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姨娘形象的塑造看作者思想的局限性

一《红楼梦》描写了一些属于姨娘身份的人物,她们虽然被冠以“姨娘”的名号,然而在家庭生活中却没有独立的地位,不过是貴族家庭主子们的奴婢而已。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出身经历都极其悲惨。在《红楼梦》所描写的这一类人物中,大致可以分为     

身受"大清律例"压迫的贾府奴婢

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为了更好地驯服、剥削、奴役奴婢，他们利用国家机器，制定了一系列镇压奴婢的反动政策。《红楼梦》对康雍乾时期统治者掠夺、圈禁和镇压奴婢的血腥现实进行了艺术的扫描，深刻地揭露了“大清律例”——奴婢制度的吃人本性。     

《红楼梦》非政治历史小说

自《红楼梦》问世时起,就有关于是否“政治历史小说”的论争。建国以来,此论从新角度加以认定的更不乏其人。经对原著的认真梳理、归纳,认为持论者的主要依据,并不符合小说的客观实际。书中描写的四大家族的罪恶以及农民与地主、奴婢与主子的矛盾不过是小说展开时的历史背景,而如果抽掉了宝黛爱情这一主线,这部小说也就不成其为《红楼梦》了;而抽掉那些隐晦曲折的历史背景的描绘,虽然会减弱《红楼梦》的深刻性与全面性,但基本面貌还会保留。因此,撇开小说的主要情节、人物和场景,抓住次要的章节加以发挥,便判定它是“一部伟大的政治历史小说”,事实上脱离了《红楼梦》艺术形象的主要特征与规律。     

《二年律令》有关奴婢的法律思想初探

探究汉初有关奴婢的法律思想,可以对汉代关于奴婢的法律思想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通过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有关奴婢的法律规定的分析,使视奴婢如财产、限制奴婢与平民通婚、主张奴婢犯罪主人不连坐等法律思想十分清晰地体现出来,它们构成了汉初有关奴婢法律思想的重要内容。     

浸透泪水的悲愤一生——人物分析之二

作为整个封建制度缩影的贾府是如此的腐朽和黑暗,它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的历史结局。随着四大家族日甚一日的衰微破败,纸醉金迷、骄奢淫逸的封建压迫者变本加厉地制造着“吃人”的悲剧。青年妇女的悲惨命运,成为《红楼梦》     

论《红楼梦》对李伯元小说创作的影响

晚清小说家李伯元对《红楼梦》关于封建等级制度罪恶的描写十分熟悉。出于揭露隶卒罪行的需要,他的小说模仿《红楼梦》官场故事,运用对比、悬念、陡转、反讽等方式设置情节;借鉴《红楼梦》以底层姐妹作为反衬人物的方法,突出女性贱民惨遭官吏压迫的悲剧命运;沿用《红楼梦》贾府等级色彩鲜明的环境描写方式,体现官府的显赫地位及其带来的心理压抑。李伯元在借鉴《红楼梦》封建等级制度罪恶描写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拓展,适应了晚清政治改革的启蒙需要,获得了良好的创作效果。     

火葬:尤二姐·晴雯·林黛玉——黛玉被焚考

在曹雪芹《红楼梦》的原续后30回中,林黛玉的"棺椁"是被王夫人以"女儿痨"为由,狠心地"焚化"的,结局比程高本后40回所写悲惨得多。这有没有根据呢?有的。     

贾府的道教风俗及其“悲凉之雾”

道教的消灾祈祥法术在文学巨著《红楼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贾府,无论主子或奴婢,有的佩戴护身符欲消灾避祸,“仙寿恒昌”;有的炼丹烧汞欲升为神仙;有的打醮设道场欲解除冤孽;有的作法欲诅咒他人等。然而,那些欲消灾者病缠身,欲成仙者命早亡,欲害人者先害己,落了个烟消云散的悲惨结局,无不笼罩着浓重的“悲凉之雾”。撩起悲凉的雾纱,可以窥探出曹雪芹对道教“助教化”无望又找不到“补天”良策的彷徨苦闷心情。曲曲悲歌实际是曹雪芹对道教信仰及其法术失灵的形象化宣泄和标示。     

也论《红楼梦》中的晴雯

晴雯是《红楼梦》中很引人注目的一个奴婢形象。她聪明灵巧,纯洁美丽,很得贾母和宝玉的赏识。但她性格泼辣,勇敢叛逆,惹来了作为统治者代表王夫人等人的忌恨,导致了最后的悲剧命运。在大观园女性中,晴雯是纯洁美好善良形象而被吞噬的封建悲剧典型。     

亘古不变的美丽——以《红楼梦》为例浅析古典文学中美女标准

在中国几千年古典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无论诗、词、戏曲、小说,都充斥着大量对古代美女形象进行书写、刻画的作品,作为古代文学经典的清初小说《红楼梦》当然不会例外。一方面,《红楼梦》是尊重女性、颂扬女性的,它的突破主要在于看到女性长久以来生存在男性话语权为中心的封建体制下的艰难,以及身处悲惨处境时表现出作为女性的尊严反抗。另一方面,作者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却依旧遵循着以男性话语权为中心的古代传统审美标准,美女即是以男性话语权为中心而整合出的色、才、德的统一体。     

