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论蒋光慈的诗》的几点补正

《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载陆耀东同志《论蒋光慈的诗》一文,论证充分,读后深受启发。唯有几处误植,特为补正如下: 一、陆文说“《新梦》共收诗三十五首”,如果是指1925年的《新梦》初版,那么,应是共收诗四十一首(其中六首为译诗)。二、《〈新梦〉诗集序》作者不是玄庐(沈玄庐),而是高语罕。高语罕是蒋光慈的老师,安     

论蒋光慈小说的艺术个性

蒋光慈以“东亚革命的歌者”自命。他的第一部诗集《新梦》出版后,钱杏屯瞩就称它“简直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文学著作的开山祖”。①这位中国革命文学的开山祖,不仅在20年代中期参与倡导革命文学,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由革命文学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学的阶段,又和钱杏屯D等人组织“太阳社”,与后期创造社成员共同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蒋光慈不仅有一套革命文学的理论,而且还能将自己的理论用于创作实践,他作了象《新梦》、《哀中国》等革命诗歌,又创作了《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兄弟夜话》、《野祭》、《短裤党入《菊芬》、《最后的…     

论蒋光慈的革命文学创作与侠文化

蒋光慈以血与火浇铸的革命文学创作书写着诗学正义,使他的文本世界成为刺向黑暗社会的复仇利刃,宣泄着时代的反抗意志和复仇情绪,鼓吹着暴力革命,张扬着革命尚武精神,从而使社会正义和社会公道得以伸张与维护。蒋光慈的作品具有鲜明的自叙传色彩和强烈的复仇精神与反抗意志,其中反复出现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暗杀恐怖主义相胶合的复仇情节,是侠文化精神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耦合纠结形成的侠客式反抗的典型体现。他把古代游侠、拜伦式个人主义英雄和中国革命时代特色以及革命尚武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赋予文本中的复仇情节和反抗情绪以革命激情与正义观念,从而使传统侠文化在阶级革命语境中凸显出鲜明的现代革命内涵。     

论俄苏文学对蒋光慈文学创作的影响

中国文学在20世纪汇入世界文学发展的大潮,其理论主张和艺术创作都体现了中外文化交融中的世界性意识,外国文学的输入与影响是20世纪中国文学得以生成乃至发展的原因之一。在多元的外来影响中,20世纪中国文学又特别受益于俄苏文学。蒋光慈在对俄苏文学作品与文艺理论的翻译介绍中,在留学苏联三年对俄国文学与社会运动的体验了解中,找到了文学思想和艺术创作的借鉴原料,从而在俄苏文学的影响下,开启了对革命文学理论的倡导和普罗文学的创作。     

革命文学的先声：论蒋光慈的文学翻译

作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先驱,蒋光慈翻译了大量的俄苏文学作品,但学界至今无人对之加以研究。蒋光慈翻译了俄苏诗歌、小说、文学理论和政治经济学论文,同时详细介绍了新俄的文学创作。其翻译在选材方面比较符合自身的文学创作理想和广大民众的文学审美需要,客观上传播了新思想,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促进了他本人乃至现代文学叙事方式的创新和创作方向的转变。今天对蒋光慈翻译的评价既要参考鲁迅等老一辈学者的意见,但也应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去发现其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蒋光慈生平考略

蒋光慈与鲁迅的一段史实 鲁迅先生在《伪自由书·后记》中写道: “现在使我记起了蒋光慈先生。” “事情是早已过去,恐怕有四五年了,当蒋光慈先生组织太阳社,和创造社联盟,率领‘小将’来围剿我的时候,他曾经做过一篇文章,其中有几句,大意是说,鲁迅向     

关于蒋光慈的籍贯

新《辞海》“蒋光慈”条,说蒋光慈的“籍贯”是安徽省六安县。另外也有资料说蒋光慈的籍贯是安徽省霍邱县。这两种说法均值得商榷。蒋光慈先生的家乡——白塔畈,系今安徽省金寨县的白大公社所辖。但在一九三二年前,金寨县并未设立,当时的白塔畈一带,属安徽省的霍邱县     

瞿秋白与蒋光慈的友谊

在蒋光慈短促的革命生涯中,瞿秋白对他的帮助教育是多方面的。可以说,光慈生命的火花,有秋白撞击的作用力。光慈的几部主要著作,都倾注了秋白的殷红心血。 1921年,蒋光慈投向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秋白当时是北京《晨报》驻莫斯科记者,从百忙中挤出时间,给中国班的四十多位同学补上俄语课,兼任理论课的翻译。按照能者为师的传统概念,秋白是光慈的老师是当之无愧的。     

革命理性话语中的都市感觉——论蒋光慈的革命小说

蒋光慈革命小说的都市书写一方面通过对比性的都市空间图景的呈现,展示都市的贫富两极对立,以此批判都市空间的等级秩序.另一方面,由于在思想意识深层及生活方式中所具有的小资产阶级根性,蒋光慈的都市书写又会不自觉地投入个体的都市感觉.体现出现代性的质素,从而使其小说对都市的批判在显隐时立的叙述中显示出暧昧性、复杂性.     

