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谋求“经济安全”的竞争战略

面对自身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以及来自日本、西欧的激烈竞争，美国在８０年代末首次提出了“经济安全”概念。克林顿政府明确将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目标确定为促进美国繁荣昌盛，并为９０年代对外经济战略的调整提出了两个基点，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战略措施，包括：以日本、西欧为经济上的主要竞争对手，在加强国际经济协调的同时采取更加灵活与更有针对性的竞争对策；加速高科技产业开发，力争在未来国际竞争中控制战略制高点和主导权；调整地缘经济部署，加速向世界上的重点地区和新兴市场扩展；积极谋划并采取新的战略措施，谋求确保或建立在全球性经济组织和地区经济合作组织中的主导权。     

“负债经济”的理论探讨

靠负债发展经济,“第一,借外债的总额要有控制,外债结构要合理,要同自己的偿还能力和消化能力相适应;第二,一定要用在生产建设上,重点是出口创汇企业,进口替代企业和技术先进的企业,要用得好,用得有效益;第三,利用外资创造的收入,无论如何不能统统花掉,一定要留出及时还本付息的部分。”“负债经济”是指靠借债、贷款发展经济、进行建设的经济活动。靠负债发展经济,既有利,又有弊,是一把利弊兼优的“双刃剑”。弄得好,负债可以弥补资金的不足或匮乏,促使经     

“产业经济学派”及其理论

“产业经济学派”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用以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一个新兴的经济学派。产业经济学派以“产业”作为研究的焦点,探讨资本主义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中产业之间的关系结构、产业内的企业组织结构变化的规律及其研究方法;进而,分析经济发展中内在的各种均衡问题。产业经济学派的理论也就成了为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服务,为制定以推动经济发展为目标的产业政策服务的经济理论。产业经济学派认为,无论对产业概念下何种定义,“产业一方面是个别企业的集合,另一方面又是构     

竞争的“变异”

“竞争”一词,最先见于何处,不得细考。但据《庄子·齐物论》云:“竞争者,有竞有争也。并逐日竞,对辩曰争。”由此可见,竞争的本意应当是,多方高手,竞相角逐,争而见胜,胜者为冠。在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生产,加快科技进步的今天,古老的竞争机制重新为人们所认识、所运用,成为促进科技进步、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的动力杠杆,效应越来越鲜明,这种大趋势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正如迷信者可以借助钟馗打鬼一样,竞争机制时下也被某些人用来“谋权”、“谋私”,竟然在竞争的旗帜下发迹起家,使竞争     

南斯拉夫举行“现代经济理论”讨论会

南斯拉夫黑山共和国科学艺术院1977年10月26日至29日在新黑尔采举行"李嘉图-马克思-列宁和现代经济理论"讨论会.一百三十多位国内外科学工作者参加了会议,发表了七十多篇学术论文.科学院院士布·绍什基奇在题为《从李嘉图到马克思和现代经济思想》的报告指出,从李嘉图以来经济思想的发展分为四个重     

“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农村经济的改革

一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长期实践的经验,对社会主义、对中国国情反复再认识的成果,它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认真坚持关于“初级阶段”的理论,是我们认识和思考问题的根本立足点,是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基础和依据。     

竞争·“内耗”

有人认为,“内耗”是毫无必要的破坏性的人际冲突与社会冲突,从而断言”内耗只具有负功能。这种定义无疑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并且以此为出发点,进行了“内耗”的探讨。无疑,研究者的绝对“价值中立”是不存在的,对问题的研究总有一定倾向性。笔者也反对“内耗”。但对于“内耗”毫无社会必要性,只具有负功能这一观点,觉得有必要提出讨论。自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安分守己”、“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观念被打破,竞争的观念得到了强化。企业的招标承包,“优胜劣汰”的优化劳动组合得以推行,人     

“211”竞争风起云涌

一个跨世纪的高校建设工程1983年6月，当时的教育部在武汉东湖召开高教工作会议，讨论我国如何尽快发展高教事业。当时参见会议的4位已退居二线的老教育家李曙森、匡亚明、刘丹、屈伯川联名拟订了一个提议，建议国家拿出50个亿，重点资助50所高校，使它们到90年代在办学条件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我国当时的国力条件下，之一设想是建设性的，可以说它就是“211工程”的胚胎。这个建议稿没有经过教育部，直接复印了7份，交给了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国教育报》总编辑樊明经，由樊明经带到北京，经有关部门转送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邓小平等几位…     

“善因论”：司马迁的经济理论

文章认为司马迁有着他的经济管理理论即“善因论”——经济放任主义，并分析了这一理论赖以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基础以及思想来源和哲学基础     

一般经济均衡的一个模型

以类似投入产出的方法,采用商品—生产过程模式对n种商品的联合生产进行了定义并建立起方程组,在实物量的基础上导入了价格、利率因子、生产强度以及经济扩张系数等概念,采用单纯形等线性规划的方法,并结合拓扑学的凸集与聚点的思想,利用布劳威尔不动点定理进行了论证与求解(鞍点的值)。由此揭示了联合生产的重要特征,求出了在不考虑价格情况下的最大经济扩张因子,以及在不考虑生产强度情况下的最低利率因子。     

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经济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今年六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浙江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理论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在杭州联合召开“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经济理论研讨会”。现将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刘枫同志在研讨会上的讲话,以及部分代表的发言,摘登如下。     