二尤形象的悲剧性特质

《红楼梦》塑造了一个庞大的女性的悲剧世界，“二尤”作为众多悲剧人物形象的缩影，除了具备这些悲剧女性的共同品质外，还具有很多这些女性没有的特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出身的不洁和她们自身悲剧对宝玉和黛玉爱情悲剧所起的作用，正是她们区别于其他《红楼梦》女性形象的标志。     

尤氏姐妹的悲剧人生

曹雪芹通过“红楼二尤”的短暂的悲剧人生,揭示了封建贵族社会的冷酷与丑陋,强有力地控诉了荣宁贵族污浊男性的丑恶行径,鞭挞了王熙凤阴险狠毒的性格。尤氏姐妹的悲剧人生,虽然大不同于书中所描写的金陵十二钗的悲剧命运,但却是穿插在曹雪芹所描绘的封建社会大悲剧中的小悲剧,深刻而强烈地控诉了封建恶势力对这三位来自民间的女性从肉体到精神的残酷虐害,惨烈生动,撼人心魄。     

持守与超越——论《受活》的叙事策略

《受活》之所以获得较高赞誉,主要得益于叙事策略上基于现实主义又力图超越现实主义的大胆探索,具体体现为关注苦难生命存在的叙事向度的持守,"超越主义的现实主义"叙事姿态的运用,以及充满荒诞魔幻、新奇想象的叙事智慧。     

《野草在歌唱》的伦理解读

《野草在歌唱》是多丽丝·莱辛的处女之作,她书写了在男权社会中,南非白人女性的悲惨命运。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探讨该部作品中所揭示的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道德,并从这三个方面深层次分析酿造女主人公玛丽的悲剧一生的原因。通过深度解读,笔者感受到莱辛对建立起真诚关爱的和谐人际关系的期望,同时该部作品也彰显了莱辛的人道主义价值观。     

《天雨花》塑造的婢妾形象及作者矛盾的女性观

清代作家陶贞怀在其创作的《天雨花》中塑造了大量婢妾形象。对这些婢妾作者始终持有一种摇摆不定的态度,一方面对她们违背封建纲常的行为进行大肆批判,一方面在字里行间又流露出对她们所经历的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作者对待这些婢妾的矛盾态度,可以作出两种解读：一种是阶级立场使然,作者对下层女性的悲惨遭遇无法感同身受;另一种解读是通过对婢妾深重灾难的客观直白描写,以期引起社会对下层女性命运的关注。这是作者独具匠心的创作手法。     

陕北民歌形成的历史渊源及其调式特点 --陕北民歌探究之一

贫瘠的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动荡不安的生活现实,人种血缘的融合重组,造就了神奇的陕北民歌.优美的抒情与凄苦的咏叹构成了永远的"交响".纯四度与一个大二度或两个纯四度的叠置,歌词上二句体的句式,构成了陕北民歌特有的音乐与文学的个性.特别是表达哀伤、凄苦情感时,清角和闰两音的运用与西北地区丧葬礼俗的"哭腔"有着密切的关系.     

寂寞生存下的母爱观照——解读毕飞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

童年是美好的,缺乏母爱的童年是苦涩的.在与现代文明交替的乡土社会,依然存在着对自我生存状态和自我命运的无知.在毕飞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中,缺乏母爱的孩子旺旺的艰辛和寂苦,让我们体味到母爱的神圣和伟大.     

饥饿的时代和精神救赎——当代文学“饥饿”主题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有很多是以描写饥饿为主题的。它们真实反映了现实生活,直面苦难,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真相,写出了乱世中人们的贫困、饥饿以及不自由的悲惨生活,写出了饥饿对人性的扭曲,更写出了饥饿引发对人的道德心理的思考。虹影的小说《饥饿的女儿》作为这类小说的代表重现历史真实,试图揭示造成悲剧的深层原因,并探讨人们该如何走出饥饿,实现自我救赎。     

论春秋时期的忧患意识

春秋时人在对周王的某些行为以及周王室现实处境的认识中，渗透着王室将倾的忧患意识。春秋公室间的激烈竞争引发了时人对公室生存的忧患情结。而“守宗保族”的观念在当时则嬗变为强烈的宗族忧患意识。民本思想中也暗含着特定的忧患因素。春秋忧患意识的认识根源主要有为政者品行不正、政策不当、行礼不端、奢侈贪福等几种情况。春秋忧患意识有三个特征：一是层次性，它发生在周天子、诸侯以及臣子等不同层面；二是阶段性，春秋前期忧患意识主要是针对周王室，到了春秋中后期忧惠意识则过多地加进了忧患公室、忧患宗族(或家族)的内容；三是普遍性以及批判性，春秋忧患意识波及于诸多层面与场合，春秋时人常对缺乏忧患意识者予以批判。     

论《愤怒的葡萄》中的女权精神

分析了著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斯坦贝克代表作《愤怒的葡萄》一书中的女权精神。这种分析是建立在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乔德妈妈、罗莎香以及第四清洁所妇女委员会的成员作为女权精神的代表人物的很好理解的基础上的。同时,还提出了小说中的女权精神与传统的女权运动的不同点,从而得出结论,小说对女权精神的描绘是为了凸显大萧条时期下层人民的艰难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