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宋代“积贫积弱”

宋代“积贫积弱”说自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提出后,就长期占据着史学界的权威地位。但近20年来,一些学者开始质疑宋代“积贫积弱”的说法,并通过各种方法试图推翻宋代“积贫积弱”说。然而,如果从综合国力上来讲,宋代“积贫积弱”说是不容置疑的。     

三教视域下的宋代“思无邪”说

思无邪说是儒家诗论的重要范畴,对于其意义的阐释从未断绝。宋以前以汉儒的阐释为代表,思无邪说多被理解为诗人或作品思想的中正,迨至宋儒,他们对前人以风刺穿凿诗意的做法颇为不满,转而以读诗之人的无邪之思来解读孔子之意。宋代思无邪说的视角转变是对整个汉唐经学阐释体系进行调整的表现,深层透析其社会文化成因,亦会发现儒释道三家文化的交碰与融合。     

“格物致知”与宋代绘画

文人社会的“格物精神”使宋代绘画艺术登峰造极。宋人尚理,绘画亦重理。其中,宋之理学“格物致知”对宋代写实绘画风格的影响尤大。本文拟从“格物致知”的内涵演变论述其对宋代写实绘画的具体影响。     

“行业组织”抑或“服役名册”?——宋代“团行”和明代“铺行”的性质与功能

学术界以欧洲的"行会"为参照物,围绕中国古代"行"的性质和功能,发表了多种见解,或认为两者颇为相似,或认为全然不同,但无论如何,多数学者都将"行"视为一种实体性的组织,哪怕只是单一功能的赋役组织。欧洲不同城市的行会,其起源、形态和作用颇有差异,但它们也有共同的特征,就是对外享有行业垄断特权以避免外来竞争,对内实行管理和监督以避免内部竞争。从资料略微详细的宋代"团行"和明代"铺行"的情况看,它们只不过是官府设置的一种徭役制度,不但与欧洲的"行会"没有相同之处,而且可能只是一种"役籍"即服役名册,而非实体性的组织,在册成员除了按照官府确定的次序轮流服役之外,相互之间并无组织性的活动和联系。     

“辞尚体要”说与宋代文风的嬗变

“辞尚体要”一语最早出自伪古文《尚书·毕命》篇,是指文辞表达的旨趣切实完备且抓住要领。“辞尚体要”说的文章理论价值经刘勰《文心雕龙》揭橥之后,对宋代的文风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宋一代帝王和文人臣子经常利用“辞尚体要”说批评、纠正当时浮华的文风,使“辞尚体要”说一直回荡在宋代的文坛上,可谓不绝如缕。宋代的古文革新能取得成功,“辞尚体要”说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宋代,“辞尚体要”说作为遏制浮华文风的一剂良药,能否被付诸实践,有诸多因素制约,其中帝王与朝廷的好尚,实乃有力之提倡。宋代重视“辞尚体要”说,与宋人好议论、崇尚夏商周三代的文风、普遍重视文章的实用性和《尚书》学的兴盛等方面有关。     

宋代实学与官员“科学家”

宋代实学获得繁荣发展,与宋代科举制的繁荣发展密切相关,正是及第进士人数大增,使更多的读书人看到进入体制的希望,进入体制需要按照官僚体制的需求塑造自己,既要研读科举考试所需要的诗赋经史学问,也要顾及到成为官僚后所需要的技能。在这种大背景下,实学兴起,沈括、秦九韶这些享誉世界杰出科学家的成就明显表现出官员科学家科学研究的旨趣。同时不应该忽视的是,宋代在取得巨大科技成就的背后,并没有改变中国历史上一以贯之的东西。从宋代开始,科学多被纳入实学的范畴,直到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科学也没有走出实学的窠臼,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用一直是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国宋代山水画中的“黑白”与“虚实”