论蒋光慈的“非虚构写作”及其“现实主义”意义

蒋光慈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现象级"作家,其创作具有巨大的阐释价值和学术增殖意义。从文体学和主题学层面来看,蒋光慈的报告文学式小说是跨文体的非虚构写作,不仅具有文体创新价值,更以实录精神和阶级意识为现代中国留下了"历史的证据",因而在中国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普罗文学和"人民文学"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现实主义文学"源流来看,蒋光慈小说批判"资本的权力"和都市贫富分化现象,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本质,不仅使茅盾藉以扬弃了普罗文学的幼稚病进而创作出具有经典意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巨制《子夜》,而且对于今天反思"无边的现实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芦荻的诗

如果从一九三四年芦荻在《南国》上发表诗作算起,那么这位诗坛宿将的创作生涯,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他的生活道路是坎坷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是一位对生活执着而有韧性的诗人。他坚持了革命诗歌的人民性、现实性、战斗性的传统。他以“不可一日无诗”的热情,以长期的勤恳与专注,获得了值得庆贺的成就,同许多建树卓著的诗人一样,芦荻的诗,是有着自己的思想与艺术特点的。     

诗教论

诗本指有韵律、可歌唱、可朗诵的歌词,向有庙堂草莽之分。庙堂之诗追怀先王陈迹,记录当朝得失,政教合一,抒情克制,具有熏陶君子、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的治国功能,故五帝夏商西周春秋九代官方无不重视;草莽歌谣记录平民生活、无关治国理政、主要愉悦性情、抒情多无节制,故九代官方莫不无视。商末至清末长期实行宗法制,大部分贵族不断平民化,庙堂思想文化遂不断下移;春秋时代钢铁文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草莽思想文化水平亦有所提高。两相作用,遂使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庙堂草莽交融为“郑声”,战国时代楚国文人融合草莽歌谣创造辉煌楚辞,汉代文人模仿民间乐府创作《古诗十九首》等新经典文人诗,唐宋以后庙堂文人贩夫走卒均会作诗,诗教的治国功能和娱乐作用均受重视,在春秋至今的后九代,庙堂草莽逐步深度融合。春秋时代兼有九代后九代的特点,故兼属两个时代。后九代诗论、诗教理论长期停留在九代,与诗歌创作诗教实践脱节,故均需重新检讨。     

论联句诗

联句诗是古代文人唱和的一种特殊形式,但与唱和诗有区别.联句诗始于柏梁,盛于中唐,宋元以后虽有继作,但成就均未超过韩孟.联句诗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一)逞才使气,调侃戏谑;(二)对偶精切,辞意均敌;(三)风格近似,意境浑融.联句诗对后世其他文体如戏剧、小说创作均有影响,元杂剧的定场诗或下场诗即与联句诗的形式有一定关联.     

论魏源的诗和诗论

魏源一生留下九百多首诗。他的诗不仅受到《诗经》、《楚辞》和汉乐府的影响,而且从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自居易、苏轼等著名诗人那里吸取营养,既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又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从具体内容上看,魏源的诗以政治抒情诗和山水诗为最引人瞩目。其诗论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值得注意。     

论骆宾王诗

论骆宾王诗王增斌初唐四杰的排列次序，依照传统习惯，为“王、杨、卢、骆”。但实际上无论年齿，还是诗歌成就，骆宾王都应该居于四杰之首。他的诗歌，举凡抒情言志、叙事写实、边塞征戍、咏物写景、记游览古、叙别述离、赠寄送答等都有所表现。在艺术上也颇有创造性。本...     

论风土诗

本文认为风土诗并非仅只竹枝词一体，其实还有柳枝词、橘枝词、枣枝词、荔枝词以及棹歌、百咏、八景诗等，许多杂诗、杂事诗中也含有风土诗。文章述及风土诗各体的渊源与发展，并揭示了各自的特点与区别。     

论五代诗

论五代诗许总＿五代历史，基本上是唐末混乱政治的延续，五代文学，历来也被置于唐末一概而论．然而实际上，五代时期的社会状况与文坛构成毕竟与唐末已有很大改变．就诗歌而言，五代当是中国诗史最为衰微的时期，但随着文人生活、社会思潮乃至文学观念的演化，五代诗坛结...     

论唐太宗诗

<正> 唐朝的第二个皇帝——唐太宗主要是作为一个勇猛的英雄和政治家而为人所熟知。他虽以战绩显赫而闻名,但也不乏文人气质。当他还是秦王时,就为自己组织了智囊团,设置在文学馆中,其中的十八学士在他继位之后仍保持很高的职位,这些人包括了当时一流的学者和作家。太宗本人也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他写了至少五篇赋和大量的诗歌。可是,有迹象表明,他对文学价值的理解有意识地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比如在《贞观政要》中载有太宗对赋的评论: 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     

蒋光慈的三重角色及其人生悲剧

1920年代末30年代初,蒋光慈身兼新文学畅销书作家、普罗文学倡导者和资深共产党员三重社会角色。这是一个随时都可能被撕裂的角色结构:其中角色1和角色2、角色2和角色3分别形成两个交集,而角色1和角色3则彼此相斥,互为两极。然而深深卷入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蒋光慈对此中隐患毫无察觉,商业上的成功既使他拥有了昂首天外的资本,又使他目不见睫,以至引发了与党组织的决裂以及他的人生悲剧。蒋光慈的悲剧性结局作为一个饱含深意的象征,说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与无产阶级文学在根本逻辑上存在着深刻抵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异质性的左翼文化始终存在着被"驯化"的危险,而左联备受诟病的"第二党"运作方式正是针对这种不利情势所采取的应对策略。     

论苏辙的奉使诗

苏辙元四年为贺辽国生辰使,出使途中,作《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在赴契丹途中苏辙充满了对异乡异族的陌生感,表现为对异族人情风俗与异域风光景色的拒斥和不接受,这是北宋“积弱”国势对时人心理状态影响的结果。到达契丹之后,苏辙对异族有了切身的了解与理解,对待异乡异族的情感有了很大的转变,他开始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异乡的景物,态度变得平和,并推出“久安和好”的良好祝愿。苏辙出使途中与到达契丹之后的态度变化,昭示了民族交往的一条规则:需要客观、具体、深入地去了解“他者”,方能更加真实地把握对方,方能逐渐达到民族和平共处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