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罢工权立法的探讨

经济罢工权立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社会的稳定、人权的保障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本文探讨如何立法规范经济罢工权,限定罢工目的和罢工主体;限定罢工时机和罢工方式;赋予工会或者其他民意代表性的机构组织罢工的权力;维护罢工秩序,赋予合法罢工一定的刑事上和民事上的豁免权;保护罢工参与者的权益;限制资方阻碍罢工的行为,同时保护资方的合法利益.     

从"东航飞行员罢飞"案看我国罢工权的立法完善

一提起罢工,人们的脑海里大多会浮现起旧社会工人为争取自由和解放而进行的罢工运动,但实际上这是对罢工活动的片面理解,那只是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政治罢工.作为经济利益表达形式和劳资纠纷解决途径的经济性罢工.则是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必需.规范的罢工是社会的一道.安全阀".不仅不会引起社会的动乱,反而会有助于矛盾的合理解决,维护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和谐发展.当前,罢工是个不可回避的纠纷解决途径,与其遮遮掩掩,对其打压或放任自流,无法可依,不如完善罢工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罢工行为,使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比较视野下中国罢工治理的反思与展望——常态与非常态:积极解决与消极应对

罢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是常态,而在现阶段的中国则是非常态.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在于中西方国家罢工治理的策略不同,因此,在这方面中国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但应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实现四大转变:一是在治理态度上从消极回避向积极正视的转变;二是在治理机制上实现从无到有、从虚到实的转变;三是在治理手段上实现从行政手段向法律手段的转变;四是在治理内容上实现从简单的罢工治理向罢工治理、劳动关系治理、政府治理三结合的转变.     

存在即合理: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的罢工权

罢工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直接的对应条款,这导致实务操作中的无法可依。然而,从法释义的角度上观察,罢工权有其存在的法权依据;从罢工权的人权属性视角观察,罢工权是法治发展的需求;从罢工权存在的功利视角观察,罢工权在劳资政三方利益博弈中不断发展。     

基于经济法角度对我国几起罢工事件的分析及对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劳资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罢工停运事件不断发生,备受关注,影响不小。关于其性质问题官方并没有明确表态,而学界也存在一些分歧,主要表现为不同的立场者提出的一些不同观点。经过对这些观点加以概括总结,并从经济法角度我们认为,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罢工事件可定性为＂机制失灵＂背景下劳动者的自发性维权斗争。为此,有必要采取一些法律上的应对措施：完善罢工活动经济立法;构建三维协商机制;激活劳动纠纷救济机制。     

论中国罢工权的缺失与法治原则的矛盾及其解决办法

罢工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罢工权在世界多数国家是一种宪法权利或至少是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享有的一种重要的劳动权利.在我国,宪法和法律没有规定劳动者的罢工权,使得劳动者的这一基本权利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分析罢工权的缺失和法治原则之间的矛盾,提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目前法学界的重要课题.     

论我国罢工立法的若干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罢工事件日益增多,而且具有自发性、突发性、违法性和犯罪性等特点。如果对罢工不加以立法,将不利于我国的依法治国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应在宪法中确立罢工权,在配套法规中对其加以保护和限制,强化工会独立性,真正实现劳动者的罢工权利。     

发达国家罢工权的演进、实效与规制

发达国家劳动者的罢工权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有组织的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方也逐渐改变了对待罢工的态度.发达国家的政府更是作为劳资双方之间的平衡力量,通过制定法律规范既确保了劳动者的罢工权,使劳动者的利益诉求得到申诉;又规制了罢工,使之不对资方和社会产生较大的负效应.承认劳动者的罢工权,并将罢工纳入法制轨道,对于劳资合作与社会和谐都是重要的.     

1935年上海法租界人力车夫罢工初探

1935年7月法租界公董局发出通告限令人力车夫进行登记,企图以此限制车夫人数.这一城市社会管理的举措有其合理性,但由于没有考虑解决被淘汰车夫及其家属的生活出路问题,损害了人力车夫这一弱势社会群体的利益,矛盾骤然加剧.在多方与公董局交涉遭到拒绝后,人力车夫实行罢工.他们在遭到巡捕弹压时群起自卫抵抗,宣泄平日郁积的仇恨情绪.在这次罢工中,车夫与车商的关系有利益冲突的一面,车夫因怀疑车商会不顾甚至牺牲车夫的利益,一度采取过激行动.但双方更多的是有合作抵制法租界当局、共同维护人力车越来越边缘化的行业利益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人力车夫的工作方面总体上说并没有少花力气,但未能统一领导、协调上海两个租界的人力车夫的斗争,也没有在法租界的人力车夫中建立基层支部.因此,对于中共在上海人力车夫中的工作成效不宜估计过高.     

