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现实主义文学家吕赫若早期作品论

吕赫若是目前被海峡两岸文学界共同重新发掘和发现出来的一位特殊的台湾作家。今天我们应该将他还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台湾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左翼作家，并将其作品定位为海峡两岸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重要代表之一。吕赫若作品的全面翻译介绍，改变了台湾现代文学史的最高成就状态，也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序列。特别是在同属中国左翼作家范畴中，吕赫若的文学史地位应当是相当重要的，他与当时的大陆作家蒋光慈一起，可以分别堪称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     

蒋光慈创作中革命话语对日常生活话语的主导

现代都市日常生活是蒋光慈文学之笔活动的舞台,男女之间的感情生活体验、生存体验是其日常生活话语中两种基本的类型.以革命话语主导日常生活话语,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体现革命价值观,是蒋光慈创作追求的目标.消除日常生活话语的影响隐藏着蒋光慈的焦虑,他把对人物思想感情偏向日常生活化的焦虑压抑在作品深处,呈现在读者视野内的是正面的引导,这种压抑是对信仰的坚守.     

蒋光慈与“左联”革命文学团体之关系的再认识

蒋光慈与"左联"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文学与革命的现象。蒋光慈有一个"革命加恋爱"文学史创作模式的话题,更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革命团体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的重要角色,他又是提出退党被"左联"正式开除的作家。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很少谈蒋光慈与"左联"的关系,纪念"左联"时也都回避蒋光慈的特殊贡献。本文试图简略地厘清蒋光慈短暂的人生和革命经历及创作道路,尤其寻踪作家与"左联"同生共存的人与事点滴细节,还原历史既是社会的存在又是一种意识的存在。文学与革命的纠缠中的常态与非常态呈现了蒋光慈与"左联"之关系;无论是文学家的蒋光慈还是革命姿态阶级斗争的"左联",面对一个历史的过程都有着"是我、非我、真我"的身份认同和精神困惑。我如是观。     

论蒋光慈的革命文学创作与侠文化

蒋光慈以血与火浇铸的革命文学创作书写着诗学正义,使他的文本世界成为刺向黑暗社会的复仇利刃,宣泄着时代的反抗意志和复仇情绪,鼓吹着暴力革命,张扬着革命尚武精神,从而使社会正义和社会公道得以伸张与维护。蒋光慈的作品具有鲜明的自叙传色彩和强烈的复仇精神与反抗意志,其中反复出现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暗杀恐怖主义相胶合的复仇情节,是侠文化精神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耦合纠结形成的侠客式反抗的典型体现。他把古代游侠、拜伦式个人主义英雄和中国革命时代特色以及革命尚武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赋予文本中的复仇情节和反抗情绪以革命激情与正义观念,从而使传统侠文化在阶级革命语境中凸显出鲜明的现代革命内涵。     

蒋光慈:东亚革命文坛的“一朵孤云”

蒋光慈是最早倡导并实践"普罗文艺"的革命作家,他的小说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背景,真实地记录了"五四"运动以后到大革命前后这一段历史的社会动荡和人生沉浮,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性。作为一个从农村社会底层走进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知识分子,蒋光慈短暂的一生是孤独的、矛盾的,他在革命进程中常常处于痛苦的挣扎状态,显示了革命时代先驱者丰富的灵魂冲突。蒋光慈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革命文学初级阶段的概念化、脸谱化的局限和缺陷,他在创作上的"失败"代表了左翼文学的"一种集团的倾向",对于左翼文坛的"全体的进向"也是一个宝贵的教训。     

蒋光慈小说中革命青年形象发微

蒋光慈小说中的主人公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革命青年。这一题材的选择，这类形象的描写，是与时代的需求及作家的思想感情倾向密切相关的。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但在这支强大革命队伍的形成和壮大过程中，广大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涌入及其思想上向无产阶级的转化，也是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小资产阶级革命青年的题材，可谓“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重大题材，它不仅反映着革命时代的需求，同时也可以说，作家蒋光慈最为熟悉的题材，他本人便是革命小资产阶级的一员。不论他自己承认与否，我以为他始终没有…     

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联结点──论“五四”白话新诗的艰难突围

从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２１年间，中国文学最终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过渡，表现在诗歌领域，则是旧体诗的迅速衰微和白话新诗对诗坛的垄断。“五四”白话诗作为中国诗歌转型的开端，乃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联结点。中国诗歌发展到近代，已经“陈陈相因”，失掉了创造活力，对于民气国运已没有积极影响。于是，在清末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代表梁启超等首倡“诗界革命”，提出诗歌“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①。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旗帜，长期的外交活动使他的文学观念发生深刻变化，他把域外的思想文化、奇异风物大量…     

略论废名小说的接受与影响

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算不上大家,却是一个有着很高艺术造诣和审美旨趣的独特的小说家。他的诗化和散文化小说对二十世纪许多中国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对大多数读者而言,他的作品更像是一团谜。     

论蒋光慈小说的艺术个性

蒋光慈以“东亚革命的歌者”自命。他的第一部诗集《新梦》出版后,钱杏屯瞩就称它“简直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文学著作的开山祖”。①这位中国革命文学的开山祖,不仅在20年代中期参与倡导革命文学,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由革命文学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学的阶段,又和钱杏屯D等人组织“太阳社”,与后期创造社成员共同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蒋光慈不仅有一套革命文学的理论,而且还能将自己的理论用于创作实践,他作了象《新梦》、《哀中国》等革命诗歌,又创作了《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兄弟夜话》、《野祭》、《短裤党入《菊芬》、《最后的…     

