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观应的军事思想

近代中国战争频繁,种种大大小小的战争从未间断过。因此,军事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了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所关心和研究的重大课题。以先进思想家、实业家著称的郑观应,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在他的军事思想里,虽也有对付所谓“宵小伏莽”的一面,但主要着眼点是放在对付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抵御之上的。     

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是１９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有：振兴商务,以商立国,以商富国,进行商战,在经济领域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所呈现出来的主要特色是：把商务置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通盘筹划社会经济各环节,并触及政治和教育某些方面的改革。郑观应的商战思想站到了他所处时代的前列,有利于启迪国人,激发爱国主义,推动社会前进。     

郑观应思想发展论

郑观应(一八四二——一九二三年),字正翔,号陶斋,又号待鹤山人,广东香山县人。他是一位富有社会实践尤其是经营近代工商业实践的民族资本家,也是在中国近代思想界有较大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毛泽东同志说:“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郑观应是站在新文化方面与旧文化作斗争的人们中,有比较完整思想体系的较早的代表。他的思想有不少精髓的地方,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论郑观应的聘用洋员思想

郑观应认为在人才奇缺的情况下，“借材异域”是一种必然而又明智的选择，但要引进真正的人才；他力主对受聘洋页实行合同制管理，在职责与权限、奖励与处罚、待遇等方面予以明确规定，既要体现“权自我操”的原则，又要调动洋员效力的积极性；他对量才使用于以高度关注，反对促用其才；认为惜才可暂而不可久，培养华人以取代洋员乃经久之道。     

郑观应的教育思想

郑观应是近代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思想和实践影响了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人。他所翻译的西书以及宣传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他所翻译和撰写的关于学校、女教、西学、考试等文章,形成其特有的教育思想,对近代中国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再论郑观应

何谓“一身四任”?即在大体上同一个时间里——一八八○年前后几年,郑观应有着四重身分,他既是外国洋行的买办,又是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并兼任洋务企业的重要职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在剧变,阶级关系也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旧的地主阶级和农民小生产者在迅速分化,新的官僚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产生和形成。处于这种复杂而多变的社会中的历史人物,他们的阶级属性往往具有两重性或多重性,例如说某人是地主、资产阶级代表,某人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倾向;又由于社会变化迅速,不少历史人物的阶级地位也在跟着变化,例如说某些人由顽固官僚、买办士绅转化为洋务派,某些人由洋务派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某些人由资产阶级改良派转化为民主革命派,等等。但象郑观应这样在同一时间里一身四任者,却是仅见的。解剖一下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将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史的复杂矛盾的了解,也将有助于对郑观应本人的进一步了解。     

郑观应法律思想述评

郑观应的法律思想主张主要有提倡民权,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恤刑狱,改革法律从业者制度,审判公开公正,对犯人实行人道主义管理等。其中有一些是新颖而积极进步的,这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法律思想观念的近代化无疑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当然,郑观应的法律思想也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论郑观应的人才思想

论郑观应的人才思想程连升郑观应（１８４２－１９２２年），广东香山人，中国近代杰出的民族资本家，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的代表人物。历其一生，他始终坚持“富强救国”的信念，提出了期使中国“登于富强之境”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在其改良中国的方案中，非常重视新式人...     

郑观应银行思想探析

银行思想是郑观应"商战"思想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其要点可以一言以敝之:中国人应当办自己的银行。郑观应银行思想的体系,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鲜明的民族立场,强调"银行之盛衰隐关国本";二是清晰的利弊分析,指出银行利国利民利商的优越性;三是系统的制度设计,从集资、用人、机构、市场经营等诸多方面,对办银行的步骤和可行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郑观应近代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探论

〕郑观应的近代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的引进 ,因此最终归结到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实践 ,这本身就表现为对中国现实的超前。超前性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与现实的冲突性 :资本主义的近代经济在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之下不可能得到兴盛。西方经济思想和经营方式与中国古代的经济、理财思想是郑观应形成近代经济思想的两个重要出发点 ,郑观应的经济思想正是中西圆融的结晶     

郑观应的商战论

郑观应(1842—1922),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也是当时著名的爱国的工商业资本家。在他一生的社会实践中,主要从事的是经济活动,因此,经济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集中表现在他的《盛世危言》这部著作中。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提出了“商战论”。“商战论”的产生,是由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郑观应所处的时代是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剧变的时代。在这期间,外国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民族灾难日益深重。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     

