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所见西汉优抚措施

西汉的优抚措施建立在军功爵制基础上,面向全体官兵;在论功行赏的原则下,对现役军人及其家属的优抚,主要包括在给立功将士的赏赐中。政府礼葬死亡将士,抚恤其家属。戍边军人家属受到优待,有可靠充足的生活保障。西汉军功爵制有严格的等级界限,优抚措施也体现出显著的等级差别,反映了西汉社会的等级性特征。     

唐前期文人的军功崇拜意识——以诗文为证

唐人意识中的军功崇拜思想深深影响了唐初各个阶层。在朝廷、文士、百姓等三个方面的合力下,军功的刺激促成了社会心态的普遍倾斜。立有军功的勇士始终受到时代的尊崇,崇拜军功的意识心态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对唐朝许多制度的推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看军功爵制对秦人社会生活的影响

本文讨论了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与军功爵制对秦人社会生活的影响。秦人偏居西陲,缺乏宗法伦理观念,濡染戎狄民族强悍、尚勇、好利的性格特征,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商鞅变法推行军功爵制,将法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与功利主义的文化精髓升华为具有实践意义的奖励机制。军功爵既是一种社会荣誉,又能够获得赐田宅、赐邑、役庶子与减免刑罚等封建特权。国家以军功爵为杠杆,通过对爵位的予夺,构建以爵禄为里,军功为表的等级秩序,促进了秦人社会政治生活和军事制度的巨大变革。     

三国时期的社会保障举措初探

三国时期,各国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采取实行社会保障的调控措施,即政府赏赐、社会优待抚恤和社会赈济等。政府赏赐指对国家作出贡献的官吏给予奖赏;抚恤指对立功及捐躯者家属进行抚恤慰问;社会赈济指对受灾地区的救济扶贫等。这一措施进展的如何,是衡量当时经济发展的天然尺度。值得关注的是,三国统治者在实行这些措施时,吸取了东汉末期的赏赐唯亲的教训,反映了社会进步的公平本质。     

骆秉章与西南政局(1861-1867)

骆秉章作为咸丰末年督川的最佳人选,用自己的驭将之术有效地控制了当时的西南军功阶层,并通过大量的保举与参劾,有力地影响了清廷在西南的人事安排.通过对比他与当时西南边疆几位同僚的不同遭际,可以看出清廷在不得不扩大军功督抚权力的同时,也进一步地加强了对他们的监控.对此的讨论或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成同政局,进而更好地理解晚清政治史.     

从张家山汉简看汉初家产等级继承制

汉初军功爵制对权利待遇与土地占有具有限制的功能,身份爵级不同,其拥有的权利与义务就不同,其占有土地的标准(限额)就不同。汉初家庭诸子爵位主要通过继承、傅籍和赏赐而得,同一家庭中诸子的爵位存在不平等的现象。汉初家产继承受制于诸子的身份等级,当诸子的爵位不平等时,其继承的田宅往往也是不平等的,只有在诸子爵位平等或诸子均无爵的情况下,才有实行诸子均分的可能。因此,汉初的家产继承制是等级继承制。     

东汉时期的丧葬赏赐——从丧礼的仪节透视东汉的丧葬活动

东汉丧葬赏赐是国家丧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国家为适应丧礼实行的需要,规定了两个等级序列.这两个等级序列是确定丧葬赏赐对象的依据.由于赏赐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不同的丧葬赏赐,即固定的赏赐和特别赏赐.东汉国家丧葬赏赐的物品主要有玉匣、棺具、衣衾和赙赠.东汉国家还为亡故者赏赐葬地.但葬地的赏赐不受赏赐物品的等级序列的约束.葬地赏赐是为了表彰亡故者生前的勋劳,因而,在东汉的丧葬活动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论两汉地主阶级的形成及其性质特征

拙作《战国新兴地主阶级说质疑》经详细论证后指出:战国秦代是土地国有制占主导地位,土地私有制始终没有确立,从而也不可能产生出一个以土地私有经济为基础的地主阶级。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地主阶级形成于两汉时期。随着两汉土地私有制的相对成立,在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制度的要求下,一个以军功官僚为主体的地主阶级才逐步产生。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这个并非主要靠经济手段而形成的地主阶级,其性质特征与传统公式化的理论说教有着极大的差距,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轨迹发生重大影响。     

试论湘军时代湖南社会流动的模式与特点

湘军时代是近代湖南发生剧烈变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社会流动是最能体现这一时代变动的社会现象之一。从流向上来看,这一时期的社会流动主要有五大趋向,平民通过科举考试上向流动为绅士,农民向军队流动为下层士兵,儒生从军由军功入仕,平民由"捐纳"上升至绅士或进入官场,等等。返归故里的湘军或在地方坐拥实权,或下向流动为帮会成员。这些与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比较起来,体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色。     

