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读孟尝君传》

王子野《槐下居丛稿》最后一篇《名文未必无讹》,不满王安石《读孟尝君传》。笔者读后颇有同感, 因作此篇,以助张目。这里仅论以下三点。 一、安石原文说:“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非也。 《史记·孟尝君传》:“文(孟尝君)承间问其父婴曰:‘子之子为何?’[父]曰:‘为孙。’‘孙之孙为何?’曰:‘为玄孙。’‘玄孙之孙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齐,至三王     

《鬼谷子》三辨

鬼谷先生其人、其著、其术,留下颇多疑窦,似真似幻.扑朔迷离,历代研究者很多,却难以形成共识,今择其三项,尝试辨之,以求教耳。一、其书非伪辨历代争议颇多的是,《鬼谷子》一书是不是鬼谷先生之作,异议有两种:;一种认为,鬼谷子是苏秦的托名,《鬼谷子》就是《苏秦书》;一种认为.鬼谷子是子虚乌有、亡是公一类,其书是后人伪托。力持异议的有: 梁阮孝绪《七录》录有《苏秦书》,乐壹注云:“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也。”乐壹曾注《鬼谷子》三卷,此注引人注目。张守节《史记正义》不仅引用乐壹注文而且提出论据,断言:“《鬼谷子》有‘揣’及‘摩’两篇,言揣诸侯之情,以其所欲切摩,为揣之术也.按:《鬼谷子》乃《苏     

文言使动用法探微——从一个例句谈起

河北师院孙钧锡编著的《文言基础知识》一书,在谈文言使动用法时,以“大王必欲急臣”(《廉颇蔺相如列传》)为例,说:“给形容词带上宾语,用如动词,但既不是使动,也不是意动。这是形容词用如一般动词。‘急’本来是形容词,不能带宾语,这里给它带上宾语‘臣’,‘急’用如动词。不过,‘急臣’既不是‘使臣急’(使动),也不是‘认为臣急’     

“然”作叹词说

“然”可作叹词,本应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自从《马氏文通》在“叹字”这一节提出“《书》之‘都’‘俞’,《礼》之‘唯’、‘俞’、‘然’、‘诺’,并是应答之声”①以     

《论语》“不患寡而患不均”解

俞樾认为《论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为"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之"传写互易",理由是"‘贫’以财言,‘不均’亦以财言";"‘寡’以人言,‘不安’亦以人言"。验诸《论语》时代经典,"寡"谓寡少,并非限于"以人言";"不均"谓不平均,不公平,并非限于"以财言",故俞说不能成立。     

上帝的“不义与正义”——评《法律创世纪》

正艾伦·德肖维茨不仅是位声名卓著的律师,也曾是哈佛法学院的教授,更是位畅销书作家。在其诸多的作品中,《法律创世纪》一书因圣经主题而广为传播。他从《圣经·创世纪》中挑选了十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以法律人的眼光分析它们,并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在信徒们看来,《圣经》中的上帝不仅全知全能,而且行事正义公允,但德肖维茨认为,"《创世纪》里那位了不起的上帝……还在圣经里公诸一件事,那就是‘他并非全知’。"a他频     

《书谱》的理论贡献

<正> 一、孙过庭和他的《书谱》 在《宣和书谱》中有孙过庭的一段记载:“孙过庭,字虔礼,阵留人。官至率府参军录事。好古博雅,工文辞,得名翰墨间。作草书,咄咄逼羲、献,尤妙于用笔,俊拔刚折,出于天才,非功用积习所至。善临摹,往往真赝不能辩。文皇尝谓:‘过庭小字书乱二王’。盖其似真可知也。作《运笔论》,字逾数千,妙有作字之旨,学者宗以为法。然落笔喜急速,仪者病之,要是其自得趣也。今御府所藏书三:《书谱序上下》二,     