塑造基于“平衡逻辑”的“缓冲地带”——沿海地区地方政府治理劳资冲突模式分析

国家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一直以来是劳工问题研究的重要议题。通过对2010年夏季沿海四个地区连锁罢工事件中政府行为的观察与田野研究,探讨了地方政府治理罢工的模式及背后的原因,重新审视在微观层面地方政府介入行为对工人自发团结力量的影响机制。不同地方政府的介入方式基本可以从政治资源与治理策略两个维度划分为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形成的背后又暗示出了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政府合法性之间的平衡原则。因此,基于这样的原则,地方政府在介入罢工的过程中,塑造出劳资冲突的"缓冲地带"来暂时平息罢工,缓解劳资矛盾。并且,在"缓冲地带"的塑造过程中,政府也进一步将工人在罢工中形成的自发集体力量限制在了可控范围内。然而,随着工人对于这一缓冲地带不同程度地"认知解放",地方政府的平衡逻辑必然会在"缓冲地带"中被重塑。     

我国竞争法中"经营者"概念探析

竞争法在我国兴起时间并不久,理论界对许多基本问题的研究尚不充分.我国把竞争法主体称为经营者.总的来说,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经营者的定义存在矛盾的地方,这同时也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经营者的混乱.我们应当把竞争法中的经营者定义宽泛化,使其适应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不论其行为是否具有营利性,也不管其行为责任主体是否具有相应的营业资格和取得合法的营业执照,或者按规定办理了相关登记手续,只要行为主体实施了法定限制和禁止的不正当竞争或者垄断行为,我们就应该认定其违反了我国竞争法的规定,进而可以适用竞争法来规制.     

试论学术自由的三个条件

<正> 提倡学术自由,鼓励百家争鸣,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但是,这一方针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贯彻。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解决好学术自由的必要条件——学术的合法化、独立化和多元化。学术的合法化是学术自由的第一个条件。如果学术不自由的原因在于学术不合法,那么,要实现学术自由就必须首先使学术合法化。即:(1)学术必须得到法律的承认或认可,从而使学术研究成为法律上所允许的社会     

论同性恋者婚姻权的法律规制

同性恋者婚姻权的法律规制,建构在同性恋合法化的基础之上.凡对同性恋者婚姻权予以法律规制的国家或地区,均已完成同性恋由非法向合法的转型,并遵循了家庭伴侣法案、公民互助契约及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规制路径.我国针对同性恋及其婚姻权是否予以法律规制.应从民众认知、文化宽容、伦理审视等层面加以综合分析.     

中国转型的创造性力量与顶层设计——基于自发秩序理论的认知与思考

在中国转型进入攻坚克难阶段、国家层面的试错("顶层设计")被寄予厚望之时,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进步的根本动力问题显得更为关键与迫切。自发秩序理论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一种答案。从自发秩序创造性力量的历史,可以看出自发秩序创造性力量的源泉及其内在机制,这对自发秩序创造性力量在转型中发挥其功能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我们从中可以提炼出有效推进中国转型的"顶层设计"的取向。     

合法化与可辩护性--评哈贝马斯的合法化概念

本文揭示和分析了哈贝马斯对"合法化"的诠释,以及哈贝马斯理解"合法化"的方法、重建合法化的思路.文章指出哈贝马斯所理解的合法化统治是有客观基础的,而不是简单地以人们的赞同与否为标准;合法化的问题不是一个是否符合法律的问题,不是一个在既定的政治制度框架内进行合理决策的问题,而是一个在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观基础上进行社会认同和社会整合的问题(编者加).     

生产力标准与合法非法界限

在正确理解和使用生产力标准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区分生产、流通、分配诸领域中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问题。毫无疑义,区分经济生活中这一界限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看其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停留在这个一般原则上,还要深入研究社会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看其怎样促进或阻碍生产力发展,为什么是合法的或非法的。这不仅对推动改革,加速现代化建设有意义,而且对我们政策的科学性和严密性,最大限度地排除破坏因素是大有好处的。     

集体劳资争议的刑事责任研究——以日本《劳动组合法》第1条第2款为中心

日趋增多的罢工、怠工等集体劳资争议给刑法学带来了新课题,引发学界对刑法是否及如何介入集体劳资争议的慎思.日本《劳动组合法》第1条第2款对集体劳资争议在区分正当与不正当的基础上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刑事责任模式,堪称全球劳动刑法的典范.这对中国劳动刑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刑法应该积极介入集体劳资争议,并把正当的集体劳资争议视为刑法中的违法阻却事由,而以刑法中的普通犯罪追究不正当的集体劳资争议的刑事责任.     

酷刑合法化问题研究

禁止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是国际法的重要内容，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违反。酷刑合法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无法找到其法律依据。酷刑因违反禁止攻击无防御者的基本原则而与战争等合法谋杀具有相异的本质属性。从经验总结和科学分析来看，酷刑并不具有明显优越于普通审讯的效果。危急情况下酷刑应当被合法使用的定时炸弹假设由于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和实践困难亦不能作为酷刑合法化的依据。     

建构“共意”：中国共产党在焦作的罢工动员研究

大革命时期的焦作煤矿反帝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在中国工运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通过经济动员、思想动员和政治组织动员及时有效地将各方面可以利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加以整合,成功发动了焦作反帝大罢工。中国共产党罢工动员的实践过程,实质上就是建构“共意”的过程。本文在深入阐释罢工的背景、活动特点、历史启迪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共产党在罢工动员中建构“共意”的内在行为逻辑。     

应得与应为:分配正义的理论限度

应得是当代正义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要素。当每一个人都能理直气壮地对其他所有人说"这是我的应得"而其他所有人都没有理由对他说"这不是你的应得"时,以应得为原则的分配就是一种正义的分配。应得观念有两大合法性条件,即机会平等条件与分配平等条件。现实分配不能满足这两大条件,导致应得观念失去了合法性。为了恢复应得观念的合法性,罗尔斯与基本需求理论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应为观念,试图通过用应为限制应得,来让人们在剥削的前提下合法地对其所得主张应得。这些努力的贡献在于,它们确立了,只有当你的所为属于应为时你的所得才属于应得。但同时,它们也使剥削的现象得到了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