唐代藩镇赏赐述论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军队频繁动乱成为唐后期军事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诱发军乱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藩镇军人贪财寻利为其原因之一。藩镇将士往往因为未获赏赐或赏不如意而“杀帅长,大钞劫”,或拥护骄帅割据。对此,唐廷采取的主要对策就是经常给藩镇大量的赏赐。探讨这一现象,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唐廷与藩镇的关系不无裨益。     

美国土地制度中的军功授地

军功授地是美国土地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国会（包括联邦国会）先后颁布了上百个军功授地法令,依据此类法令,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处理掉近7000万英亩国家土地。退伍军人们并未从军功授地中得到多少实惠,大多数土地落入土地投机者手里。但其总体效果促进了西部的迅速开发。     

"泛滥赏赐"与元代社会

"泛滥赏赐"是元代社会的一大特色."泛滥赏赐"至迟从世祖朝即已形成,井一直延续到元朝灭亡."泛滥赏赐"对元代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元朝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补救,但终元一代也未能克治这一元代"财政上的癌症".元代的"泛滥赏赐",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宋史·礼志》所载赏赐考论

赏赐是重要的统治手段之一。宋朝诸帝赏赐的原因、物品、对象、标准及特点等,就《宋史·礼志》所载来看,与前代并无多大不同。但在具体进行赏赐时,宋朝诸帝则有着重文轻武、轻民、讨好强大、轻视弱小等不利于国家安全和民族交往的严重弊端。因此,宋朝最终灭亡,当与统治者未能合理地运用赏赐这一统治手段有着一定的关系。     

百年前的德国宪法现实——1908年“每日电报”门事件引发的宪法问题

<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之前,曾有五大臣出洋考察,其中便有德国.而只有考察德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各种宪法学说论争,才能体会到当时德国宪法文本的真意,才能抓住当时德国宪政制度的精髓,才能领略当时德国宪政中的问题所在.     

恩格斯的“真正的人的道德”

本文以恩格斯关于"真正的人的道德"的观点为基础,举例论证了不同社会有不同的道德起源、观念及价值,以及不同社会,不同阶级又具有其道德的共同点,最终得出恩格斯的创见即道德归根结底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是当时物质生产关系的反映,不具有永恒、终极、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     

西晋丧葬赏赐考略

西晋时期,国家对亡故官员实行丧葬赏赐。这种赏赐是丧礼的重要环节。西晋的丧葬赏赐,是有严格限定的。实际上这种赏赐是在一品至五品官员的范围内实行的。在一品、二品官员范围内实行固定的赏赐,而在三品至五品的官员范围内则实行不固定的赏赐。固定的丧葬赏赐,有基本固定的标准。不固定的丧葬赏赐,则具有随意性。西晋国家除了赏赐物品之外,还对一品至五品的官员赏赐葬地。西晋的葬地赏赐,是一种不固定的赏赐。     

论明初俸赏折支与郑和下西洋

在有关郑和研究中,许多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贸易采办的番货,解决了明朝国用问题,如用胡椒、苏木折支官吏军士的俸禄赏赐即为一例,因此而认为郑和下西洋的贸易采办活动有利于明朝社会经济的发展云云。然而笔者认为俸赏析支椒木,是明初专制皇帝因国库空虚、财政支出困难,而转嫁于百官军队的一种剥削方式。以下拟对明初俸赏折支与郑和下西洋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的研究分析。     

论孟子、荀子土地制度思想比较研究的一点疏失

荀子与孟子的土地制度思想大同小异。值得注意的区别是荀子对土地制度的论说力度明显不如孟子,论说次数很少。这与两人各自所处社会的土地状况不同有关,恰恰反映出儒学与社会现实密切结合的特点。     

汉代儒学入仕到门阀垄断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在汉代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自秦帝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古代社会世卿世禄的贵族官僚体制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随之登场的是在秦帝国建立过程中建立功勋的军功集团。这种政治局面一直维持到灭秦后建立的西汉帝国前期。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郑氏军队屯垦及其对台湾地名的影响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出于当时军粮供应紧张,以及为实现其匡复大明江山的战略目标,在台湾推行寓兵于农的屯垦政策,并取得显著成效。既发展了农业生产,保证了军民粮食之需,也推动了台湾社会经济的进步。军队的屯垦区形成许多村落、城镇,促进了闽南文化与社会族群在台的移植及生成;而在明郑军队垦殖过程中,衍生了许多与之相关的地名,留下郑氏军队当年筚路蓝缕、发展农业生产的历史印记,成为台湾开发史上特有的人文现象,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闽台之间同根同源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