“虚与实”和“黑与白”在哲学上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山水画中“虚实”、“黑白”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国宋代山水画“黑、白”与“虚、实”之间不同的构成关系，产生了两种经典的绘画风格一“简洁空灵”与“雄强浑厚”；宋代山水画中“画内之虚白”的讲究，追求的是无尽的“画外之虚境”。     

沈德潜与“格调”说辨析

尽管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沈德潜诗歌思想常常被不言而喻地定位为“格调”说,但从其对自己诗歌思想的描述,对“格”、“调”,以及“格调”等概念的使用,对诗歌“复古”“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所谓其言有物也”,而非体格声调、兴象风神的强调,以及对明诗的价值判断等方面看,沈德潜与“格调”说实有巨大差异。沈德潜对明诗,对明代的“格调”,所持乃反思态度,而非一脉相承。     

宋代诗论中的“鬼诗”与“鬼语”

在宋代诗学批评中,“鬼诗”“鬼语”成为常用术语。诗歌内容摹写幽冥世界、诗风凄艳幽冷且空幻飘逸、情感基调以悲为美是宋代文人对“鬼诗”基本内涵的确认。以“鬼”论诗强调诗境的清迈出尘、诗人的妙手灵心,多为正面评价。以“鬼”论诗的流行受宋代谈鬼的社会风尚及传统诗学神秘化思维的影响较大,也与宋人对李贺的阐释和接受有关。     

开拓宋代史料的视野与《三言》、《二拍》

过去往往因《三言》、《二拍》成书于明代而将其视作研究明代历史的史料。其实《三言》、《二拍》中一部分脱胎于宋人话本,是可作宋代史料使用的。宋人话本并无原始的宋本传世,现存的多系元明时期刊印,故后人的窜改就势不可免。《三言》、《二拍》中若干取材于宋人话本者,往往成为宋元明三代社会生活和名物制度的杂烩,这是使用此类史料时必须注意的。     

历史的横切面：“淳熙三书”所见宋代广西周边蛮族社会

南宋淳熙元年至五年,出现了三部比较集中反映广西及其周边社会的书籍,即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周去非《岭外代答》、昊儆《竹洲集》。从蛮族社会的角度上看,在此历史横切面上,广西及其周边蛮族呈现出了许多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现象,表现在：广西化外蛮族社会高度拥抱汉族文明,蛮族上层表现出相当高的华化水准;广西羁縻蛮族社会总体上已经接近于唐代前期的水准,并且,其发展趋势与汉族曾经走过的道路是吻合的。这为广西诸羁縻州及其周边的云贵地区在元代以后完全纳入中华帝国体系并一直延续至今天开显了端倪。     

杨慎反宋人“诗史”说的阐释探幽——明人对宋代诗学话语的突破口

宋代文人确立了杜甫诗＂诗史＂的地位,但这种说法到明代中叶遇到责难。名儒杨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引起明代文人的争论。杨慎反＂诗史＂之说,其论固偏,然其阐释意向却值得重视,他并非质疑＂诗史＂说本身,他的真实目的在于突破宋人诗学的限制。它造成了明代诗学的两大突破,一是对＂诗史＂的全新理解诠释,二是不再以＂诗史＂作为杜诗的最高评价。其说间接推进了明代诗学的自立,这表现在对宋人释杜的否定评价,乃至对整个宋人诗学否定。     

从“三言”“二拍”看明代人口贩卖现象

三言二拍中有关人口贩卖的篇目多达三四十篇,大致可分为亲人贩卖、主人发卖和人贩拐卖三类。人口贩卖既与钱本位下的生存压力有关,也与社会黑暗、盗贼猖獗相关。小说对人口贩卖的描写,使我们感受到了封建社会女性地位的低下、忠孝观念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以及明末贞洁观念的渐趋淡薄。     

宋代科举改革——“凭才取人”与“分路取人”之争

在1300年的科举史中，宋代是科举制完善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其时的“凭才取人”与“分路取人”的论争更是精妙绝伦，本文从宋初的一系列科举改革措施出发，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展现“凭才取人”与“分路取人”之争并探寻其实质，分析论争各方观点利弊，试图从中寻找对当代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可用的借鉴。     