谈谈郑观应的商战思想

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号陶斋,别号偫鹤山人,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是一个由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本家,戊戌变法前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他的维新思想,倾注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一书中。书中他论述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个方面,他的与帝国主义进行商战的经济思想,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内容。     

试论郑观应的启蒙教育思想

郑观应(1842-1922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他的振兴实业、以实业为后盾与西国进行商战的“商战论”,他的要求改变中国当时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英国式民主代议制的“议院论”等反映时代要求的见解,为近代史家所迭书。但对他的革新教育,培养人才以救国的启蒙教育思想则少有论述。本文试对郑观应这方面的思想作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志。     

郑观应人才观论略

近代早期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人才观,大致包括人才的重要性、如何培养人才和培养何种人才三个方面,并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颇具借鉴意义。诚然,郑观应的人才观也有其局限性,值得我们认真清理和总结。     

郑观应与孙中山关系析论

19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郑观应同孙中山有过颇为密切的交往。他们之间无论在家庭、教育、经历乃至年龄方面,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他们都诞生于商品经济发达与对外开放的珠江三角洲,较早地从故乡走向中国和世界。他们都满怀爱国救亡的热忱,中法战争及其失败给予两人以极大的刺激和策励。这种差别和相同,决定了他们之间只能是短暂的友谊。郑观应称赞孙中山“少年英俊”,积极支持他北上投书李鸿章以实现改革救国的抱负。孙中山与时俱进,使他与未能同现存政权决裂的郑观应分道扬镳。他们后来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只是郑观应晚年曾经斥责袁世凯以御用的《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可算是其友谊在20年后的唯一回声。     

论《时要字样》

每个历史时期,都要求文字统一和规范。唐代是我国历史上迅速发展的极为辉煌的时期,字样学即发轫于其间,并有了充分的发展。本世纪初发现于敦煌石室的唐民间俗字样书《时要字样》,说明唐代文字规范化工作遍及到了西陲民间。我们今天整理和研究《时要字样》,主要目的是总结唐代字样书所体现唐代文字学研究面向社会实际的宗旨及其取得的经验。     

郑观应与香港

郑氏一生过往香港9次 ,驻埠不足1年。他在香港的活动可分成两类 ,一是操持军务 ,一是主办商务。军务与商务密切相关 ,他出色的军务乃是借助其在商务中建立起来的地缘、人脉与才干的优势成就的。香港是郑观应参与抗击列强侵略的舞台 ,揭开了他从商、从军“两条腿”报国的人生新篇 ,这令他引以为豪 ;香港是郑氏蒙拘半年的“伤心”之地 ,又令他刻骨铭心。本文认为 ,香港蒙拘进一步陶冶了郑氏矢志救国的品格 ,催生了《盛世危言》的撰写。就此意义上说 ,香港“情结” ,促成了郑观应登上“三位一体” (从商、从军、立言 )报国成就的高峰     

试析郑观应的兵战思想——读《盛世危言》

郑观应(1842—1922),亦作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偫鹤山人,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近代著名的爱国者,影响较大的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在他整个思想体系中,反帝爱国的思想最为明显,最为强烈。他反帝爱国的思想有两方面的内容: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帝国主义进行“商战”,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训将练兵,加强国防,同帝国主义进行“兵战”,反击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他的与帝国主义进行商战的经济思想,近年来学者、专家论述极详,而其兵战的军事思想,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拙文试就此为题,谈点自己粗浅的认识。     

《政治罪恶论》与马一浮早期思想

作为"浙学"近现代代表人物之一的马一浮,其学术生命展现出独特性。《政治罪恶论》一书贯穿了他早期思想转变的整个过程。该书译稿的重新发现,补充了马一浮早期思想研究的材料。通过对《政治罪恶论》的讨论,可以回溯其在1903年至1912年间的主要思想历程。1903年马一浮将翻译这部书视为研究西方政治学的一个途径,但其间复杂的心态促使他由西学转向中学。1907年他借为该书写序的机会,表达了以西学辅中学的主张,展现出对中西学术关系的全新认识。而在1912年对《政治罪恶论》的重提,使马一浮最终完成了对西学的彻底疏离和对中学的全面回归。在此基础上,马一浮开启了此后延续数十年作为一代儒宗的思想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