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传说与端午习俗

端午习俗与纪念屈原有关的说法最早见于东汉,已有一千多年。在屈原故乡湖北宜昌市秭归一带,有关屈原的口头传说更是脍炙人口,世代传承不息,现在已被列入省级和国家级保护名录之中,具有鲜明的特色。我们应当珍惜端午这一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节日,让划龙船、吃粽子、纪念屈原和做好公共卫生以祛病消灾等习俗世代相传,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伟大复兴。     

屈原流放新证

治骚者大都从屈原流放考证入手 ,因为屈原流放与屈赋内容紧密相关 ,必须由此理清线索 ,方能窥屈赋之堂奥。本文试图运用当代考古学、历史学、文学、文字学等研究领域中的新观点、新材料对长期争论不休的屈原流放问题进行探讨 ,将相关线索置于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全面考察 ,以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有关的文学史问题作出合理解释 ,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传说时代文化传承创新活动及其启示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可以从我国传说时代的这类活动中获取思想养料。如其活动往往是一个否定之否定、不断更新起点的过程;有时需要选择重大的突破口;动机是敢为天下先;最好产生连锁反映;应该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成果有生命力、实用价值、思想价值并符合新陈代谢规律;以解决衣食住行等国计民生问题为出发点,宗旨是利国利民;要经得住失败的考验;落脚点是消除层出不穷的矛盾。     

古桥传说与运河文脉传承

运河文脉以大运河文化为核心,具有时间与空间双重维度,是北京历史文脉、城市空间文脉的组成部分.运河古桥与大运河相生相伴,是运河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见证者与记录者.与大运河古桥相关的传说故事,在运河文化时空中生成与流传,它见证了漕运的历史变迁、记录了城市的建设发展、讲述了民众的文化生活,承载着丰富而鲜活的运河文化记忆,是运河文脉的重要载体.运河文脉的传承是运河历史文脉、北京城市文脉的传承,是中华传统文化根脉的守护,也是历史文化与当代文化的接续,亦是文化建构下的空间生产.运河古桥传说在运河文脉传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以记忆性叙事融合运河文化包含的多元内容,构建运河文化遗产存在的时空整体,是古都城市风貌恢复与保持的文化资源,也是凝聚民众价值共识的文化纽带,这是运河古桥传说及其传承的重要价值.     

南阳屈原传说中屈原形象概说

在河南南阳,至今流传着很多关于屈原的故事传说,反映了屈原文化对该地区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南阳屈原故事传说主要塑造了屈原忧国忧君、忠言直谏、同奸佞作坚决斗争的忠臣形象、爱民如子的官员形象、为民除害的英雄形象、民众的保护神形象和伟大的爱国诗人的形象。有些形象是历史上的屈原应该有和可能有的,有些形象则是民间理想化的形象,是民间根据自己的理想演绎出来的形象。但这些形象无一例外地表现了作为楚人后裔和楚文化发祥地的南阳民间对屈原的敬仰与爱戴。     

屈子冤魂终古在楚乡遗俗至今留——浅论荆楚民间传承的屈原民俗文化

荆楚民众以屈原为自己主体意识的代言人,并利用多种方式创作、传承多姿多彩的屈原民俗文化.他们以屈原的事迹和精神创作并流传着许多活生生的屈原传说.在节令中创造并传播丰富多彩的祭祀活动,使屈原走向民众的神坛,形成了荆楚民间传承的屈原民俗文化.     

屈原两次被流放的时间及第二次流放的出发地和流放地

屈原在楚怀王时期被流放到汉北，在顷襄王时期再度被流放到江南，这在学术界已早有定论。但是，屈原被流放到汉北是什么时间；被流放到江南又是哪一年，从哪里出发，行走路线，流放到江南什么地方?这些问题两千年来认识却不一致。本文将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试论屈原的异常心理及其创作

屈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爱国诗人,"楚辞"的创立者。他的人生沉浮与楚国的兴衰荣辱相联,特别是在他的中晚年产生强烈的心理冲突而造成异常心理,表现为焦虑、情绪躁狂、亢奋和绝望等症状。这种异常心理对其创作产生了深刻地影响。     

试论屈原的人格魅力

从《离骚》入手 ,通过对屈原诗作的杰出成就、诗人虽九死其未悔的坚定意志 ,以及他的因思想超前而造成的“孤独”等方面 ,剖析其人格魅力     

试论屈原人格的两重性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在他的身上确有一些和儒家思想相通的地方,如忠君爱国、推崇古圣先贤、强调修身养性,但在许多关键的地方却和儒家迥异。他张扬的个性,毫不妥协、怀疑一切的精神,以及楚辞异彩纷呈的表现风格都大悖于儒家温柔敦厚之旨。     