试论从“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的转型

中国政府管理处于一个从“部门行政”转向“公共行政”的转型期。政府行政改革的基本任务就是尽一切努力弱化“部门行政” ,基本目标就是建立“公共行政”。“部门行政”与“公共行政”是分别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两种类型的政府管理制度 ,而部门利益是部门行政延续的根源。推动“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型的制度设计思路是 :提高部门“三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度 ,力争作到“职权法定” ,杜绝“职权自定” ;加强对行政立法行为的监督 ,有效遏制“部门职权利益化”趋向的发展 ;加快公共财政制度建设 ,阻隔“部门职权利益化”实现的渠道 ;决策与执行合理分开 ,中断部门利益实现的链条 ;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探索党政分开的有效途径。     

“受国家保护的家庭”释析

我国宪法规范中明确规定家庭受国家保护,然而实践中家庭、户、家庭成员之间的边界却含混不明。同时,将对家庭的保护视为制度性保障还是权利保障,也素来存有争议。这些情形都很容易模糊化"家庭"以及"保护"的涵义,也会成为不当干预家庭事务的缘由。因此,分析宪法规范的原初意蕴进而确定国家调整家庭事务的时机、界限以及内容,将有助于实现对家庭真正的保护。     

日本企业竞争优势与新的公司治理均衡

以法人相互持股、主银行制、终身雇佣为支撑的传统公司治理,一直被视为日本企业竞争优势的基本来源。20世纪90年代,经营环境的改变使日本企业的竞争力下降,进而引发了公司治理改革。目前,改革各方面显示出不同成效,日本企业的公司治理呈现多样化局面,不同公司治理类型间存在互补关系。其中,市场化融资与改进后的终身雇佣制形成了新的均衡,兼具市场竞争和组织协调的双重优势,支持着日本企业培育新的竞争力。     

存在瓶颈部门时的经济增长

在国民经济中存在瓶颈部门时，容现上存在瓶颈部门可以保证的经济增长率。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是瓶颈部门可以保证的增长率。如果实际增长率低于瓶颈部门可以保证的增长率，就会出现由需求不足引起的生产能力闲置；如果实际增长率高于瓶颈部门可以保证的增长率，则会导致价格水平迅速上升，甚至引起通货膨胀；只有当实际增长率等于瓶颈部门可以保证的增长率时，才能够在尽可能减少生产能力闲置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加强瓶颈部门的投资。这又要求政府一方面必须改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一个向瓶颈部门分配资源的有效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宏观经济管理，防止投资的需求效应引发并加剧通货膨胀。     

论社会主义经济竞争的必要条件

一、扩大供给:改革所有制结构我认为买方市场的形成,既是商品竞争的直接结果,更是充分竞争的必要前提。本来竞争是针对着垄断而言的。而要打破垄断,必须首先造成一个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买方市场。还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我国一些经济学家就曾敏锐地指出:“使社会生产大于社会的直接需要,使商品的供给大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而建立一个消费者或买方的市场,是正常开展市场调节的一个前提条件。”(吴敬琏)一旦离开了这个前提,一方     

“后工业社会”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

<正> 近二十年来,西方一批资产阶级学者开始热衷于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和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贝尔、康恩、布热津斯基和托夫勒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历史学派”。该学派的特点是,对社会历史过程、未来社会的性质和特征力图从整体上进行研究和预测。他们构造了一系列未来社会的模型,诸如:“后大规模消费社会”(康恩)、“技术电子社会”(布热津斯基)、“超工业社会”或“第三次浪潮社会”(托犬勒)、“后工业社会”(贝尔)等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论。所谓“后工业社会”论,根据贝尔的解     

“误读”理论与“互文性”理论的辨析＊

学界对于“误读”理论与互文性理论缺乏细致剖析。对两者在主体观和语义观方面的辨析,可以对它们的关系获得一些启示。     

论“官本位”经济向“民本位”经济的转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历了10个春秋。现在,人们对这场改革进行多方面的反思,对其实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笔者认为:这场改革的实质是由“官本位”经济向“民本位”经济的转变;实现这种转变的进展、成功和失误,就是改革的进展、成功和失误;继续推进这种转变,就是深化改革。一、实证分析:“官本位”经济——传统产品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理论界对传统产品经济模式的特征有多种概括,但我认为,用近年来在群众中流行的话来泛描社会生活中某些弊端的“官本位”一词来概括更为确切,可更加清晰地显化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端。     

部门容忍洗钱动机研究——基于非法产品供需均衡的视角

"风险为本"已经成为国际反洗钱监管的趋势和方向.洗钱风险的识别是实施"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的基础.洗钱风险与各部门容忍洗钱动机密切相关,越倾向于容忍洗钱的部门,其潜在的洗钱风险就越大.因此,部门容忍洗钱动机和部门洗钱风险之间有着正向的变动关系.然而,各部门容忍洗钱动机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导致打破问责链条的部门不断出现,使洗钱行为一直存在.只有减少这种差异性,反洗钱才能有效开展.本文用容忍洗钱动机刻画洗钱风险,构建了一个非法产品供需的局部均衡模型,研究部门容忍洗钱动机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部门容忍洗钱动机的差异性和部门类型、部门规模、犯罪监管强度、部门对非法产品的需求偏好等因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