“甲之鼌”非“甲子朝”辨

《楚辞·九章·哀郢》“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鼌吾以行”句,叔师《章句》云:“甲,日也。鼌,旦也。屈原放出郢门,心痛而思,始去正以甲日之旦而行。”洪补曰:“鼌、晁并读为朝暮之‘朝’。冯衍赋云:‘甲子之朝兮,汩我西征。’”两说并无分歧。以往治《骚》者,白朱子至郭老,均因王说,殆无疑义矣。《杭州大学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刊载薛恭穆《<楚辞>解诂》云:“古人用干支纪日,甲之,即‘甲子’。之、子古字通。”为示不掠人之美,又把此项发明权归于洪庆善:“视洪氏此语,意在说明鼌字之词义,实际上却已将‘甲之鼌’即冯衍赋之‘甲子之朝’的消息传告给读者。”薛文认为:“冯衍赋此句内容与句式显然是模拟与糅合《九章·哀郢》这句‘甲之鼌吾以行’与《招魂》:‘汩吾南征’两个分句而成。所以‘甲子之朝’一语,正好可以作为此句的注脚。”又引《左传·僖公五年》:“八月甲午,晋侯围上     

引用诗句要正确

“在这样的时候 ,我常常想起林则徐的那两句诗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超之。’”这一段话引自陈祖芬著《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一书第 1 62页的附录 ,是一位作家写给陈祖芬的信。该书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997年 3月第 1版 ,同年 7月第 3次印刷。对照林则徐的诗句 ,这里错了一个字。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原诗是 :“力微任重久神疲 ,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 ,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 ,试吟断送老头皮。”“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典出《左传·昭公四年》。春秋…     

学术信息

我校中文系金道行教授的《写作心理探微》一书,近期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刘锡庆教授为之作序,指出“它和《探索》是‘姊妹篇’,前者侧重于‘宏观’把握,这本《探微》却侧重于‘微观’分析。合在一起,恰成‘全璧’。     

“见义不为无勇”辨

《管晏列传》是《史记》中的名篇,也被《大学语文》(华东师大本)选为教材,但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一事的解释,大都认为司马迁在此问题上对晏子持以批评态度。例如聊城师院所编《〈大学语文〉文章赏析》一书所收录的华东师大叶百丰先生《〈管晏列传〉讲析》一文中,就这样讲:“对晏婴,司马迁是这样说的:‘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用‘岂……邪’的句式,在于引起读者的思索。而文情荡漾、自然,作者对晏婴的‘见义不为无勇’是持批评态度的。”此外,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分析》,西北师院所编(《〈大学语文〉讲析》     

论校勘与句读

一古书经过金石竹简缣纸的变迁,又因数千年之传抄翻刻,讹误漏阙,势所难免。刘向《别录》云:“古文或误以‘见’为‘典’,以‘陶’为‘阴’。”《抱朴子》云:“书三写,以‘鲁’为‘鱼’,以‘帝’为‘虎’”。古书既然有因为传抄翻刻带来的错误,校勘就成为不可缺少的工作。俞樾《札迻序》啊云:“夫欲使我受书之益,必先使书受我之益。不然‘割申劝’为‘周由观’,‘而肆赦’为‘内长文’,且不能得其句读,又乌能得其旨趣乎?”俞樾指出了校勘的重要性。要想搞清古书的旨趣,必得搞清古书的句     

从司马迁以“仁而爱人”评价平民刘邦谈起

正对于电视剧《楚汉传奇》及其顾问王立群关于"平民刘邦是‘乡间泼皮’‘流氓皇帝’"的说法;由于他们均标榜自己的说法来自对史书的研究,许多观众读者可能还以为真是源自汉代著名史家司马迁之(《史记》)太史公书。欲知底里,不妨再认真研读《史记》、《汉书》,并比对历代学者对之《注》说,进而探求太史公记述"微时刘     

浅谈“孰与”