宋代“一人二志”现象刍议：以王安石父王益墓志为中心

王安石父亲王益去世之后,王安石请好友曾巩撰写其墓志,现存曾巩文集当中;然出土王益墓志作者显示为孙侔,故王益一人拥有两方分属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不同墓志。从王安石与友人通信中发现,他对曾巩撰写的父亲墓志并不满意,认为其中存在“事有缺略”及“须至别作”的部分。经比对可知,王安石所称的“事有缺略”为墓志序文中对王益仕宦影响力的省略,而“须至别作”当为墓志铭文部分。墓主去世之后,丧家先后延请不同人撰写墓志的情况,在宋代乃至中国古代都属于罕见的现象,这也恰好提供了一个透视墓志碑铭生产过程的绝佳视角,亦即丧家对于墓志碑铭的撰写,参与热情虽各有不同,但其对文字定稿的掌控是自始至终存在的。     

论胡瑗“一学两斋”制度与宋代职业教育拓展鼎盛

宋代社会宽松为一个重要特点。其直接导致了思想活跃。宋代初年著名教育家胡瑗苏湖教法以及一学两斋教育思想直接影响了宋代理学的改革,为宋代三次兴学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并直接影响了事功学派思想的形成。明体达用思想直接影响了宋代职业教育兴盛并形成了独特的体系。     

对《论语》“今之学者为人”的诠释与宋代儒学的内倾

从先秦到汉唐时期,众多学者都对"今之学者为人"一语进行了解释,且大多偏向从负面理解"为人",但具体解释又并不一致。到宋代,对"为人"的理解方面的歧异进一步加大。有的学者认为"为人"没有贬义,有的学者则把"为人"完全作贬义使用。南宋中期,朱熹进一步强化了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区分,将为人之学作为为己之学的对立面加以彻底否定。对"为人"诠释的这种变化,是宋代儒学内倾的反映。当时,众多儒家学者将理论思考的重心从社会政治实践领域转向内在的心性修养,因而,强调内在心性修养的"为己"之学受到格外的重视与强调,而"为人"作为"为己"的对立面,则逐渐被赋予了完全的负面色彩。     

“利出一孔”与“贫富相资”——宋代两种不同的高利贷思想

宋代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高利贷思想,一派主张"利出一孔",认为官府应该控制高利贷;另一派主张"贫富相资",认为高利贷是"贫富相资"的表现,政府对高利贷应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王安石变法前后两派主张形成针锋相对的对立局面。南宋时,占据主流地位的高利贷思想是"贫富相资"。     

谭嗣同“华夷之辨”与文化三期说

中国近现代以来中西文化之争的三期说有其特殊含义:器物指的是洋务运动之船坚炮利、声光化电(包括设局译书);制度指维新、辛亥之立宪共和;而文化则是全人格的觉悟也即将中国文化根本打倒的全盘反思传统取向。而谭嗣同华夷之辨思想则以文明教化为标准,他对华和夷的评价有变化,但是对华夏之文化根本圣道是始终维护的,这与三期说中全盘反思传统的态度截然相反。     

陈白沙的“立心”说与幸福价值观

陈白沙继承了原始儒学心性论德性进路,在体证、践证仁、善的基础上确立了先立其大的德性本体,此即立心说。在立心说的基础上,陈白沙继承了孔颜之乐的思想精髓,并将之发展成为自然主义。陈白沙的自然主义旨在阐释一种简易、自然、幸福的人生价值观,由亲亲之情及恻隐之心渐次扩充而达致至仁、至善,是一个承体起用、自然而然而无须助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喜悦情感体验即人生幸福。同时,在人与天地同体的一本论宇宙框架下,在立心说的基础上,陈白沙实现了人与物浑然同体,在道物无对的人与物的关系中彰显了人性自由,在人与物的关系中实现了幸福的人生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