析屈原之寻根认祖

一祖多宗现象,是中国姓氏文化的重要特色。屈原在《离骚》起句就寻根认祖,意在表明自己和楚怀王共为颛顼之胄,有一脉相承、休戚与共的关系,希望怀王能接受自己的赤子忠心,体察自己改革荆楚弊政,实现统一大业的苦心。     

游国恩的屈原研究及学术史意义

游国恩是我国著名的楚辞专家,现代楚辞学的奠基人。1946年、1953年、1963年、1980年他出版过四个版本的《屈原》。通过比较四个版本的差异,分析游国恩对屈原形象、屈原思想以及对其作品认识的差异,勾勒出他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并对四种不同版本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及游国恩个人的学术背景进行探讨。     

刘禹锡的屈子情结

屈原是中国文人精神的高标,对后世文人、文学的影响巨大,中唐时期的刘禹锡在行为和创作上都深受屈原精神的影响。他一直关注纪念屈原的建筑物和民俗活动,这些都成为其文学书写的重要题材。他追步屈子精神,初心不忘、坚韧不拔,为政一方则关注民生、抚恤爱民,深受百姓爱戴。刘禹锡效法屈原改造民歌,创作《竹枝词》,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创作中借鉴了大量屈原的经验,善用比兴手法,发扬屈原“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探讨天人关系,提出“天人交相胜”,是中唐时期哲学的制高点。     

鲁迅视野中的屈原

本文结合鲁迅评价屈原的文章和相关言论，指出鲁迅运用阶级的、历史的观点评说屈原，达到了同时代文学史家所难达到的高度。鲁迅评价屈原，不仅看其“全人”，而且看其“全文”，避免了评价的狭隘性、单一性和片面性。     

试论柳宗元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对后世文人影响甚大,中唐时期的柳宗元就是深受其影响的一位。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极力追慕屈原。当然,由于他们所处时代不同,因而不论其审美心理,还是其审美表现,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着差异。文章从柳宗元对屈原的理解与敬仰、自我形象与抒情方式等方面来探讨柳宗元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     

从两汉文人的屈原情结看其心路历程

两汉文人的屈原情结乃是其心路历程的指示器,借助于它不难看出两汉文人的心路历程主要经历了三大转关。第一次转关发生在武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前期的良禽择木、轻于去就转向西汉中期的别无他择、倾心事主。第二次转关发生在元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中期的别无他择、倾心事主转向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第三次转关发生在安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转向东汉后期的积极干预、舍身匡救。     

试论屈原和李尔王发疯时的精神追求

本文比较《屈原》和《李尔王》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发疯”时的原因及其精神追求。屈原的精神追求更完美，道德品质更高尚。     

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

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焦点在于,班固以屈原为“贤臣”,王逸则强调屈原是“忠臣”。班固的读屈原,继续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的“士不遏”主题,却变同情的愤怨为明哲的平静,于是带出了认为屈原过于激烈的批评。王逸的读屈原,则由士不遏的命运感伤而弘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从而也弱化了屈原的怨君疾世之情。他们转变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士人阅读屈原而注重情感的接受维度,将理性的阐释放在了阅读活动的首位。并使士不遇的哀伤与忠君眷国的坚贞成为屈原阅读史上的两大主题。     

德山与楚文化和屈原

半个世纪以来,考古部门在常德德山发掘楚墓近千座,出土大量珍贵楚文物,并尚有千余座楚墓未发掘。这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常德德山是一处楚文化繁荣之地。从古籍记载来看,德山一带时称“枉渚”,是楚国江南一处要塞之地,极可能就是楚国“洞庭五渚”之一。屈原在沅水下游一带留有许多踪迹,屈赋《涉江》中明确提到“朝发枉渚,夕宿辰阳”,可见德山一带是屈原十分熟悉、经常往来的地方。     

元散曲中"扬陶抑屈"的价值重估

元散曲中,涉及陶渊明和屈原的作品很多,但与前代相比,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二人的评价则大不相同。对陶渊明无一例外地褒奖有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明智、高洁、旷达、淡泊的智者和隐士,一位率性、潇洒、豁达、闲适的饮者和诗人;而对屈原,在承认他文才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对于他的思想和行为所投以的质疑、否定,甚至是讥讽的态度,从而形成“扬陶抑屈”的特殊倾向。这一价值重估不仅与元代文人地位低下的社会环境和科举制度废除的政治制度有关,而且与元代士子的处世之道有关。他们把积极入世的屈原视为“仕”一极的代表,把退隐山林的陶渊明视为“隐”一极的典范,在仕与隐的价值取向中更显示了他们抛开“兼济天下”而走“独善其身”的人生选择。