在古代汉语的一种疑问句中,“孰”、“与”经常连用,形成一种“……孰与……”的习见格式。句中的“孰与”,从语法角度分析,它是怎样一种结构?从语义角度训释,它究竟表达怎样一种内容?对此,历代语法学者问或有所论述。如清人王引之在他的《经传释词》中说:“书传中言之‘孰与’者,皆谓‘何如’也。”他认为“孰与”盖等于“何如”。杨伯峻先生在《古汉语虚词》一书中也持相同看法,他说:“‘孰与’还可以组     

读《经传释词》

(一)维惟有及义,维即逮。《经传释词》卷三云:“惟犹‘与’也。‘及也’。《诗、无羊》曰:‘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旐维旟矣。’《笺》曰:‘牧人乃梦见人众相与捕鱼,又梦见旐与旟。’是下‘维’字训为‘与‘,与上‘维’字异义也。《灵台》曰:‘虞业维枞,贲鼓维镛。’下‘维’字亦当训为‘与’,谓贲鼓与镛也。又《书·禹贡》曰:‘齿革羽旄惟木。’《多方》曰:‘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鲁语》曰:‘与百官之政事师尹,维旅牧相,宣序民事。’‘惟’字并与‘与同义。”     

论古韵分部及支、脂、之是否应分为三

壹、总论 古音学在韵的研究方面是有成绩的。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等都是研究古韵的,他们有所发明,有所改进。象顾氏说:“古诗中间有一二与正音不合者,如‘兴’,蒸之属也,而《小戎》末章与‘音’为韵,《大明》七章与‘林’、‘心’为韵;‘戌’,东之属也,而《常棣》四章与‘务’为韵,《常武》首章与‘祖’、‘父’为韵;……此或出于方音之不同;今之读者,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 虽谓之协亦可。然特百中之一二耳。”他囿于《诗经》     

"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义辨 ——兼论宋钘思想的成分及其学派归属

《汉书·艺文志》"《宋子》十八篇",班固注曰:"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意本明白,即宋子为荀子称道过,所著书中有黄老思想特质.但苗润田、白奚相继发表新说,释此句为:孙卿以黄老观点称论宋子学说.然而,从《汉书·艺文志》班注的义例、《宋子》的文体形式、宋钘学说中的黄老特质三方面分析,可证此说不能成立.综考宋钘思想,"别宥"等为其体,以道家、黄老之学为根柢;"救民之斗,禁攻寝兵"之类乃其用,以墨家学说为归宿.其颇具思想创见,是一位受到杨朱影响,兼有道家、黄老与墨家思想特质的学者和救世者.     

曾国藩与理学、经世之学略论

曾国藩以理学信徒自我标榜,宣称“一宗宋儒”(《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清朝最高统治者表彰他“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御制碑文》: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但他又同时热衷于经世致用之学。李元度说他“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之学”(《曾文正公行状》,《天岳山馆文钞》卷十四)。对于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今人论及较多,对其经世思想则谈得甚少。有的同志更断然否认曾国藩与经世致用之学的联系,否认他有经世思想的存在,说曾国藩“成年累月研究的是天理、人性、三纲五常、‘主静’、‘静坐’、格物致知”(董蔡时《左     

也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结构

关于吴沃尧的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结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线索,历记二十年中所遇,所见,所闻天地间惊听之事,缀为一书”(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但对它的结构的褒贬却很不一致。贬之者,认为只是“杂集‘话柄’”而已(同上);褒之者却认为“全书布局以‘我’字为线索,是其聪敏处,省力处,亦是其特别处”(见张     

非求独异时还异 难与群同何必同: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

周汝昌从文本研究角度立论的代表性著作诸如《红楼小讲》、《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的魅力》(《红楼艺术》增订版)、《红楼夺目红》、《红楼十二层》、《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等,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周汝昌的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是建立在"写实自传说"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红楼梦》思想与艺术具有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尤其他的"还‘红学’以学"的倡言,曾引起广泛的学术争鸣,这一学术争鸣的深入展开无疑有助于推动《红楼梦》研究的深化和红学的发展。时至今日,"周汝昌专人研究"已然成为红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引起红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