文学史的面孔——以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

曾经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及相关文学现象的存在进入后来者的研究视野,对其加以梳理改造以进入某种话语体系、纳入既定的体例框架中便是文学史书写的资源和动力。在"重写文学史"的语境下重新解读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感觉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某种似曾相识而又似是而非。无论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的生成还是具体的写作实践,都能看出其依附性特点。而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体例以及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选择和评价上看,其中纠缠不休的史实与史识、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对话与妥协既是这部文学史写作的困境,也在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序列中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     

革命文学的先声：论蒋光慈的文学翻译

作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先驱,蒋光慈翻译了大量的俄苏文学作品,但学界至今无人对之加以研究。蒋光慈翻译了俄苏诗歌、小说、文学理论和政治经济学论文,同时详细介绍了新俄的文学创作。其翻译在选材方面比较符合自身的文学创作理想和广大民众的文学审美需要,客观上传播了新思想,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促进了他本人乃至现代文学叙事方式的创新和创作方向的转变。今天对蒋光慈翻译的评价既要参考鲁迅等老一辈学者的意见,但也应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去发现其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学史重写的先声——论瞿秋白的文学史"整理"观

文学史写作往往不是纯学术事件。早在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就提出要对中国文学史进行革命的"整理",实质上最早涉及了近现代以来文学史重写与革命逻辑的关联。瞿秋白文学史"整理"观的意义有两点:一,作为红色文学史写作意识的发端,开辟了此后革命形态的文学史叙述先河;二,率先倡导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史重构模式,把文学史写作纳入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建构中。     

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时期文学鸟瞰

<正> 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时期(1873—1905)的文学,是近代文学史中收获最丰富、成就最突出的一段。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唤醒民众、启迪民智,进而革新政治、救亡图存,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动了一次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这次文学革新运动包括“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范围之广、成就之大、影响之巨,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是仅见的。在这次     

论启蒙主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初是建立在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基础上的。1980年代初,启蒙主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取得了主导地位。两者的矛盾导致述史过程中的许多分歧,但这种分歧是在认同革命的合法性基础上的针对具体问题的分歧,还没有重大到要瓦解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依存的基础,两者在坚持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的本质区别方面,依然具有共识。但是在后革命的时代,革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受到了质疑,从而使建立在文学革命基础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基础发生了动摇。许多原来被排斥的旧派小说、通俗文学、古典诗词正在纷纷要求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使中国现代文学史陷于意义混乱和学科膨胀的解体危险中。这种危机背后,其实是消费主义的文学史观正在取得话语的权力。但是这种文学史观承担不了一个民族的文学的崇高使命。能承担这个使命的还应该是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观。     

论鲁迅革命文学思想的现代生成

鲁迅的革命文学思想是他在域外革命文学思想和中国现实的主体体验中纠葛而成的,是他融会先进思想文化资源、积极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探求中华民族＂固有之血脉＂和追寻现代革命精神的结晶。鲁迅革命文学思想的发生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思想的现代生成,并与其创作、译品一起推进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进程,且使中国革命文化得到提升并成为世界左翼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知识性危机--《文学革命论》之革命话语考论

建国以来的现代文学史,把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的革命话语叙述为"革命",而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改良话语叙述为"改良".这种"顾名思义"式的叙述,不仅导致主观历史对客观历史的严重背离,而且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知识性根基的匮乏.事实上,无论在陈独秀还是在胡适,亦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其实质都是"改良",而非文学史之所谓"革命".而其中最具学术意义的是这种背离是如何形成的?形成以后又因何造成一种真理性、知识性的假象被代代传承?文学史的话语建构与意识形态之间究竟是何关系?此种关系又如何处理?对这些问题的审理,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乃至中国历史现代性叙述的诸多问题,甚至是根本性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胡适形象——围绕新诗首创问题的考察

通过梳理1920年代以降数十部文学史著作,可以围绕新诗首创问题,考察、研究胡适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演变.民国文学史大都从晚清“诗界革命”与白话新诗的联系角度,阐释胡适新诗的价值与意义,将胡适定位为新诗首创者;1949年之后,文学史从新型话语生产需要出发,以“阶级论”和“题材决定论”为策略对胡适形象进行反向塑造;改革开放之后,文学史书写日渐回归学术立场,多在诗歌史意义上肯定胡适新诗倡导与实验的价值,其形象开始被矫正,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得到了更富历史性与学理性的言说.     

论王统照文学的“爱”与“美”思想

王统照（１８９７—１９５７）是五四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先驱者之一。他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艺理论等领域留下了四百万字的著述,这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王统照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对蒋光慈《丽莎的哀怨》问题的再考察

蒋光慈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无产阶级作家之一,他写过许多反映我党所领导的工农群众革命斗争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开创意义。但他也写过失败的作品。《丽莎的哀怨》(以下称《哀怨》)就是一部有严重错误的作品。小说问世后,在左翼文学界引起过一场争论;作者本人也因为这部小说在政治上受过一些挫折。事情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我们觉得,在研究蒋光     

论五四时期巴金的思想与活动

五四运动,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带着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姿态,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震荡了全中国;它唤起了一代知识青年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推动他们投入时代的激流,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巴金,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巴金为我国新民主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他早期的思想探索过程却是曲折和复杂的。他曾经长期信仰无政府主义,由于他独特的政治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