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性“女人交易”——从访谈再论自梳女的身份选择与家庭结构

通过对十多位广州地区在世自梳女的访谈表明,以往对自梳女的研究还有没有关注到自梳女身份选择与传统父权婚姻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局限。一方面,自梳女的身份选择仍是父权文化之下替代性的女人交易,这一交易从异性家庭之间变为原生家庭内部的交易,但另一方面,这一选择也同样是与父亲权力协商的结果。     

老年化时代下,“自梳女”生活现状及其养老保障的实证调查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黄村街道江夏社区为例

天河区黄村隐藏着珠三角最大的"自梳女"群落,这个不到5000人的城中村内,至今仍有20名自梳女,平均年龄超过75岁,年龄最高者已过90岁。本小组以黄村街道江夏社区为例,了解当地"自梳女"的聚集原因、生活现状、精神状况以及养老问题。采用访谈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其生存现状以及与其相关的养老保障体系,力争为这少数仅存的在特定历史背景存留下来的特殊群体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当前自梳女的生活现状,极有可能是现代社会"不婚族"未来的老年生活的缩影,同时笔者的研究也可以对我们未来社会对这些特殊群体的制度管理、人文管理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社会性成人与女性之间的张力--对女研究生心理焦灼的分析

众所周知,女研究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拥有高学历,对自己的成就期望值较高,年龄大多在24岁到26岁之间,是被许多人羡慕的一群女生.但她们也不同程度地有许多困惑,一部分女研究生辛辛苦苦努力学习,却发现自己的生活没有那些重打扮、重交际的女性生活过得好,他人评价也没有那部分女生高,甚至被嘲弄为"男人婆".     

珠江三角洲"自梳女"兴起背景探析

自梳,又称梳起,是指女子自行异辫而髻、宣布独身不嫁的仪式,经过这种仪式的不婚女性被称为“自梳女”。这种风俗于19世纪中叶以后兴起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与该地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密切相关。终生“不落夫家”婚俗的存在,是自梳女产生的历史根源;珠三角特有的桑基鱼塘的农业生产模式、女性特殊的经济角色,是自梳女兴起的经济背景;19世纪珠三角地区剧烈的社会变革,西方价值观念的传入,是自梳女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     

80年代以来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的新观察

台湾自80年代以来，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可谓方兴未艾，体现出以群体觉醒的姿态，由闺阁走向社会，由依附走向独立，传统意识淡化。女性主义意识高扬。尽管如此，它并没有远离婚姻、家庭这一女性文学的世袭领地，婚姻自主仍然是女作家们不懈的追求。不过，此时她们的生活视野开阔，文化素养精深，见事方式深刻，不再把自由恋爱、自主择婿当作争取婚姻自主的全部内容。因此，同样是婚姻题材，她们不象言情作家那样热衷于女性婚前的恋爱活动，即使有这方面的描写，也不带梦幻色彩，而是将女性在恋爱生活中的真相现实主义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她们也不象新闺阁作家那样平面地展示女性的婚姻悲剧，期待别人救援，而是深挖造成悲剧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女性自身的悲剧根源，并努力向社会开列出救治的药方。     

唐朝女冠诗初探

唐朝女冠诗人是唐朝社会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她们生活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中,但政治开明以及道教兴盛的特殊环境让她们获得了较多的自由,从而使她们创作出不同于男性诗人和一般女性诗人的诗作,在文学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反叛与平衡——评《简·爱》和《呼啸山庄》中的女性呼声

《简·爱》通过女主人公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的曲折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个不屈服世俗压力、独立自主、积极进取的女性形象,冲击了男性中心社会的妇女观念,较早地表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觉醒女性的抗争。而《呼啸山庄》的女主人公凯瑟琳.恩萧追求真我,挑战父权制湮没女性身份的“家庭天使”观念,为在文化教育、伦理道德和婚姻上摆脱父权制不惜以死抗争。从夏洛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的著作中,分析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她们渴望自由的呼声。     

民初女性被告人的婚姻家庭状况分析——基于1914～1919年司法统计的考察

民国初年,女性婚姻家庭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也就此诱发了更多的女性犯罪.由此际的犯罪统计可以看出,已婚女性和寡妇之所以成为女性犯罪的主体,与其婚姻处境有着必然的联系,实为其解决经济压力和摆脱不幸婚姻的一种无奈选择.     

张爱玲笔下的"新女性"形象论析

在张爱玲的笔下,生活着这样一群女性.她们生活在大都市,受过一些教育,有一些见识与智慧,不少人还有独立的职业,因此,被称为"新女性".但她们的生活似乎并没有与时代同步,追求物质享受,成为"女结婚员"依旧是她们追求的目标.然而她们的结局却是或死或伤,或沦为情妇,或变成高级妓女,或成为"活寡妇",始终摆脱不了命运的桎梏,从而陷入生命的荒原.     

