远识

曹魏正始八年至九年间阮籍为尚书郎 ,很快称病辞去。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不难看出辞职的原因是他看出了其时的尚书何晏等人业已十分腐朽 ,以录尚书事、大将军曹爽为首的集团虽然重权在握 ,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从《咏怀诗》看去 ,阮籍最看不惯他们荒淫腐朽的生活作风 ,担心他们的前途 ,也为国家的命运担忧 ,他本人不得已而走向隐逸 ,尽管他一向是希望有所作为的。《咏怀诗》可以解释阮籍何以辞去尚书郎一职 ,也预示了他未来将重新出山     

论庄述祖的校勘学成就

庄述祖作为清代常州学派的核心人物,治学研求精密,于世儒忽不经意者,覃思独造,平生著述颇多,撰有《尚书今古文考证》《珍艺宧文钞》《诗钞》《弟子职集解》《历代载籍足征录》等数十种。对于他的学术成就,多见从今文经学角度考察的研究成果。其实,庄述祖对《诗经》《尚书》《夏小正》《白虎通》和《说文解字》等书着力校订,充分体现了庄氏身处乾嘉学术风潮兴盛之期,重视训诂考据的治学风格。     

晋宋之际散骑常侍一职的闲散化

东晋安帝前期,散骑常侍一职并没有因部分北府集团军功将领的取得而发展到滥授的程度,但到了后期,刘裕"造宋"事业接近尾声,他大举收缩北府军功将领阵线(迫使他们退居二线,以刘氏宗室、外戚代为出镇地方),出于对这些老将的优抚,刘裕大量加赠散骑常侍一职,这成为一种策略性举措。同时,在事实层面上,刘裕强势的控制使得这些老将散骑常侍一职"顾问、拾遗补阙及平尚书奏事"的作用发挥有限。这样,在主观和客观上,刘裕这种策略性举措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散骑常侍职任的闲散化以及地位的卑轻。     

老子与《尚书》关系研究

老子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用五千言的《老子》记录了他的思想及理想,希望能给君王提供统治的原则及方式,期盼人类能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荀子.劝学》篇云:"书者,政事之纪也",说明《尚书》是记录政治事务的。老子曾为史官,史官之职决定老     

魏骥还乡 惠施桑梓

老当益壮,老有所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国古代的名臣贤将爱国官员在致仕退休后,发挥他们在知识、智力和经验方面的优势,珍惜暮年的大好时光,为国家的文明和进步,为家乡的富裕和发展,兴利除弊,造福桑梓,这样的贤能之士代不绝书。明朝初年曾任吏部尚书的魏骥就是一位“忧国忧民,老而弥笃”,惠施乡里,朝野共称的仁寿老人。 魏骥青年时期以进士授松江训导,《永乐大典》编修,被荐为太常博士,后又历任礼部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职。在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他77岁时,虽然身体尚     

郑玄《尚书》训诂的谶纬化

郑玄是汉学的总结性人物,其《尚书》训诂,是东汉《尚书》学之代表。郑玄《尚书》训诂,融古文、今文、谶纬于一体,是两汉《尚书》学谶纬化范围扩大的最好例证。通过郑玄,我们可以知道,古今文《尚书》学的对立并不妨碍双方对谶纬的吸收,谶纬在郑玄手中变成整合古今文《尚书》学的桥梁。     

略论唐代三省体制下的尚书省及其变化

对于唐代三省体制为主体的宰相制度，以欧阳修所说最具代表性，所谓“唐因隋旧，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即“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①。从此，所谓“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的三省体制成为通行说法②。然考究史实，单纯以中书出令、...     

孔氏家学中的《尚书》学——《两汉〈尚书〉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

《尚书》展现出其愈久弥新的文化张力,现代人从对《尚书》的现代阐释中可以发现历史的规律、观念和思想,具有不可取代的现实意义。马士远著《两汉〈尚书〉学研究》从清理基本术语、学术文献等基础上,对西汉《尚书》学研究、东汉《尚书》学研究、《书》教传统与汉代政教、汉代称说《尚书》学文献辑考等进行了系统阐释:一是厘清学术渊源,坚持“论从史出”原则,做到正本清源;二是把《尚书》学放在更为宏观、开放的视野里审视,站在学术史的高度看待《尚书》学研究,把《尚书》孔氏家学研究推向深入;三是把《尚书》学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考察,全面分析了孔氏《书》教“七观”说思想;四是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两汉《尚书》学研究的背景、渊源、著述、成就和问题等,善于结合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深入论析、且叙且考,做到了言必有据、据必足考,在坚实的史论资料基础上展示两汉《尚书》学的整体风貌,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相关研究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