《诗经》弃妇诗中的叙述盲点

正因为古代婚姻是女性唯一的归宿和目标,《诗经》中的爱情大都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性。也正因为婚姻与女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诗经》重章叠韵的唱叹声中才会夹杂着弃妇们伤心欲绝的啜泣。《诗经》弃妇诗叙述了一个共同的事实:女主人公惨遭遗弃;叙述了她们被遗弃的原因:色表。但考察文本会发现,无子才是她们被休弃的真正原因,而这恰恰是《诗经》弃妇诗的叙述盲点。     

"自梳女"的文化调适策略探析

“自梳女”作为一个独特的亚文化群体,在面对严密而强大的主流文化的时候,采用了金蝉脱壳的仪式主义、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势不两立的对抗主义、另辟蹊径的独立主义的文化调适策略以求得生存的空间。虽然“自梳女”已渐趋于消失,但是作为一种亚群体的文化调适策略来说,对今天依然有着借鉴意义。     

近代小说中中国女豪杰形象产生原因探析

近代小说中出现了不少中国女豪杰形象,她们迈出家门或国门,成就了一番事业,成为中国文学形象画廊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新群体。本文认为这一形象群的出现与近代的社会思潮和女性观、先进女性的人生理想、小说家的小说观和责任感等因素有关。     

自由恋爱与拒绝婚姻——20世纪20至40年代女性笔下的婚恋主题研究之一

20世纪20至40年代,女作家笔下的婚恋题材,常常表现出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而对婚姻则表现出明显的拒绝和排斥。在她们看来爱情往往和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维护个体的尊严相提并论,凸现女性的主体意识。同时,她们又意识到婚姻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女性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在婚姻中两性不平等的关系没有被彻底改变之前,当女性还有可能沦为性工具和生育机器的时候,必然会有一些女性为了事业而拒绝婚姻。在她们看来,只有事业的成功才能确保自己的人格独立。由于两性不平等的关系迄今为止也没有彻底改变,因此女性批判和拒绝的声音此起彼伏,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在女性解放和女性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     

亚当的悲哀

在“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中,有为数不少的女人。她们往往有着坎坷的经历、顽强的意志、不凡的学识修养,人们不无戏谑地称她们为富婆、大姐大、女强人。在中国特有的男人习惯居高临下、主宰家庭、男强女弱的婚姻模式中,这些不让须眉的女性婚姻生活往往是“高处不胜寒”,感情的空白是其他非感情之物难以填充的。于是,一个新的鲜为人知的男性群体出现在都市。他们虽人高马大,却心甘情愿依傍在女人柔弱的肩膀上生活。人们套用“傍女”的叫法,称之为“傍男”。     

“进”与“退”中的共同命运——弗朗西丝卡和安娜的爱情选择及命运思考

弗朗西丝卡和安娜是两个处于不同时空女性,当被婚姻之外的爱情唤醒时,面对自己的生活,她们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可无论如何选择,她们本质的命运却是相似的,因为在她们选择的背后都有着强大的力量在支配着她们的意识.本文试图在比较中得出造成二人悲剧的共同因素.     

农村留守女：一个值得关注的弱势群体

留守女群体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人口流动衍生出的一个新群体。目前,留守女的生活贫困,婚姻受到挑战,政府和社会各界应给予这一弱势群体更多关注。     

追求人间真情谱写生死悲歌--关于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另类解读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在展现女性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同时,也表现了她们的诚信,特别是她们为恪守诚信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她们以自己无声的抗争和悲壮的生死之歌,诠释了体现中国古代传统伦理道德的诚信观念,表现了中国古代女性对传统道德的传承.     

王蒙小说中的维族底层女性形象解读——以“在伊犁”系列小说为例证

王蒙的"在伊犁"系列小说中的维族底层女性有受过教育的小学教员、粮站出纳、继承父母遗产的小有积蓄者、自食其力的底层农民等,她们大都通情达理、顾全大局,但面对婚姻,她们仍然难以挣脱世俗观念的束缚,面对命运,她们虽竭尽全力却仍难以自控;由于处在经济基础的弱势地位,她们的人生受到严重的制约。因此,维族底层女性要想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经济独立和平等自尊以及思想解放是必由之路。"在伊犁"系列小说用感人至深的笔触表述了对维族底层女性的深切同情和理解。     

张爱玲笔下的“新女性”形象论析

在张爱玲的笔下,生活着这样一群女性。她们生活在大都市,受过一些教育,有一些见识与智慧,不少人还有独立的职业,因此,被称为“新女性”。但她们的生活似乎并没有与时代同步,追求物质享受,成为“女结婚员”依旧是她们追求的目标。然而她们的结局却是或死或伤,或沦为情妇,或变成高级妓女,或成为“活寡妇”,始终摆脱不了命运的桎梏,从而陷入生命的荒原。     

怒江傈僳族女性的婚姻家庭角色变迁

历史上的傈僳族女性,曾经是随夫同上战场的女英雄,是氏族械斗中的调停者,在生产生活中也承担着家庭食物供给的重要角色,但在传统社会中,女性仍被作为家族的财产在婚姻关系的缔结中从父家转移至夫家,其婚姻自主性和家庭中的自我意识并未得到社会相应的认同。如今,社会的发展使傈僳族的生活方式和传统婚姻市场发生了改变,女性在变迁中以主动顺应之态,积极利用自身在婚姻关系中"稀缺资源"的优势,获得了婚姻和个人发展的自主权。傈僳族女性的这一转变对整个族群的婚姻家庭观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